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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军用地图都是军队作战的重要依据。日本觊觎我国富饶的资源，凭借手中盗、抢、测的中国各地地形图，为发动侵华战争作准备。

罪恶之手先伸向东北和台湾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的军用地图，大多是战前窃取我国测绘的大、中比例尺地图复制的，也有部分是战前秘密派遣人员测绘的。

日本参谋本部对中国进行军事侦察始于明治五年（1872年）：军官池上四郎秘密潜入中国东北，对吉林、黑龙江以及新疆伊犁将军镇守地的地理、兵备、民政、人心倾向，包括语言、货币种类、物价等进行了探察。

随后，日本又派人乘舰艇去中国台湾，同时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测量，绘制《清国渤海地方图》和《陆军上海地图》。不久，日本军方又完成《清国北京城全图》《清国湖南省图》的绘制。

当年日本潜入中国盗测地图的一般2—3人一组，多数为军官，也有少数雇员。他们携带罗盘和测高气压计，分头行动，主要沿道路对周围地形进行细部测量。他们以罗盘测定方位，以徒步、马车、轿子等一小时的平均行进数来对距离进行概算。

1883年，日军参谋本部少佐梶山鼎介潜入中国，撰写《鸭绿江纪行附图》，并绘制鸭绿江至奉天（今沈阳）沿途地形图。他在中国“旅行”日记中观察所到之处的人口、驻军、城池的兵要地志情报，并校正英国人绘制的大连湾地图。

1895—1897年，日本临时测图部对我辽东半岛和台湾进行测绘。尤其是对台湾，分别派出多个测图班测绘各种比例尺的地图。日本占领我国台湾的50年间，曾先后测绘发行六套不同比例尺的非常精确的地形图。他们先从大地测量做起，在台湾全省建立了完备的三角点测量网。后来美军的台湾地图基本都是根据日本军队手中的地形图绘制的。而日军对台湾的测绘，特别是新竹、彰化、嘉义等地的测绘，则是伴随其近卫师团对当地人民血腥的杀戮进行的。

浙江临安发现的侵华日军地图

挖空心思的偷盗手段

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日军趁机公然对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进行军事测绘，同时还秘密派人在安徽、浙江、福建进行“旅行测图”。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抓住时机，公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测绘，包括旅顺、铁岭在内的地区几乎无一遗漏。此时的测绘手段比最初使用的简易手段有了改进，他们采用经纬度和三角测量法测绘，精度大大提高。

除了在地面上的盗测，日本人还利用飞机进行航空测量。1928年，出兵中国山东的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根据飞机航测制作胶济铁路沿线125000地形图，这是日军第一次对我国进行航测制图。此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广泛利用飞机航测地图。

说到盗图，日本人中有两个军官值得一提——冈村宁次与佐佐木到一。1923年，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佐佐木到一曾参与制订攻打陈炯明的作战计划，在此期间借机偷走我国两广1100000的200多幅军用地图，也因此受到日本参谋部次长武藤信义的嘉奖。不仅如此，佐佐木到一后来还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之一，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这两个进行“百人斩”的恶魔便是他的手下。

冈村宁次早在日本陆军大学当教官时，就被军阀孙传芳请到中国当军事顾问。孙传芳请他作对付北伐军的作战计划，他一口答应：“好啊，拿地图来。”直到作战计划完成，被他拿走的150000的全套华中地图都没有还回去。1926年，北伐军打到长江边上，孙传芳的军队节节败退，冈村宁次雇了一艘小船逃到江上，最后从舷梯爬进了停在长江上的日本旗舰。出逃的冈村宁次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唯独怀揣着这套华中地图。回日本后，他把地图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获得了巨额秘密赏金。

明目张胆地抢夺中国地图

除了偷盗中国地图，日军还从占领地抢夺地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位于沈阳市大红袍胡同的东三省陆地测量局，将库存的我国东三省及辽宁测绘部门测绘的1：50000地形图426幅、1：200000地形图82幅、地图底版2万多张全部掳走，送交日军参谋本部。1931年11月，日军陆地测量部派出两名大尉，到中国东北实地对照，经修正后编绘出1：100000的军用地图。

我曾在兰州街头看见一户商店糊窗户的纸竟然是一幅日本的军用地图，上面正是甘肃酒泉的地形。那里的地形图又怎么会被日本人拿到的呢？我到日本参加外邦图研究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时，发现了一本《外邦兵要地图整备》。这是一本登记册，其中记录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搞到的中国军用地图，其中最多的一次是1937年攻占南京时抢走的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所藏地图。其中1：50000、1：100000、1：200000各地地图应有尽有。那时我国测绘一幅地图非常困难，都是一步一步测、一点一点画出来的，结果几乎全部留给日本人了。这幅甘肃酒泉1：100000的地形图应该就是那时被日本人抢去的。

在郑州发现的日军侵华军事地图

错误地图让中国军队打了胜仗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测绘技术还不十分先进，地图中还存在一定的错误。冈村宁次曾这样评价他所盗取的地图；“这份地图错误很多，在前线到处都可以听到对地图的批评。”宫崎周一也说：“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

军用地图的错误，抗战中的八路军也发现了。赫赫有名的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1938年3月16日在山西省潞城县至涉县之间，邯（郸）、长（治）公路上进行的一次对日伏击战。战前，该师三八六旅指挥员开会在地图上研究选择战场。从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看，神头岭是个伏击日军的理想之处。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从沟底通过，两侧山势陡峻，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整个邯长公路线上似乎再也没有比这里更理想的伏击战场了。旅长陈赓问身边的指挥和参谋人员：“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无人作答。陈赓笑着说：“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刘伯承师长常讲‘五形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结果到现地勘察发现，地形与地图不符：公路并不在沟底，而是在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上，路两侧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任何隐蔽物。几经琢磨，陈赓还是决心在这看似不适合伏兵的地域出其不意地打个伏击战。此战最终歼灭侵华日军1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入侵晋东南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破坏了敌人交通运输线，有力地策应了我一一五师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钳制了日军向黄河南岸和西岸的进攻。

因地图的错误致使日军失败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1938年，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钻入中国第九战区一兵团司令官薛岳布置的反八字口袋阵。日军使用的是“支那派遣军参谋部”复制中国测绘的1：100000德安地形图，并且由于地下铁矿磁力的干扰，日军指北针失灵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载：“地形的交错复杂和地图的不准确，加之夜间行动有雾气等原因，连自己队伍的位置都认不出来。”“天气转晴，通过飞机侦察，弄清了师团位置，其结果师团推测的位置和实际地点约偏南十公里。”此战，时任一五三旅旅长的张灵甫打出了“悍将”之名，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近万人几乎被中国军队全歼。

直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还在不停地对我国地形进行盗测。日本无条件投降60多年后，日本学者、大阪大学教授小林茂的《外国地图——日本帝国的亚洲地图》一书中醒目地表示，日本测绘的外国地图为“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工具”。

（作者系宁夏人民政府参事、国防大学兼职教授）

——摘编自《纵横》2017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