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陶艺店市场怎么样，景德镇捏泥巴的地方哪里

疫情之后，景德镇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官方数字中，2022年有3万外来人口“漂”在景德镇。根据景德镇人口普查数据，过去十年，这座四线小城的人口呈现净流入趋势，与国内大多数四线小城人口流出和减少的现状相反。

而对于身处景德镇的外来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感受与发现是：无论是在集市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同类、同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来自北上广深、武汉、成都、昆明等城市，想转换职业赛道，又或者在就业压力、实体经济受冲击等种种因素影响下，来景德镇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他们也被称为“景漂”。

文 | 祁十一

编辑｜王海燕

来到景德镇的年轻人

陈瞌瞌原本是去上海找工作的。今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绘画系的她，在上海做过实习、接过插画。3月，她先去了杭州，参加一所学校的招聘面试。到了后才被告知，面试时间有变，另行通知。她转身就去了上海，住进姐姐家，准备参加青浦区学校的招考。

“我们专业的很多同学，毕业后都会考编、当老师。”陈瞌瞌说，她原本也是这么计划的，没想到去上海没多久，赶上疫情，封了三个月。那期间，正常情况下能喝到的奶茶、吃到的火锅，被完全隔断了。社区发的小面包，她以前都不会吃，那段时间一次能吃下5到10个。封闭结束，她长了10斤。

而最大的改变是：想法变了。“没毕业的时候，还是想有一番作为嘛，去北上广闯一闯，看看自己的上限是什么。”她说。那之后，她不再强求，因为错过了杭州和青浦的招考，就回到家附近的武汉找了小学陶艺老师的工作。

虽然是小学老师，但陈瞌瞌没有编制。武汉这个区所有小学的陶艺课都是一个老板承包的，她和同事都是这个老板的员工。因为收入不高，课程负担重，陈瞌瞌只做了半个月，就和三个同事一起裸辞了，随后大家一起，跟着清华美院毕业的同事，去了陶瓷之都景德镇，来了一趟“深度游”。

在景德镇转了一圈，陈瞌瞌就决定不走了。景德镇市区很小，是一个典型的四线小城。陶艺工作坊，基本集中在附近的村子里，湘湖、三宝等，有山有水，贴近自然。陈瞌瞌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学陶、做陶、做手工、摆摊，大家很容易打成一片。不工作时，大家就结伴去爬山、溯溪、烧篝火。

《我是你的瓷儿》剧照

另一个经历了上海疫情封控后来到景德镇的年轻人是大梦。大梦之前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两年运营。日复一日在公司与家两点一线之间奔波，除了办公，每天的移动路径是工位－厕所－会议室－工位－楼下餐馆。即便一天没做多少事，到家后却觉得很累，只想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完了又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加上KPI的压力、领导的评价，去年中，大梦裸辞了。此后过了很长一段不上班的生活，在找工作和尝试做自由职业者之间摇摆。但在上海经历了三个月封控后，她彻底放下了。“在一个地方蹲着，还不如出去感受一下心脏的跳动。”她说。

《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大梦向来有囤积习惯，居家期间并不曾遭遇物资短缺，但也只能靠退出微信群聊、不看手机、读毛姆小说《人性的枷锁》，度过那段漫长的煎熬。8月，上海已经恢复生活秩序，有一天晚高峰，裸辞已久的她，再次见证了上海地铁里沙丁鱼罐头般的拥挤。站在仅有的立锥之地，她看着身边的人们无论是坐是站，全都低头注视着手机，那个场景让她觉得很压抑。

很久以后，大梦才能准确形容那一刻自己内心的震动和决绝。她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个简单清晰的想法浮现出来：不工作了，去流浪。九月，在大理的咖啡馆做完义工，大梦也来到了景德镇，和陈瞌瞌一样成为三万“景漂”的一员。

为什么是景德镇

“我能在这里留下来，主要还是房租、物价很低。”陈瞌睡说。在同事帮助下，她很快就在湘湖村找到了房子。景德镇陶瓷大学就坐落在湘湖村，这里有很多村民自建房，也是陶大毕业生、外来青年们租房的集中地。陈瞌瞌租的是一居室，40多平，厨房、卧室、客厅、卫生间一应俱全，还带一个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山，山上一大片竹林，月租只要500元。

《凪的新生活》剧照

她还找了一份在小学教绘画书法课的兼职，每周去两个下午，上五节课，一个月能有800块收入，可以覆盖掉房租和交通，这给了陈瞌瞌基本的安全感和踏实感。工作的地方在市区，距离住的地方有7公里。她租了辆电瓶车，一个月130块，骑行20多分钟就能过去。

低廉的房租和物价，也是大梦和朋友留下来的直接原因。9月来到景德镇后，她和朋友租了一个月的酒店标间，600块。一个月后，她们本来打算离开，继续流浪，结果遇到一个房东，愿意以1200元的价格租给她们一套三居室。她俩又找了一个朋友，三个人合租，签了6个月合同，算是暂时在景德镇安稳了下来。相比之下，景德镇的房租比大理还低。在大理，一间条件还不错的带卫生间的标间价格，约在800元到1800元不等。

《河畔须臾》剧照

同样低成本的，还有做陶。做陶是很多居住在景德镇的人主要生计来源。景德镇也拥有完整的陶瓷产业，从培训、制作到销售，这里都一应俱全。

来自昆明的刀刀原本经营实体店，高峰时期开了7家店，收入可观，但疫情的影响让实体店生意越来越难做。今年夏天，她便关掉了所有店铺，来景德镇学陶。这里遍布着陶艺学校，既有全日制的景德镇陶瓷大学，也有许多市场化的培训学校，学习时间从7天到14天再到一个月甚至更久，费用从1000出头到5000多不等，无论是是初学者还是进阶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刀刀在琳琅满目的课程中花4000多元报名了一个月的课程，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制作陶瓷的全过程。

陈瞌瞌在云南念大学时对陶艺有过粗浅的接触，来景德镇后选择自学。学了十年画画的她，将重心放在了在陶瓷上画画，专业术语叫做“釉下彩”。画画所需的盘子、杯子等，她以购买成品素胚为主。在素胚上完成绘画后，她只需上釉和高温烧制。

《我是你的瓷儿》剧照

景德镇陶瓷产业链的完整，让她作为初学者也可以完成整个产品。素胚和釉的购买在当地有许多选择，而景德镇大大小小的公共窑，让她不必花较高成本去购买独立窑，只需将画好的碗盘拿到公共窑口去烧制，以很低的成本一次烧上10个8个。

在陈瞌瞌的了解中，很多技术成熟、很厉害的手艺人无法离开景德镇，就是因为这里产业完整。比如，“全国能烧高温的窑不多，但景德镇就很多。”她说，高温窑需要达到1250度到1300度，一些瓷器比如青花瓷，都需要达到这样的温度。

而在这里做出一个成品的成本也不高。陈瞌瞌算过账，一袋可以烧三个杯子的泥，只要7块钱；她买来画画的成品素胚（杯碗碟等），一个约在6块左右，最贵也就35块；画好画后，需要上釉，3到5块；再拿到公共窑去中高温烧制，一个3到10块。还要算上陶瓷烧制过程中的残次品率。陶瓷的瑕疵率特别高，放十个到窑口，能开出三到五个无瑕的就很不错。她拿去卖的，就是最好的一个。虽然最主要的成本，在于她画画所付出的技术、精力和时间成本，以及过往学习的沉没成本，这些都是无形的。但从物质成本来说，确实很低。

放在窑房里上了釉等待烧制（陈瞌瞌供图）

在陈瞌瞌看来，这也是景德镇能留住一部分年轻人的原因。“创业做别的很难，做这个成本就很低。再加上房租也低，氛围也好，滋养着你。”她说。

阿Ken是景德镇乐天陶社教育中心主任，他说疫情的冲击也不是没有影响到景德镇。尽管三年来，景德镇本土几乎没有发生过疫情。但大环境影响之下，2020年阿ken还是目睹陶社附近的10多家店铺倒闭、转让，也有很大的公司从景德镇退出离开。但年轻人仍在这两年大量涌入，以个体身份在此学习和创业、做工作室。

《我是你的瓷儿》剧照

他在乐天陶社教育中心接触了世界各地前来学习陶艺的人们，既有全球500强企业的高管，也有新疆的瓜农。80％都是女性，年龄分布在21岁到35岁和50岁到60岁这两个阶段，35岁到40多岁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他们要么出于个人兴趣、当作业余爱好来学习，要么是想转换职业赛道、把陶艺作为新的发展方向。而在所有来学习的人中，约有10%的人会留在景德镇从事这一职业。

“相比铸铁、焊铁、雕塑等艺术，你想入行很难。陶瓷门槛低，入行的经费不用太高，设备也不用买得太贵，对新进入者很包容。” 阿Ken说。

市集与直播

低成本和完整产业链之外，景德镇能留下这些年轻人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市场。如今，“集市”成为景德镇的个体陶艺人售卖作品的重要场所。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就会有大大小小的集市，其中以乐天和陶溪川两大集市最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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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 陈瞌瞌在景德镇摆摊的第一个月，她在乐天市集附近的“野生”集市上卖出了20多件自己手绘的陶瓷碗碟，收入3259块。这给了她在景德镇生活和创作的动力，也有了底气不再接受父母的资助。

陈瞌瞌的作品（受访者供图）

大梦迄今在路边摆过两次摊，第一次卖出两个自己做的盘子，一个30块，一个40多块，但她知道这是偶然。她记得有一个买她盘子的姐姐，是因为拍了她们坐在地摊前的照片，“她说我们笑得很开心，很有感染力，大概因此买了盘子吧。”大梦说。第二次，她又在一上午卖出了五件产品，同行的朋友也卖出了好几件。

陈瞌瞌和大梦都发现，在景德镇，个性是被包容和接受的。“你做年轻人的东西，哪怕看上去奇奇怪怪，也会有人喜欢。”陈瞌瞌说，她认识一个上海来的女生，学理工科的，在手工方面完全零基础，她会串珠子做首饰售卖，或者自己捏小泥人，头上开个小洞，做个香插，也会有人买单。

乐天陶社社长郑祎是景德镇陶艺集市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人，她1963年生于剑桥，1997年成为香港乐天陶社社长，1998年第一次到景德镇，此后每年都来。当时她就意识到，景德镇最重要的是：要留住年轻人，给他们平台。“我98年来的时候，景德镇做陶瓷的基本上是中老年人，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生毕业就离开，因为这里没有他们可以发展的平台。”她说。

《景德镇》剧照

2005年她在景德镇成立乐天分社后，开始邀请国际上的知名艺术家来景德镇驻场。2008年，几个年轻人向她求助，想在乐天门外卖东西。她应允，让他们叫上朋友，到乐天的院子里摆摊。此后十多年，乐天集市发展起来，并带动陶溪川等更多的集市，为景德镇做陶的年轻人和游客提供了交流和交易平台。

疫情之后，直播也在景德镇出现。陈瞌瞌去公共窑烧窑时就遇到过做直播的人，对方看了陈瞌瞌的作品后，还加了微信，为以后拿货合作留下机会。公开数据中，截至2021年7月，景德镇陶溪川直播基地登记注册陶瓷商家已有1200多户年销售额30多亿元，占据了国内某主流直播平台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八成。

对主播们而言，这里接近货源地，有大厂批量生产的陶瓷产品，也有风格各异的手艺人及其作品。尤其是每周末集市上占主流的独立手作人，手作量小、供货不稳定、价格不固定，但“粉丝爱看”、“再小众都有人喜欢”。

“捏泥巴”

对于涌入景德镇的年轻人而言，陶瓷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体验。

陈瞌瞌是在捏泥巴后，发现“泥是很神奇的东西，它是扎根在地上的”，触碰它的人也好像跟着扎根在地上。“捏泥巴的时候，你的两只手都沾满了泥，没法玩手机，必须专注捏泥，那种专心做一件事、远离手机的感觉太好了。”她说。她也明白了什么叫做“烂泥扶不上墙”——“你做完陶艺就知道什么叫’烂泥’，就是水分太多的稀泥，它是永远筑不牢的。”而一份水分适中、很饱满的泥，慢慢在手里成形的过程，带给她太多欣喜。她看着它变成一个成品、一个坚硬的瓷器，切身体会到“手工的感觉”。

陈瞌瞌在集市上摆摊（受访者供图）

她用陶艺为自己做了一个杯子，用她自己的话说，“看上去很丑，颜色烧出来都是黑的”。但她却超级喜欢，喝水只用自己做的杯子，“喝什么都香”。

捏泥巴也让大梦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拖泥带水”，“拉胚的时候，水太多就变成了泥浆，不成形，拖拖拉拉的。水太少又会太燥，水分一定要刚刚好。”她说，“那时就觉得，天哪，我从来没有对一个成语有这么深的体悟。”

她发现捏泥巴很像大城市里大家花钱去上的“冥想课”，“沉浸在拉胚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打扰自己，深挖自己的内心，体会到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她还体会到什么叫“不急”和“温柔”，“以前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来这边后才真正意识到你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大梦说，在景德镇遇到很多裸辞的同类人的她为此感叹：“越来越多的人裸辞来景德镇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以前对工作生活中的处事原则是没有那么深的理解的，但到了这儿做手作后，就特别深刻地理解了。”

以陶艺为核心， 陈瞌瞌认识了很多朋友。这段时间，夜晚渐趋寒冷，大家会点燃拾来的枯枝木柴，伴着溪水流淌声，围坐一团，烤火、煮茶、夜谈。夏天有时也和一群人去烤火，她注意到有人会用手指拍打椅子腿，弹奏音乐，或敲水桶发出特别好听的声音……“大家都很自得其乐，没有条条框框的东西。” 大梦和陈瞌瞌高频使用“治愈，开心，活在当下”这样的词语，形容如今在景德镇的生活。

陈瞌瞌和朋友们聚会（受访者供图）

阿Ken是新加坡人，9岁接触陶艺，20岁服完兵役，就来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读书，如今在景德镇生活了快十年。他承认这里“有一点乌托邦”，“可以自由创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太僵硬，谈论的话题很少是房价、股票、投资，大部分是你何时做陶、几时烧窑，比较专注于技术和创作。”

阿ken也总结了一条规律：两年，是前来景德镇的人们的一道槛。若能待够两年，便可能在景德镇待上更长时间。“前半年到一年，还处于对陶艺的新鲜感中，充满热情。一年后，各种问题、麻烦和枯燥感就出来了，这时是否能继续，会是一个考验。”他说，能做到两年，才是在这个行业真正开始。

《海街日记》剧照

即便有才华、想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面临种种外界阻碍。郑祎来景德镇20多年，见过不少让她惋惜的人与事。比如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来了景德镇做艺术家，每个月有2万块收入，最终还是在父母的压力下去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又或者，一个有才华的女生，“做的东西很漂亮，很有定力”，结婚后却整天帮老公做他的事业、放弃自己的事业。

陈瞌瞌不知道自己会在景德镇待多久，经历了上海三个月的居家隔离，她如今“不敢”再有规划，唯一思考的事情是找到自己绘画的主题，而不是今天画蝴蝶、明天画小猫。

大梦则打算先待着，学习，生活，尝试，这里生活成本低，积蓄还能支撑一阵。她的生活时而会被朋友、网友当作“躺平”。但大梦知道，这段日子有多开心，也与“躺平”相距较远。以前上班时，她每半个小时就要去趟厕所，或者便利店，“划水”和“摸鱼”是常态。但做陶瓷后，她时常可以一做就是一两个小时，厕所也不上，一天能做好多事。而她目之所及，这里的手艺人们大多如此。

比如被同事们称为“卷王”的阿ken。无论是平时还是周末，他时常7点半就去公司，先做自己的陶艺作品，9点到17点履行在乐天教育中心的职责，下班后又继续做自己的作品，直到晚上九、十点。“人生很短，时间很快”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语，所以要“只争朝夕”。

排版：田甜 / 审核：同同

（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祁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