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粮油店怎么样，在福州第三中学的学生生涯怎么样

如今气派的福州三中校门

1969年，福州军区后勤部从城区的中山路搬到了位于梅峰的原福建农学院。我们这群孩子也随着大院的搬迁，从都市来到郊区，从冶山脚下、欧冶池畔、中山堂旁，来到了绿树成荫、果树满山、耕田阡陌、楼房栉比的学府校园。

随着住所的迁移，我们就读的学校也随之发生的变化，从福州十九中转学到了福州三中。文革期间，学生们按地域就近分配学校，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统统到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无论你就读的学校曾经是重点还是非重点，统统不论成绩一视同仁。

三中与十九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省重点中学，一个是只有初中的普通中学。据说福三中成立于1942年，开始叫“福州市立初级中学”，1952年才改名“福州第三中学”，老有年头了。我们很幸运，由于家庭的搬迁，从普通中学转到重点中学；我们很淡然，那个年代，读书无用，上山下乡几乎是每个学生今后的唯一归宿，既如此，谁又在乎从什么样的学校毕业呢？

三中新教学楼，前身是一座四层“工字楼”

从1970年到1972年，我在三中就读了三年，初中一年，高中两年，直到高中毕业入伍从军。三年的中学生涯不算短，三年的中学经历很丰富，三年的中学课堂学到了不少知识，三年的中学结识了很多朋友，三年的中学生涯轻松快乐，三年的中学留下了许许多多开心往事。

一，我的初中班主任张金华老师

我们第一次走进三中的校园是在1970年元旦过后。我与同住一个大院的向明、小军、子扬等四人，拿着不知是谁为我们办好的转学介绍信陆续来到三中报到。我们四个人居然同时分配在一个班级——“四连六排”。教室位于“工字楼”后面的一座两层教学楼二楼最东头，楼下是一个厕所。

老三中校园俯瞰，由近及远依次是学校大门、游泳池、教工楼、工字楼，工字楼后还有一座两层教学楼

我们四连六排的班主任叫张金华。金华老师很年轻，20多岁，估计大学毕业没多久。他个子不高，喜欢抽烟，梳着短分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有一双洞察秋毫的眼睛。对学生总的来说比较和蔼可亲，但对淘气调皮的学生显得比较严厉。你想啊，那个年代，师道尊严不在了，调皮捣蛋学生比比皆是，作为班主任，如果不严厉，很难管理好一群学生。那年秋季开学，我的发小林梓也从外校转学到三中，十分巧合的是，他居然也分到我们四连六排。当金华老师得知林梓是我们后勤大院的孩子又分到他的班级时，满脸阴沉，嘴巴张了好一会儿才闭上。显然，他十分不乐意班里再来一个大院孩子可能的“雪上加霜”。林梓的到来，我们大院孩子的“队伍”又进一步强大了。后勤大院的有我、向明、林梓、子扬、宏刚（小军已经转学），政治部大院的有曹达、印小棠和庄南滨。八个大院的男孩子中，一小半比较老实听话，一大半比较调皮捣蛋。

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别看我们几个孩子调皮不太听话，金华老师就想方设法治你们一下。那年月，每到年底，都要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评比之前每人都要写总结。总结写得好才有可能评上先进。我和林梓本来就不指望评上什么劳什子先进，先进是向明他们乖乖虎的专利。于是我们俩总结也不好好写，能糊弄就糊弄，随便写几个字，交上去应付官差。我们试图蒙混过关的企图被金华老师洞察后，立马来了一个欲擒故纵。他布置了一个总结会，要求全班同学都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在全班总结会上逐个发言，让大家都来听听你的总结，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来剖析你的灵魂深处，来分享你的投机取巧。

金华老师的一击绝招，使得我们几个本来想蒙混过关的学生，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把总结写好了。开总结会那天，向明在我们前面发言，久经沙场的他从容不迫、荦荦大端地念完自己的总结。接下来是子扬了，别看子扬平日里吊儿郎当，学习成绩还不错，尤其哲学方面有一些功力，他的总结尚可，很快就过关了。南滨上台非常想表现好，由于紧张，效果差强人意，我和小棠、林梓在下面看着南滨窘样，挤眉弄眼，相视而笑。

轮到林梓上台发言了，只见他弓腰低头，嘴巴嗫嚅，声音如同蚊蝇。金华老师见状，大声叱喝“大声点”！林梓念完，轮到我了。有了前车之鉴，顿感大脑一片空白，站在讲台上，全班几十个人都在注视着你，尤其是女同学们也肆无忌惮地直瞅着你，不知所措。不知用了多少时间，硬着头皮念完了总结，中间时不时听到金华老师的“大声点！”“下面听不到！”。

张金华老师除了比较严厉，也很敬业。他是物理老师，负责初中几个班级的物理课。文革期间，物理课的内容以实用物理为主，基础物理为辅。诸如“牛顿三大定律“被发电机电动机原理等内容取代。记得有一次学习发电机原理，说到“切割磁力线”，金华老师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兴之所至，从教室门后拿起一个扫地的脏兮兮的扫帚当教具，前后左右一通比划，累的满头大汗，才把“磁力线”“切割”完毕。还有一次，恰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二天上物理课，金华老师又使尽浑身解数，用了一整堂课，才把报纸上发表的人造卫星上天的诸如“宇宙速度”、“运行轨迹”几个专有名词解释清楚。

张金华老师当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高中后，就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了，但还教我们物理课。入伍后，我们几个他曾经的学生向明、国强还去过他家看望过他。前一段晓玉与几位三中老师聚会时，问起过金华老师还记不记得我，金华老师茫茫然地回忆了半天，居然没有想起我来。悲催啊！

二，我的高中班主任吴运筹老师

1971年初，我们初中毕业了，成了文革中的第一批高中生。我们逢人便说：我们是高中生了！可不是吗，文革前，我们小屁孩儿都是仰着头看中学生的，看高中生估计要踮起脚了。现在，我们居然也是高中生了，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高中我们班的叫“高中七班”，班主任是吴运筹老师。运筹老师是教数学的，初中曾给我们上过数学课。运筹老师的名字颇具特色，父母给他取名时肯定动过一番脑筋。从中国古典文化上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是兵家战略思想追求的终极目标；从现代管理学说，“运筹学”这一门新兴学科与数学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运筹老师又是教数学的，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

1981年，我们班在三中聚会，运筹老师在二排中央

。

1981年，我们班的男同学与运筹老师合影

运筹老师身上透着一股知识分子气息，好像永远穿着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说话慢条斯理，做事井井有条，治学尤其严谨，能把数学课讲的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课一样。每当运筹老师在黑板上解数学方程式时，总是按部就班，一招一式、套路分明，前因后果、清晰明了，如同行云流水，丝丝入扣，峰回路转、一气呵成。尤其是运筹老师一手工整漂亮的解方程板书，工工整整，井井有条。毛小华同学曾感慨道，运筹老师的数学板书那是一绝，我也曾是一名教师，对能有一手好板书认识深刻，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981年春节我们班级同学聚会

照片从左到右，依次是潘晖、史小林、我，董秉直

照片是孙朝平同学拍摄并保存了下来

我最怕数学中的“三角函数”和“平面解析几何”，尤其是那些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求证公式，把人搞得是头昏脑涨、眼花缭乱。尽管运筹老师在课堂上循循善诱，讲的透彻，分析明了，我总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总觉得这些数学公式太尖端，将来肯定用不上，于是就没有好好学。结果七十年代末，部队高等院校招生，我们部队选了几个高中生参加选拔，就考语文和数学。语文简单，写一篇作文，我手到擒来，不费功夫。谁知数学卡壳，三角函数和平面解析几何证明题我一道不会，干瞪两眼，绝对抓瞎。最后名落孙山，未能被选拔上。这会子，我才想起高中时数学课的不认真，还是应了那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赵旭光同学告诉我，他当兵前曾经与运筹老师告别。运筹老师从即将下发的微积分讲义中抽出一份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下一阶段数学要讲的内容，到部队后空看看，知识总是会用上的。

以上三幅照片均为学友张广华提供给我的

运筹老师带了我们班两年，我们在运筹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高中两年是人生成长中很关键的时期，对今后人生道路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1972年底，我们当兵去了。1981年初，我们班在三中聚会，我在离开运筹老师十年后又一次见到了他，聚会时留下了大合影，孙朝平同学还即兴拍了几张聚会照，很是珍贵。后来我去了北京，据说班里聚了几次，很遗憾我都没能够参加。好在广华同学很上心，给我留了几张聚会时的合影，使我能够再一次看到运筹老师那熟悉的音容笑貌。

二十年后再一次相聚

三，在战板农场学农

想当年，我们上中学时，正值文革期间。文革期间，学校一定会按照老人家的指示：学生不但要学习文化，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农成了我们中学三年课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北峰汶洋的分校尚未建立之前，初中时，我们曾两次在战板农场学过农、劳过动。

记得是1970年4月份，正值江南梅雨季节，田野里金黄色的油菜花正开，我们来到三中战板农场。说是农场，绝对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整个农场就一座低矮破旧的木板平房，房间里是简陋的无法再简陋了，只有上下两层的木板大通铺，最多能住七八十人，向明称之为“鸡窝”；加上一个没有墙壁只有柱子和屋顶的食堂，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茅厕，这就是农场的全部家当。

农场建在一个山凹里，环境很美，都是原生态。四面的山坡是都是青翠欲滴的马尾松，房前是一片水田，田边有一口水井，农场的全部用水都来自这里。离房不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溪。溪水清澈，流水潺潺，每天早晨，我们在小溪边洗脸刷牙；每天吃完饭，我们都在这里洗涮饭盒；每天劳动收工后，我们都来此洗手洗脚。

背着沉重的背包和挎包，我们从学校出发，经过火车站后，走上乡村的机耕道，道路泥泞，步履蹒跚，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建在半山坡的农场，大家都累的不行。记得班里的几个大院孩子都找到了种种借口请假，只有向明、曹达和我三人来到农场，谷小鲁虽不是部队大院孩子，也和我们三人关系不错，玩儿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四人帮”。我们四人，在农场的一个星期里，闹出许多笑话，出了好多洋相。至今想起，还会哑然失笑。

刚才说了，江南四月，正逢雨季，一天到晚淅淅沥沥的雨水仿佛总也下不完。农场地处山坡，红色的土壤经水一泡，十分松软，沾脚粘滑，稍不留神，就会滑倒。轻者，来个趔趄或屁墩；重者，摔你个大马趴或仰八叉没商量。摔跤成为家常便饭，以至于刚刚看到伙伴四脚朝天，幸灾乐祸的笑声未落，自己也出溜了重重墩一下屁股。

我们四人，曹达个高且瘦，时不时就来一跤，没辙没辙的。他突发奇想，脱下鞋子，从树上撕下树皮裹在赤脚上，美其名曰—防滑鞋。结果没走几步，防滑鞋就散了，只好赤脚走在滑溜的小路上，一步一踉跄，跌跌又撞撞。

曹达的狼狈样惹得小鲁笑声不断。小鲁个头小，自诩稳当不易摔。你还别说，开始几天，小鲁果然没有摔，于是看到别人摔跤，高兴飘飘然。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早上，我们去溪边洗米，洗完后往食堂走，小鲁一不留神脚底打滑，眼看就要摔倒。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鲁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扔掉手中饭盒，用手撑地；一个是保护饭盒，身子触地。只见小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结果摔了一个满堂彩！不幸中之大幸，小鲁的急中生智、临危不乱，既保住了饭盒，也保住了中午饭。这下子，轮到曹达和我们开怀大笑了，只听一阵阵爆笑，响遏行云，回荡在清晨的山林中。

农场伙食出奇的差，包菜、萝卜和洋葱老三样是看家菜，吃的肚子没有一点油水，好在农场下的村子里有一个小卖部。吃过晚饭，天尚未黑，我和向明就到小卖部买了一些糕点回来。我们最喜欢一种叫“猪油糕”的点心，5分钱一块，用米做的，猪油味儿巨浓，松松软软，非常香甜。晚上，我们从食堂打来热水，把猪油糕泡在水中一搅，顿成米糊。大通铺上我和向明的铺位紧挨着，熄灯后，放下蚊帐，打开电筒，开始享用自己炮制的“美味佳肴”。正在享用之际，忽然有人挑开我们蚊帐，几只电筒光直射进来！原来是周围几个同学闻到猪油糕味道，相约跑来捣乱，发现我俩正藏在蚊帐里“闷得蜜儿”！

四，在福州灯泡厂学工

1970年10月，我们三中学生分批来到位于工业路的福州灯泡厂学工。福州灯泡厂建于五十年代，主要产品是民用白炽灯和日光灯，还有医用的安瓶。我分在安瓶车间。

来灯泡厂学工的同学们住在厂区宿舍，一个班级的男生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两排大通铺睡了30几名同学。大通铺上，小棠睡在我的左边，林梓睡在我的右边。林梓和小棠最会恶作剧，有时半夜他尿急起夜，喊我一道去，我睡意正浓不想去；上厕所回来，林梓和小棠就会把我的蚊帐悄悄掀起一个角，让饥饿的蚊子钻进来饱餐一顿，待我天亮发现，已经浑身是包。

我们说是到灯泡厂学工，其实是到灯泡厂学徒，整日里跟着工人师傅干活，师傅上白班我上白班，师傅上夜班我上夜班。我特别喜欢上夜班，上了夜班第二天上午可以补觉，而且夜班有夜餐。夜餐一般是一碗面条和一个咸鸭蛋。

我和子扬分到的安瓶车间是制作医用注射安瓶的，主要工作是把一根根玻璃管通过拉丝、切削、烧底、退火等工序，制成一个个安瓶半成品。师傅真把我们学工的学生当做一名工人来管理，一个班八个小时，从下午四点上班，干到晚间零点下班。然后吃夜餐，然后跑到工厂澡堂舒舒服服地泡一个热水澡，然后再回到宿舍睡觉。为了报复林梓和小棠，我和子扬下夜班归来，也把他们两个人的蚊帐掀起一角，让他们也尝尝“还制其人之身”的味道。

学生就餐与厂里的工人一起吃食堂，自己买饭票，自己到窗口排队买饭。灯泡厂伙食不错，最贵的荤菜2毛钱，最便宜的素菜5分钱。那会儿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上干体力活，消耗很大，肚子老饿，特别能吃，一顿饭吃个半斤没问题，菜一般捡贵的买。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吃的半饱，忽然听说又有新菜红烧猪蹄端出，每份2毛，就又跑到窗口买了一份，秋风扫落叶一般，统统干掉，搞得金华老师直摇头瞪眼。

在福州灯泡厂我们呆了三个星期，扎扎实实干了三个星期的活儿，学工结束后，我们就回校了，从此没有再踏入灯泡厂。

五，在北峰分校的日子里

我在《汶阳村往事》一文记录了在三中汶洋分校的一些往事。还有几件，印象很深，说来大家听听。

班长徐斌

认识徐斌是在上高中时期了。高中开学的那一天，班主任运筹老师把一位男同学叫到讲台前，告诉大家，这是徐斌同学，并宣布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徐斌个头中等，比较壮实，脸上青春痘不少，一张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舌头卷的我们南方人听起来很不适应。徐斌出生军人家庭，随父从遥远的北京来到福州，他待人和蔼，办事认真，学习成绩不错，当班长很负责，在班里有一定的威信。记得第一次到北峰分校，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学校出发，徐斌带队，一边走还一边喊着队列口号。到了汶洋后，跑前忙后，不亦乐乎。我们班男生住在田野里的粮食仓库里，女生住在大队卫生院旁边的仓库里，两地相距不近，徐斌两头跑，冒着细雨穿梭在山区的小石径和泥泞的田埂上，真的很辛苦。分校吃饭，每十个人一个菜盆，从食堂打回来然后分到个人碗里，徐斌每次吃完饭都会主动把菜盆送到食堂。有一次，大家都在狼吞虎咽吃饭，徐斌吃得快，正要拿空菜盆时发现，一群农村土狗把我们的菜盆里的残羹剩汤吃了，徐斌顿时用纯正的北京腔大嚷一声，坏了，菜盆让狗给舔了！当兵后，我和徐斌一个行当—-报务员，我们还曾经通过信切磋报务技术。九十年代他曾来北京，我们最后见过一面。后来，他不幸英年早逝，很可惜。

《三国演义》

分校生活枯燥，白天上课或劳动，晚上或看书、或打牌、或唠嗑、或吹口琴，看书成了一大消遣。分校宿舍非常小，用松木搭的两层大通铺散发着松香的味道。我们班几个大院孩子睡在上铺，每个铺一张草席宽，大家紧挨着。我睡着靠墙，然后依次大致是旭光、维建、广华、南滨、建春、小林、徐斌、秉直。没事儿干时，大家躺在床上看书，白天有光亮，晚上打电筒。有一次到分校，不知谁带来一本厚厚的《三国演义》，一下成了宝贝儿，大家爱不释手，争相传阅。书少人多，不免你争我抢的，有时刚刚从广华手里放下，就又跑到南滨手里，按老话就是“人歇马不歇”。我手慢老是争不过大家，眼看大家都看的“三气周公谨”了，我还在“火烧新野”。于是心生一计，你们不是下课、收工和晚上看吗，我来一个上课看不与你们争抢。于是，每当上课，我就把书搁在双腿上，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演义。终于有一天上语文课，我正在巴蜀大地上驰骋时，一只手伸过来，轻轻地合上书的封面；我一机灵，抬头一看，原来是马老师。只见他看了看书名，又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就又继续讲课。我合上书，一直到下课都没有再看一眼。后来，我再也没有把书带到教室；再后来，维建接了我的班。看了一段时间三国，觉得哥几个说话都变味儿了，说着说着就冒出一句明代的白话文，什么“天数已尽”、什么“探囊取物”、什么“锦囊妙计”等等，不一而足。最绝的是维建，一次运筹老师让他做一件事，他好像不太乐意，最后没办法只好应了，完了高喊一声，此乃天意也！运筹老师在班上说起这件事，逗得全班哄堂大笑！

土墙不牢

说了半天都是男生们的事儿，也来说说我们班的女生吧！说实话，高中两年，班里女生能记住名字的一半不到，因为没有交往，甚至没有说话，如何能够记住大家的名字呢？都说男生淘气，女生也有淘气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峰给汶洋大队干活—-盖房子。四月江南梅雨季节，北峰地处山区，更是雨天不断。一日放晴，大队要盖一间仓库，请来打墙夯土工人。我们学生负责铲土、传土、倒土，给夯土工打下手。汶洋村的房子都夯土墙，俗称干打垒，当地人就地取材，用模子架在墙上，倒进红黏土夯实，墙就得了，经济实惠，结实耐用，有的墙上百年不倒。上午我们干完活收工，下午接着干，到工地时，我忽然发现上午刚刚夯好的尚有湿气墙上，出现了四个用木棍写出来的四个遒劲大字—-土墙不牢！一群女生围着几个字观看，边看边发出吃吃的笑声，估计是她们写的吧。夯土工来了，我们继续干活，墙越打越高，我们往上递土也越来越累。干着干着，突然传来“咵嚓”一声，动静很大，大家一惊，定睛一看，刚刚打好的一堵墙垮塌了下来，幸好没有砸到人。只见现场一片狼藉，夯墙的模具东倒西歪，几位夯土工脸色难看，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中，依稀听到女生群中传来轻声耳语，果然土墙不牢。其实啊！并非女生们有先见之明，而是夯墙的土太湿了，夯高了自然不牢。

1972年年底，我们班里8个大院的孩子陆陆续续应征入伍了。由于我们高中班是1973年初毕业的，我们都没有赶上学校的高中毕业典礼。学校在12月15日组织了一次班级合影，由于我入伍体检后就开始逃学，没有到校参加这次难得的与相处两年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毕业合影，拉了一个大空，现在想起，无法弥补，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