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显588怎么样,为何古代王朝总想迁都襄樊,邓州呢
唐朝创立初年,频繁南下搞破坏的突厥着实把李渊搞得头疼。
始毕可汗去世后,眼瞅着突厥南侵的野心愈发膨胀,李渊把脚一跺,打不过咱就躲,迁都!众臣皆呼英明,只有儿子李世民跳出来唱了反调。虽说李世民的一番苦心劝说让李渊放弃迁都,可后世也有人认为,真要迁都成功,对大唐也并非坏事。
关键就在于,李渊看中的都城预选项——襄樊、邓州,位置个顶个好,不亚于迁都的“黄金地段”。
青睐这两个地方的统治者,远不止李渊一人。
决策:迁都襄、邓的纵横考量
要探秘襄、邓两地的地段优势,还是得回到李渊迁都这件事上来。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高祖放弃长安另择都城的原因,有点像“闹着玩儿”——
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徒都之。
换成大白话,大家觉得,突厥老来骚扰关中,无非是关中过于富庶繁华,但要是咱们一把火把这些都烧了,突厥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啥都捞不着了吗?
也难怪李世民一股热血直窜脑门,赶忙上奏父皇,先是把没能驱逐突厥、保护家国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又拿霍去病怎么收拾匈奴举例,明着说大唐雄兵百万,暗着指你这不打就跑算怎么回事,一通劝说下来,总算让李渊放弃了迁都的念头。
李世民逼退突厥,大显军事才干,是为后话。后世围绕李渊的这次迁都风云疑惑重重。原因不难理解,身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下了好大一个决心迁都,文武大臣还都赞同,真的能因为儿子几句话放弃吗?
正因此,总有一些人认为,李渊在迁都这场博弈里,埋下了一点别的想法。一种说法是,这可能是李渊的一次政治试探。这就得提到太子李建成的小心思了。据推测,李建成对迁都的想法高呼赞成,有那么一点基于局势的考量,更多也还是一个“防”字。防的是谁呢?正是自己的弟弟——秦王李世民。
长安距离北部国境不算远,突厥大部队一时兴起,的确能在较短时间内直逼都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抵御外敌,只能硬着头皮应战。这无疑给了李世民崭露头角、大显才干的机会。但若南迁都城、战线拉长,突厥难以短时间内入侵,平时做好边境防御就绰绰有余了,弟弟更没有出征立功的机会,这对李建成来说再好不过。从后续发展来看,这锅李建成背得不算冤。李渊放弃迁都后,李建成专程跑到父皇面前添油加醋,说弟弟这么努力地抵御突厥,就是为了独占军权,您可千万别被他蒙蔽了双眼。
影视剧中的唐太宗李世民。来源/电视剧《贞观长歌》截图
虽说李渊到底没相信太子的说辞,予以秦王放心展示的舞台,可回过头来看,哥儿俩的小心思说不定早就被李渊洞悉得清清楚楚。正因此,有人推测,李渊就是在这儿拿迁都“下套”,既要逼得儿子血性上涌,誓死护卫家国,更要敲打一二,若是想依仗军功搞事情,咱还有迁都这一招。
别急着为这番筹谋拍手叫好,有人曾做过形象比喻,迁都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普图和晴雨表,放开了说,不到非不得已,谁也不会迁都。试探的法子千百种,为何李渊独独要拿国家重地说事?
事实上,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迁都倒不像脑子一热的说辞。
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势,确实大不如前。《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自产粮食不足也就罢了,有人还发现,自唐代开始,西部民族关系变化、长安人口激增、关中平原及周边生态环境退化等等因素下,长安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实质性下降,正如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里的一通直言,昔日长安占尽地利,诸多好处,“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运粮”。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何在高宗及武后时代,洛阳会成为东都。
再者是李渊的眼光。据考证,樊州、邓州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湖北襄阳(襄樊)市和河南邓州地带(如图),那么与长安相比,这里有哪些好处呢?
襄州、邓州地理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首先便是交通便利。如果聚焦到更细节的襄州(今襄樊市),“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可谓四通八达,据《元和郡县图志》,襄州的方位距离也是相当优秀——
“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东都八百二十五里。东至随州(今湖北随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江陵府(今荆州)四百七十里。西至房州(湖北房县)陆路四百二十里,水路五百八十四里,东南至郢州(今湖北钟祥市)三百二十里。西北至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区域)三百六十里”。
除了联通四方外,战略优势也很明显。北部的秦岭、汉水无疑是天然的防御壁垒,即便是突厥深入内陆,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还能进一步加强同河北、江南一带控制,更能依托连绵险峻的山势继续同突厥骑兵周旋。最关键的是,襄州陆路、水路的交通相对便利,尤其是平坦的武关道(自长安起经邓州至湖北襄阳)和丹江航道,不管是迁都还是战时物资运输,便利度都大大提升。
武关道。来源/某年高考文综试卷
还有一件事能佐证李渊的战略眼光。多年以后,安史之乱令原本大不如前的长安更加破烂不堪。唐昭宗李晔继位时,朝廷对地方的掌控能力一落千丈。眼瞅着昔日优势不在,大家又动起了迁都的心思。宰相朱朴直接上书皇帝,力主迁都襄邓,把襄、邓的好处说得明明白白——
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
令人唏嘘的是,时权臣大将朱温听说皇帝准备迁都,担心此后难以挟制天子,跳出来唱了反调,唐昭宗也没能硬气起来,和几百年前一样,让迁都襄邓,终成了一场空梦。
兵家必争:襄樊的烽火狼烟
李渊的眼光好是好,却也算不得独到绝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襄、邓之地早就成了大伙儿眼里的“香饽饽”,甚至跃升为迁都选址的“黄金地段”。
这两个地方是怎么入了法眼,还是得说回迁都。据考证,中国历史上迁都并不罕见,然而也并不平常。古代社会,国都往往被视为王权的象征和王朝统治的权力中心,甚至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一旦选定国都,通常都会稳定下来,一旦考虑迁都,要么是扩大政治势力,弘扬国威,要么是被动迁移,暂避危险与锋芒的权宜之举。比如刘邦得胜后,到底迁都关中还是迁都关东,谋士内部也是争论不休,前前后后历经诸多考量,最终迁都关中,助刘邦实现了“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战略愿景,为西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可见,迁都的选址可不是那么容易,能让皇帝举宫迁徙的地方,至少得对国家发展有着特别的益处。
在这一点上,襄、邓都算是高分上榜。
很多人认识襄樊,来自诸葛亮的“隆中对”。据考,诸葛亮所居的隆中,正是今天的襄樊市城西。不过,能在历史上留下的笔笔重墨,襄樊的实力远不止此。
影视剧中的“隆中对”。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从地理位置看,大致是今天襄樊市(2010年改名襄阳市),地处湖北省西北部,南阳盆地南端。实际上,古时以汉水为界,襄阳实为两城。北为樊城,始于西周,因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此而得名,南为襄城,建制于西汉初年,因县治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都说天时地利,襄樊的地利有多“利”呢?地据南阳盆地南端,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荆豫。春秋战国时期,襄樊便是楚国和周天子交往的通道,两汉到隋唐时,凭借从长安、洛阳至江陵的驿道,牢牢把控着沟通南北政治的大动脉,更成为“南船”“北马”的汇集地,荣膺“七省通衢”之冠。
这个地段有多重要呢?忽必烈预备南下攻宋,降将刘整献了一计,便是拿襄樊开刀。刘整是这么解释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事情也如他们料想,控制了襄樊,如同拿捏了把控南北的要冲。1269年,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围困了襄樊三年。1273年随着樊城被攻破,南宋的统治也开始了倒计时。
要成为都城,光地理位置优越可不够。襄樊的其他条件恰恰都能拿得出手。
都城自然得城坚壁硬。从区位来看,襄樊西部山区物产丰富,东部和中部多位低山丘陵与广阔的冲击平原,河谷开阔、土壤肥沃、土层深厚,再加上水源充足,为发展农耕提供了绝对的便利和优势,考古学家们也发现,早在5000多年前,襄樊地区就开始了水旱作物并种。所以,别的不说,就论繁荣富饶,襄樊基本没输过。相传,刘禹锡的那首《堤上行》便是来到襄樊览胜时,为闹市盛景折服所作,一句“洒堤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便足见当时襄樊的车水马龙、商贾繁盛。《唐书》记载,襄樊的油漆工艺在天下极富盛名,丝麻织品和手工产品也属于全国领先水平。百姓生活得有滋有味,不仅被王维盛赞“襄阳好风月”,李白笔下的“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提。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也足以证明其富饶安乐。
今襄阳市。摄影/王运江,来源/图虫创意
抛开这些,一江汉水、一脉秦岭更会成为战时必要的天堑壁垒。种种优势加成,自古以来,襄樊屡屡在狼烟中激起各方争斗。比如,群雄争霸之中的襄樊之战。留守荆州的关羽便目指襄阳,企望打通前往许县、洛阳、兵进中原的关键门户,其后水淹七军,威震四海。后来曹操智联孙权,蜀失荆州,关羽命陨,三国形势继而变化。看似不起眼的一城,却如精妙的支点,撬动了一段风云往事,更开启了诸国的命运转折。遑论其后岳飞收复襄阳、李自成进占襄阳、张自忠枣阳抗日……
烽烟燃起时,襄樊或许已被推至兵戈的焦点,权谋的漩涡、历史的中心成为“迁都”的备选项,自然也是题中之义。正如有人感慨,襄樊没有帝王之都的深沉厚重,像个秀丽的姑娘,默默记忆着曾经的商贾汇聚、兵家必争。
上榜:邓州的绝佳区位
和襄樊齐名的,是邓州(今河南省邓县)。
樊邓之地,相距甚近,身世和故事也同样传奇。如果说襄樊是兵家必争,那邓州几乎是内定的“国都”选项,据粗略统计,光是作为迁都城市提名,邓州就喜提了六次。
从出身来看,邓州就不一般。相传,炎、黄二帝时,有一个以邓为名的部落在邓州一带活动,部落首领还曾跟随黄帝参加蚩尤的逐鹿大战。不过,放回现实,邓州原为西周时的邓国地,春秋时归楚,称"穰",北魏太和二十一年为荆州治,隋开皇三年才改称“邓州”。
邓州的地理位置如何?乾隆年间的《邓州志》说得很清楚——
南列荆山,后峙熊耳,宛叶障其左,那谷拱其右,据江汉之上游,处秦楚之扼塞,沃野千里,地称陆海。
也可以结合现代地图区位来看,邓州几乎是承南启北、连结东西的轴心。地处中原腹地,“左襟白水,右带丹江”“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控荆襄”。
今天的邓州市位置。来源/百度地图
地理位置外,更优越的是邓州的区位条件。大片大片的冲积平原加上适宜的温度和降水量,为邓州的农耕发展扫平障碍,境内湍河、赵河、严陵河、刁河等丰富的河流资源,更让邓州成为战时“粮仓”的不二选择。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就曾在穰城(今邓州)南郊开挖运河(今小漕河),让邓州充分发挥粮仓作用,为前方的“赤壁之战”保驾护航。
曹操之外,更多的统治者把邓州推到了更高的战略地位——都城,据载,邓州在历史上先后做过四次都城——大禹之都、邓国国都、楚国别都、李自成新顺国临时之都,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次。明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建立“新顺国”,襄阳被改名襄京,成为临时国都。刚过两个月,李自成做了个大胆决定,移都。新都城的选址,就定在邓州。在这里,李自成确定了北上路线,经南阳,破潼关,不久后,大明王朝的统治宣告终结。
李自成。来源/电视剧《江山风雨情》截图
看重邓州的还有别人。公元588年,枭雄高欢将入洛阳,基本控制了北魏,时任统治者孝武帝元修曾动过迁都邓州的念头,希望以此靠近荆州和梁朝,躲避高欢的锋芒,方便日后跑路。无独有偶,南宋建炎元年,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兵,高宗赵构也差点把都城迁至襄邓,避开金人的强势进攻。大臣们还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
只是,元修和赵构的算盘都落了空,更为戏剧的是,这些同襄邓关联的迁都尝试,往往都与兵临城下、躲灾避难相关,大多以失败告终,其后紧跟着的,往往便是大厦倾颓,王朝覆灭。
如同朱朴上给昭宗的那道折子所言——
襄邓之地,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
面对侵略,当唯一的对策只剩下迁都、把存续的可能寄托于山地天堑,命运的齿轮或许也已悄然转动。迁都自此也成为一方棱镜,几番折射,便能带我们窥探一朝王朝兴衰,历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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