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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5-6月间，一场由“敏体尼荫路炸弹案”所掀起的波澜使得渔阳里这片里弄开始见于各大报端，据1914年5月26日的《申报》报道：“前日法新租界敏体尼荫路（约现西藏南路北段）弄内第一号门牌楼上炸弹爆裂一事，昨报兹悉所获，受伤之某甲名刘鐵、二房东名陈明甫。昨日又在环龙路（现南昌路）渔阳里二号门牌屋缉获王天镛等两人，解入捕房候究…”。

这是渔阳里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申报》上，此时距离陈独秀来到这里还早了六年时间。从之后6月7日《申报》有关此案的跟踪报道中可以隐约地感到这起案件的发生应与当时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活动有关（《申报》报道称与此案有关的“刘鐵”为国民党籍，来到上海后因使用炸弹配料不当而引发爆炸），而渔阳里的故事也大抵从这里开始。

约建造于1912年的环龙路渔阳里位于现南昌路100弄内，由八幢两层石库门住宅所组成，1915-1916年间开发商又在其北侧地块上建起大片石库门里弄，称霞飞路渔阳里。后来为了对两片渔阳里进行区别，故也将环龙路、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两片渔阳里称为“老、新渔阳里”。

（注：经笔者查阅，在《申报》中“新渔阳里”的称呼最早出现在1917年5月3日，“老渔阳里”的称呼最早出现在1921年8月19日，且在这些称呼前较多会带上路名，如：环龙路老渔阳里，霞飞路新渔阳里）

南昌路老渔阳里

淮海中路新渔阳里

大概从1922年起，两片渔阳里同时更名为“铭德里”。仍据《申报》中的信息显示，之后对于这两片里弄的称呼较多，除了“环龙路、霞飞路铭德里”外，还有称“铭德里南弄、北弄”，“南、北铭德里”及“铭德里南衖、北衖”等。

正如前文中所述，早在陈独秀等人在此地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渔阳里内已经存在有革命者活动的身影。1914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后，次年，孙的得力干将陈其美便在环龙路渔阳里5号内设立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以作为发动反袁（世凯）斗争的策源地，其中尤以“肇和舰起义”一事最为著名。

1915年11月，被袁世凯称为“东南柱石”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外白渡桥旁被革命党人成功击毙后，陈其美等人决定乘势“再度起事”并在上海发起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按照计划：“起义军”兵分多路，水上二路分别由杨虎、孙祥夫等人率领，在设法占据停泊在黄浦江上已安排下“内应”的肇和、应瑞、通济各舰后以“鸣炮”作为信号，然后陆上各路随即响应并分别进攻南市闸北各地，以此在上海掀起“反袁浪潮”，并迅速将影响扩展至全国。

然而正当陈其美等人积极筹划“肇和舰起义”之际，起义的风声却早已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为了阻碍革命党人的这次行动，袁采取“釜底抽薪”之计，火速命令肇和等各舰离开上海开往广东，为此革命党人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仓促起事，结果在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的双重打压下起义宣告失败，位于环龙路渔阳里5号内的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也在这次起义中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破坏，陈其美在搜捕中侥幸逃脱。

南昌路老渔阳里5号

“肇和舰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在民国初年的“反袁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为粉碎袁世凯“洪宪帝制”图谋与推动“护国运动”成功打响了第一枪。

渔阳里的故事仍在继续，1917年8月初的一天，位于霞飞路一侧的渔阳里内再起波澜，据当年8月5日的《申报》报道：“（巡捕房）探目、包探等均乘汽车至霞飞路渔阳里三百零七号将前后门把守，由西捕等入内，当由眼线指认夏永生为正凶，孙权五为同谋无误…遂押乘汽车带回捕房”，此事的起因源于不久前发生在杭州的“浙江督军公署参谋长赵禅遇刺案”。

淮海中路新渔阳里

赵禅，北洋军官，曾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参与镇压革命党人，据林吕建主编《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对其的介绍：“（二次革命）中以陈其美为首的革命党人猛攻北洋军队驻守的上海江南制造局，鉴于江南制造局守军兵力薄弱，（赵禅）单骑赴浙江，向拥护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乞兵，终于使朱瑞同意出兵上海协助北洋军与革命军作战，并击败了革命军”。

1917年1月，淞沪护军使（皖系军阀）杨善德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浙江督军兼省长后，赵禅随杨善德抵达杭州并于不久后被任命为浙江督军公署参谋长，深得杨器重。之后赵禅曾介入北洋政府“（总统）府（国务）院之争”并向总统黎元洪施加压力。同年7月12日，赵禅在杭州遇刺身亡。是“府院之争”的因果？还是革命党人的复仇？还是有其它不为人知的原因？目前无从知晓，总之据当年《申报》中的报道，“嫌犯”于不久后在“霞飞路渔阳里”被捕，在当年8月18日该报有关此案的报道中有写到“据（与此案有关的）胡抱一言，暗杀之事，系许振主谋”（在该篇报道对于许振的介绍中称其为“民党”），这些或许又为当时的渔阳里增添上了几分与革命党人有关的色彩。

1917年7月张勋复辟闹剧狼狈收场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再造民国”元勋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北洋政府实权。在此之后，段祺瑞一方面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极力推行“讨伐西南”的政策，力主对南方用兵。对此，孙中山则针锋相对南下护法并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从此南北战事又起。

1918年徐世昌就任北洋政府总统后，出于其摆脱皖系军阀挟制、争取南方支持以及提高自己声望等目的，加之当时受一战临近结束欧美列强势力重返中国与国内和平运动高涨等因素的影响，徐世昌在内政上开始竭力推行“南北统一”。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经过数月的酝酿与准备后，“南北议和”正式在上海拉开帷幕，在当年2月4日的《申报》中，笔者有查询到当时作为南方代表之一的王伯群同样也居住在渔阳里（15号）。

王伯群，名文选，字伯群，贵州兴义人，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交通部长，也曾出任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在留日期间他加入同盟会并结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初涉革命，后又陆续参加过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1918年，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并于次年以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

在此次和谈中，由于南北双方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以及皖系军阀从中破坏等原因，“南北议和”最终以破裂而收场。就在和谈破裂不久前，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当天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奋笔写到：“上海的和会，双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体现了他对于当时局势的极度失望。

对于北洋政府已不抱有任何幻想的陈独秀于次年年初踏上了南去的路程，不久后曙光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亮起，一段全新的历史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