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简介（乔家大院的乔致庸简介）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

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电视剧中的陆玉菡是虚构的，6妻中没有陆氏，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个人资料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父亲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

乔家大院

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 面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为人处事

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

乔致庸

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孙， 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这时”在中堂 “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由于他善于谋划和经营，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家大院里面乔致庸的赞文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 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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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

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格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后人评价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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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