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祯怎么样，西南联大如何做到培养出那么多人才

中国有这么一所大学，它只存在了八年，几乎与全面抗战的八年同步，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烽火岁月里，这所大学为中国甚至世界在学术的各个领域贡献了一大批顶级人才：

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臣中三分之一，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都来出自西南联大；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曾求学于此；后来成为**亚洲研究学会会长的何炳棣，沃尔夫数学奖得主陈省身，首届证明自动化奖得主王浩都受过联大的影响，进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于是有人不禁要问，在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代，西南联大为何培养出那么多人才？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有人回答过了。上世纪60年代邹承鲁院士就给出了答案：自由。

当时的西南联大有三个校长，分别是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经常在重庆，为学校争取经费，蒋梦麟主要搞外交事务，于是管理学校的重担就落在了梅贻琦的身上。

早在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就发出了至今仍为人熟知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条件艰苦，教育经费时常捉襟见肘，为了盖教室和学生宿舍，不得建造茅草房，好在昆明地处亚热带地区，没有过于明显的四季变化。

联大的师生不仅要面对艰苦的生活，还是时常躲避日军发动的空袭。据联大的学生回忆，每次空袭警报拉响的时候，梅贻琦始终拿个一把雨伞，态度从容，一边走一边疏导学生离开。联大的成功，和梅贻琦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校长的梅贻琦为联大聘请的教授，都是当时的顶级大师。梅贻琦作为行政人员，并没有为教授画出条条框框，而是给了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舞台。

联大教授上课没有统一的教材，即便教授的科目一致，甚至征引的材料一样，结论上也是大相径庭。国学大师钱穆从执教北大开始，一直讲授中国通史的课程，这一习惯直接延续到了西南联大。钱穆是典型的的旧文人出身，二十四史大部分读的很熟，上课旁征博引，又叫好又叫座。

留学归来的雷海宗教授，同样讲授中国通史，确是采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雷海宗受到斯宾格勒的影响很深，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和生命体一样，在经历了成长和高度繁荣之后，最终会走向灭亡。雷海宗教授的课程与钱穆完全不同，同样令学生们趋之若鹜。

甚至有的老师到了期末考试，都没有讲完学期初所规划的那样。联大的这种风格后来被台大继承，台大求学的作家杨照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的台大念书的时候，学长和他说，上明史课的老师讲了一个学期，朱元璋还在当和尚，也就是只讲到元顺帝，那么他脱口而出，那老师为什么不去上元史，他说出口后，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已经预料到，如果老师讲元史，期末成吉思汗还在草原上。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台大，台大的班底都是包括傅斯年、毛子水在内的北大师生，而这种讲课的方式正是源自联大。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自由。就拿人文科学而言，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如果学习人文科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只是去背诵，就完全不需要老师讲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自己去查就可以了，尤其是网络如此发达，人的记忆力无论怎么强大，在海量的数据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老师呢？因为老师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后回应学生的质疑，最终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正如韦伯所说，学术的真正目的就是超越。

实际上，早在孔子的时候，就已经应用了这种方法，孔子从来不会设立标准答案，而是依照学生的不同来给出适合的答案，论语虽然不是孔子所写，却相当大程度上忠实的记录了孔子的言行。

论语中关于“仁”就有众多解释，这本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种体现，可惜后世的酸腐文人非要统一一下，结果相互攻讦，穿凿附会。到了明清，八股文兴起之后，直接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作为标准答案，多元思想至此完全扼杀了。

联大宽容自由的环境，甚至培养出了很多“大逆不道”的学生。

杨振宁在联大的时候，就已经名满校园，他的父亲杨武之当时是联大的数学系主任，有一次数学考试，一个学生用新方法解题被杨武之打了个大叉，结果那个学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甚至和杨武之辩论了起来。

杨振宁有一次与同学黄昆讨论爱因斯坦晚年的论文，杨振宁居然说爱因斯坦老糊涂了。此话一出，周围正在喝茶的同学差点一口水没喷出来。

实际上，说这些学生狂傲也好，“大逆不道”也罢，却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进步正是由这些人推动。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里，三代是黄金时代，距离当代越近，社会越是堕落，孔子不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李白非常羡慕曹植，吟诵出“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就是到了清末，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写道，“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

当然，尊老是美德不应该废弃，但是知识上没有论资排辈，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联大的师生是真正的爱国者，这种情感的迸发和自由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正因为他们自由，内心便没有羁绊，他们的爱国情感便不会与利益挂钩，也不是爱某个政权，而是爱中国的文化，真正发自内心的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变好，因此更加纯粹，更加值得大书特书。

这种爱国情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最真实的写照。

联大的教授大部分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人，他们中有的人既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他们既了解中国曾经的文化昌盛，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满目疮痍。

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从日本学习二手西方知识，只学皮毛便开始向国人推销不同，出过国的教授们真的是学习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

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和胡适同门，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被**大学选用为教材。

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期间师从诺贝尔得主珀西·布里奇曼。他不仅将先进的物理学知识带回了国内，还成为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叶企孙，中国近代的物理学发展之路将会多么坎坷！

陈寅恪一生没有学历，以一种传统游学的方式求学，归国后，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学术拉回到中国来，陈先生曾经说，“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当时中国的汉学研究不仅不如巴黎，甚至和日本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

陈先生联大时期写成的作品往往透露出一种现实关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隋唐制度源自西北，就是说即便是留下了大后方，中国也能复国成功。

有这样的老师，他们的学生怎么可能不优秀？

先来看看晚清留学生的状态。晚清留学生有的是政府捐助，有的是自费学习。这些留学生的装扮和鲁迅在藤野先生描述的差不多，“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这些留学生中只有少部分为了求学而来，大部分是为了给自己镀金，用几年的日本留学换取归国后的锦衣玉食。课程上不仅不用功，对问题的阐述也是故弄玄虚。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这样描述晚清日本留学生：“然其所学者，必先曰政法，业喜速成，义避艰深，一知半解，高谈放论，以其时势所趋，能动当路，乃遂倒持太阿，妄指邻邦之瑕疵，纵意毁刺，投国人耻败思报之情，迎大吏求名急功之意，往往因以博取好官，菲薄自用。”

到底是什么导致学生的这种行为呢？内藤湖南带着对文化的憧憬和留学生所作所为的疑惑来到中国，他最后得出结论，这种风气在国内已经养成。

反观经过西南联大洗礼的留学生，则是另一副模样。他们觉得自己的未来是光明美好的，整个社会的前景也是一天一天好下去。

何炳棣旅美之后，发现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并非起源于本土，他很生气。但是作为学者，必须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泼妇骂街，反而更加让人瞧不起。之后何炳棣利用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等科学工具，研究分析出土文物和文献，证明了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说。

鸦片战争不仅意味着近代的开端，而且直接将中国人的自信满满地消磨殆尽，甚至一度认为中国人的智商比不上欧美人。

但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直接否决了中国人智商不如白人的荒谬说法，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候的致辞是这样的：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任何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极其荒谬的，这种说法旨在割裂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时期是汉唐，而汉唐也是最开放最包容的历史朝代。

汉代开创的丝绸之路虽然以战争为目的，最终促成了文化的交流，汉武帝临终托孤的重臣之一金日磾是匈奴人；唐诗中关于中外交流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

我想，不论怎么赞美西南联大都不为过，而用我的话来结束本文又显得苍白无力，那最后就一起来看联大的校歌吧！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