妈咪呢喃怎么样，请问妈咪

为了改善家庭环境，吕芳在高龄时答应替人代孕生子，孩子生下来后，吕芳离了婚，而她指望的那笔代孕费用，也被对方赖账，不但没有酬劳，对方甚至带着孩子“侵占”了她新买的家。整整四年时间，吕芳几乎每天都奔走在法院和律师事务所，为自己讨公道。2015年4月，吕芳打电话求助，希望能帮她走出困境……

荒唐的“代孕致富”，

一盘从开始就输了的棋

2015年五一刚过，41岁的吕芳踏进位于解放碑附近的亿安律师事务所，对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农村妇女来说，这扇门神圣又恐怖。因为前两次的官司，她都是输在某个律师的巧辩之下。在与律师沟通的间歇，吕芳向记者讲述了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出生在重庆长寿区明月山下，20岁时嫁给了邻村的何因龙。老公人很老实，每天到山脚下开摩的赚钱养家，我则给一些来山里玩的城里人擦皮鞋。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让我们的开销骤然紧张起来，我有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2004年春节过后，我去重庆打工，投奔已嫁到那里的姐姐。想赚点钱把老公孩子接出大山。我白天背着鞋箱在观音桥附近擦皮鞋，一天下来能赚个30多块钱，晚上就帮着姐姐做点家务。因为信誉好，生意慢慢好起来，有了一批稳定的客户。

2005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卖水果赚钱，我考察了一下市场后，觉得可以做，便四处张罗租库房、找货源……2007年的夏天，我从海南贩来的一车皮菠萝出了问题，不但血本无归，还欠下近三万块钱租库的费用，就在我欲哭无泪的时候，吴仁军来了。

吴仁军比我小两岁，是重庆本地人，一个搞装修的小老板，以前经常找我擦皮鞋。知道我的遭遇后，他对我说：“有个赚钱的事，你看愿不愿意搞。”

我忙问他是什么事。吴仁军神秘地对我说：“就是代孕。借你肚子生个孩子。”我虽然在外打拼很辛苦，但绝不做对不起老公孩子的事。吴仁军见我态度坚决，没有再说什么。晚上，他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三十多岁了还单身，家里催婚催得厉害，我就想生个孩子回去交个差。只要你愿意，生男孩给你20万、生女孩给你10万。”

那个晚上，我哭了，觉得生活是把我逼到了绝路，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黎明时，房东把门敲得咣咣响，要我还钱。我吓得躲在被子里不敢出声。

房东走后，我同意了吴仁军的建议。但要求签订个合同，我要最大可能地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交易，吴仁军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他就把代孕合同拟好给了我，我们双方签字并按了手印。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诚意，他还找了个自己的朋友，出面做证人。

关于吕芳说的这个合同，记者在采访中并没有见到。据吕芳说，生下孩子后，她拿这个合同找吴仁军讨钱，但吴仁军却顺手把它撕了。而吕芳败诉的原因，也是因为失去了这个最主要的证据。记者几次陪吕芳寻找当初吴仁军与其签订合同的见证人刘某，都被其拒之门外。而对于记者提出的疑问也闭口不答。

在采访中，吕芳告诉记者，与吴仁军签订完合同后，她本主张人工授精，但吴仁军说这样的话要很多钱，要在给吕芳的报酬当中扣除一半。而且成功率也不高。想到只要忍受一年，就能换笔钱回家，她咬牙同意与吴仁军同居。而吴仁军在供词中也一直强调两个人是同居关系，自愿生子。对此，吕芳百口莫辩……

噩梦从孩子降生开始，

是代孕是同居各执一词

吕芳说，在与吴仁军同居几个月后，她就怀孕了，趁着肚子还没大起来，她回了趟家，和孩子们呆了几天后就离开了。

不久，何因龙还是听到了风声，四处疯狂寻找妻子，终于从妻姐那里知道了吕芳新的地址，强行将她拉回家，逼着她打掉孩子。吕芳纠结不已，十几万近在眼前，现在打退堂鼓太亏了。

回家第三天，她趁何因龙不备又偷偷跑回了重庆。为了躲避老公，她跟着吴仁军多次搬家。从凤城搬到川维，再从川维搬到重庆。用吕芳的话说：“这笔代孕费，我是志在必得，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怀孕，本来就会遭人诟病。记者在明月山采访时发现，当年吕芳与他人怀孕生子，让她的前夫何因龙一度抬不起头。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承认前妻在未生孩子之前，就曾对其坦白过：生意失败，要给别人生个孩子挣笔钱。但他接受不了这种屈辱，选择了离婚。

2008年11月25日，吕芳在重庆妇幼保健院高龄产女。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挺失望的。因为不是儿子，要少10万元钱。但是一想到从此可以解脱，我又高兴起来。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孩子的出生，竟是我噩梦的开始！吴仁军见我生了个女儿，脸色由晴转阴。孩子还未满月，就被吴仁军的姐姐抱走了，吴仁军也很少来看我。我对他本没感情，也没觉得怎么样，等不及坐完月子，我就把协议拿出来，让他履行诺言，给我10万元“代孕费”，我好回家。

但吴仁军却说：“什么协议什么钱？你不是自愿跟我同居生孩子的吗？”我顿时蒙了，眼睁睁看着他把那份代孕协议撕得粉碎。直到此时，我才幡然醒悟，我这是中了吴仁军的计。帮他生了孩子不说，还一分钱也拿不到。我疯狂地扑过去，要和他拼命，却被他一顿暴打，把我赶了出来。我茫然地走在街上，路灯把我的影子孤单地拉长，不知道谁家传来炒菜的香味，还有一两声孩子的啼哭，以及妈妈轻柔的呢喃。我鼻子一酸，泪水不受控制地落下来。曾几何时，我拥有着这最温馨最平凡的一切，但却被我硬生生地弄丢了。

生下代孕女儿之后，我就和老公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在凤城租了一个小房子。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进入了当地一家工厂做工，女儿被我送进当地的一所初中，我每天拼命工作，除了去接女儿，几乎不上街，尽量地让自己忘记那耻辱的一页。

2009年初，为了让我彻底走出这段阴影，我的几个兄妹凑了一笔钱，在凤城街道林苑小区按揭了一套80多平米的二手房。

我不想欠他们的，便每家打了张欠条。同时还立下字据，将来等儿子长大后，把这套房子留给儿子，希望用这个房子来弥补对儿子的伤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套房子，竟成了我和吴仁军再次纠缠在一起的导火索，也再次将我推进了痛苦深渊。

2009年6月17日，我下班后刚接女儿回家，吴仁军就带着他和我生的女儿敲门进来：“看来你离开我过得不错，不过你别忘了，你也是这孩子的母亲，你有照顾自己女儿的责任。现在女儿来看你这个母亲，应该没错吧。”

说完，他在屋子里四处乱窜着打量房子，还抱着女儿说：“宝贝，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我气得发抖，让他滚出去，吴仁军却把女儿往我怀里一推：“你能把这孩子扔出去，我就跟着滚。”看着号啕大哭的孩子，我的心都快碎了。孩子何辜？虽然她的到来只是一场交易，但她毕竟是我的亲骨肉啊。看到我抱着女儿哭，吴仁军露出胜利的微笑。后来我才打听到，原来吴仁军的装修公司不景气关了门，他打牌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债主告诉他我在凤城买了房子，他便打起了主意，带着孩子赶来了。

我对吴仁军下了逐客令，告诉他孩子若不愿意带我来带，但他必须滚出我的房子。吴仁军被我赶走后，一直不死心，每天在我居住的楼下转悠。我报警，他就藏起来;警察一走，他又折回来。

一天，他趁我不注意，偷偷拿了我鞋柜上的房门钥匙配了一把。之后，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搬了进来：“以后我们住在一起，你若敢说不，我就强奸你的大女儿，让你一辈子痛不欲生。”说完，这个畜生竟然强奸了我。

我怕女儿受到伤害，不敢再强行让他搬出去，每天都和女儿战战兢兢地活着。然而就算这样，吴仁军都没有罢休，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房间被撬开了，东西全被搬到了隔壁吴仁军住的房间。而屋子里又多住进了两个人——吴仁军的父母。吴仁军对我说：“我爸妈来照顾孩子，以后你就和我住，爸妈住你那间。”

我怎么可能跟个畜生同住一间屋子？只得带着女儿住进了小旅馆。在姐姐的支持下，2011年5月16日，我将吴仁军告上长寿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排除妨害，返还房屋并赔偿经济损失。而吴仁军以与我有共同女儿，房屋是我们同居期间共同出资购买的为由，辩称房屋为共有。6月16日，法院以同居期间我和吴仁军经济未分开为由，判决该房屋为共同所有。

接到判决书，我欲哭无泪。可事情的发展并未就此结束。吴仁军拿到法院认定的同居判决后，竟要求我每月支付代孕生下的孩子的抚养费，否则将诉诸法律。面对着这个无赖和骗子，我深深后悔当年的轻率和贪婪，但事情已经发生，我不能再后退。半个月后，我就房子和被骗代孕所生孩子的抚养费问题，上诉到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四年归家之路漫漫，

一个女人的人生囧途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了吕芳给兄弟姐妹当初打的买房的欠条，落款是2009年1月26日。

而其家人也证明钱是他们一起凑的。吕芳两个要好的朋友马阳和刘晓婷也分别作证，指证吕芳生下女儿后即被吴仁军抱走，并将她赶出门，而吕芳当初也曾向她们哭诉，自己是被吴仁军所骗，替他代孕生子，结果却鸡飞蛋打。但因为吕芳作证之人都是其亲友，故证据不足以采信。记者也曾试图联系吴仁军，但每次电话接通，都被其连篇脏话吓倒。至记者发稿为止，吕芳依然和大女儿在外流浪，有家不能归。

就在吕芳觉得无路可走之时，有个好心人指点她，打这样的官司，要找个好律师。于是，吕芳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的稻草，她没事就往律师事务所跑。几年下来，四川各地的律师事务所都被她跑遍了。为了挣钱打官司，吕芳挂靠了重庆真维家政公司做清洁工，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希望公司尽可能多安排律师事务所的清洁工作给她做，这样她就可以一边赚钱，一边打听自己的案子胜算几何。

长寿文化报记者蔡昌怀3年前曾采访过吕芳，那次的采访经历让他至今唏嘘不已。据他介绍，当年他曾陪吕芳去过位于凤城街道的家。在楼梯间，就看到吴仁军用油漆在门口写下的“谁来买房要扯皮”的醒目字样。吕芳说，房产证是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吴仁军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卖掉房子。同样的字，在屋里每个房间都有。而最让他揪心的是陪同吕芳回从前的家。

当时，他们用报社的车送她回去，没等车停稳，吕芳跳下去往屋里冲，她想抱抱儿子。但前夫何因龙死死挡在门口说：“你走吧！这里早已不是你的家，你没脸，也不配见儿子。”听见大人的争吵，他们还差几个月才满10岁的儿子跑到了楼上阳台，看见妈妈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虽然有记者规劝，但何因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初她能放下十几年的夫妻感情，做出这种丢人的事，现在我就不让她进这个家门。”而就在吕芳伤心地准备离开时，她80多岁的婆母赶出门来。曾经的婆媳，在一起抱头痛哭。老人说，在几个儿媳中，吕芳其实是最孝顺的媳妇，对老对小都很好，虽然这件事她做错了，但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只要她今后能真心改错，她还认这个媳妇。

也许就是这句话给了吕芳勇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四处打工，发疯一样地挣钱，目的只有一个——打官司让吴仁军承认当初是代孕生子。在她的概念里，代孕生子，是交易，而同居或通奸，就涉及情感，前者是可以忍受的，后者是不能原谅的。

然而，2014年7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吕芳的上诉。吕芳随即再次向重庆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官司虽然输了，但让吕芳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吴仁军自判决后，也很少出现在位于凤城街道的家，甚至一度消失在吕芳的视野里。也许，在他心里，也惊异于一个弱女子竟藏了一颗将官司进行到底的决心。吕芳告诉记者，目前自己正在积极搜集证据，也做好了将这场官司打到底的准备。

现在的吕芳，除了打工赚钱，最大的希望就是女儿能好好念书，将来考大学，学法律，不要犯自己的错误。同时，她也希望记者将自己的事写成一个教训，告诫所有的人：“赚钱是对的，但为了赚钱走‘捷径，吃亏的最后只能是自己。尤其是女人，现在市面频繁出现的卖卵子、出售子宫这类的事情，这些年我也看过不少这样的悲惨例子，有的女孩给别人生了孩子有问题，别人就不要了，自己带着个智障孩子，一辈子就毁了。所以天下女人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不要让这样的悲剧一次次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