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保卫科干事怎么样，李干是谁

今天我要讲的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李干事”，不是后来身居高位的“李干事”。这两位虽然是同一个人，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地位不同，所处的立场及其脾气性格也不同。战争年代的“李干事”，性格豪爽、大大咧咧，是个很率真的人。

1945年10月，柴沟堡六旅政治部，摄影干事刘峰与宣传科长蔺柳杞合影，组织科长李振军从中间插上了一头。

战争年代的“李干事”有三大谜团：“1937年底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过程”、“1942年冀中无极县被俘的过程”、“1944年初一分区干部整风的过程”。今天我不讲这些，只讲一件发生在绥远战役期间的小事。

1946年初，“李干事”从冀察野战纵队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调到冀察军校任教育主任，这属平调，而不是像他的三任前任那样下部队当团政委或副政委。这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李干事”任组织科长之前的三位前任是：黄连秋、宫呈祥、刘克宽。卸任组织科长后，黄连秋任三十四团政委；宫呈祥任冀中军区教导大队政委；刘克宽任主力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很快升任团政委。

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科长”一直属“团级干部”，如果准确划分，应该属“准团级”这个级别吧？当然政治部系统的“三大科”：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抗战期间叫锄奸科）还是有区别的。组织科长下部队，马上会被任命为团政委或副政委；宣传科长或保卫科长会被任命为团政治处主任或总支书记，层次上低一点。

抗战胜利之前的1944年，“李干事”原准备提拔为组织科长的，接替黄连秋之后的宫呈祥。但因为“李干事”受“被俘过回来审查未能通过”的影响，特别是在一分区干部整风中未能通过，所以在“李干事”之后的刘克宽走在了前面，被任命为组织科长。在当时一分区整风负责人彭澎的手稿中写的“耽误了对这名干部的使用”——指的就是“李干事”。

这一耽搁，差那么一点点，使得“李干事”1955年授衔时拿的是“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而不是“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想起来就抱恨不已。

战争年代（今天同样如此）的组织部门是“管干部的”，因此更具有“升迁”的优先权。在姚雪森的书中，姚雪森同胡家姐妹，即书中的“大胡与小胡”一起参加一分区八路军，当然最初都在赵玉昆的部队，十路军文艺宣传队，队长许大一，解放后改名田夫，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工作。

姚雪森和胡家姐妹都是易县县城附近的人，属于“近邻”，所以相互间关系很好。胡家姐妹的姐姐叫胡雪琛，一度和易县商会会长齐老太爷的公子齐尧的关系走得很近。齐尧当时也参加了一分区八路军，曾任一分区政治部“技术书记”，这是一种职务称谓，说白了就是秘书。

当时的秘书还有刘寿鹏（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蔚华（解放后任青云仪器厂副厂长）等人。齐尧1942年跟着老上司尚英一起去了雁北指挥所，然后是晋察冀工业部，解放后尚英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齐尧任这个学院的副院长。

1945年冬，绥远战役结束后，一分区部队组建的冀察野战纵队六旅，在怀安县柴沟堡整编，当时在六旅当干事（李科长的手下）的姚雪森受到上级部门的考察，调他到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姚雪森的书中记载，当时大胡小胡闻讯后，立即向他祝贺，说组织部门是管干部的，提升很快。

说句实在话，在姚雪森的书看到这个地方，我心里多少有点“腻味”——这胡家姐妹的心机可够重的。同时，我也深深赞叹姚雪森看人的准确性。

事实上，胡家这对姐妹花也的确如此，不久，姐姐胡雪琛嫁给了前任组织科长黄连秋，妹妹胡敏英嫁给了黄连秋的后任组织科长宫呈祥。

黄连秋1955年是少将，宫呈祥是大校，后来转业，任外贸部政治部主任。但你以为胡家姐妹攀上了这两根高枝，从此幸福了吗？其实没有。

解放后的某一年，黄连秋挨整，姐姐胡雪琛自杀辞世。宫呈祥后来也与胡敏英离了婚。胡敏英当时以饰演电影《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头子李月桂闻名全国，再婚条件很高，所以一直未能再婚，特殊时期初自杀而死，可惜了。

1942年底在一分区战线剧社的胡雪琛、胡敏英姐妹（左右二人）

姚雪森的书写得很粗，他没说来考察选拔他的干部是谁。其实是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的科长洪璞和干事王栋，这两个人都是一分区老三团出去的干部。当时组织科干事王栋要下部队，接替刘克宽的团政治处主任职务，临走前要物色一位干事接替他的组织科干事工作，于是挑选了同样是三团组织干事的姚雪森。

几个月后，国共内战打响，冀察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姚雪森也要下部队了，但他下部队是当营教导员，属于“平调”，比他的前任王栋的团政治处主任明显低了一级。但王栋的团政治处主任当了几乎四年，得不到晋升，他手下的一个组织干事后来改为军事干部，都晋升为副团长了，他才晋升为六十五军卫生处政委。

现在来说当年“李干事”究竟出了什么事。“李干事”突然从组织科科长职务上被调整下来，没有晋升，反而平调到重要地位远不如野战六旅的冀察军校当教育主任。

这要从一分区从易县老百姓中间树立的一个拥军典型说起。

此人叫崔洛堂，“洛”发“老”的音，因此也有记载为“崔老堂”的，都对。北方农村，“老”就是最小的意思，崔家最小的一个儿子。崔洛堂家住在易县杏树台，很可能是附近“崔家铺村”的一个分支或移居的村落。

抗战时期，杏树台是从易县到涞源县的一处山区通道，往来的八路军和政府干部经过的不少，很多人都在崔洛堂家歇脚。1942、1943年八路军搞大生产，由于杏树台一带的未开荒地很多，一分区政治部的大生产基地也设在杏树台这里。

易县最西部的杏树台村

刘峰拍摄的一分区政治部杏树台大生产基地

我们常提到的“一分区”是个军事称谓，其实一分区包括了“党政军”，战争年代，“军”排到了第一位，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然后是“党”，即“一地委”，先后几任书记是杨成武、王国权、1942年又是杨成武兼任，代书记牛树才；“政”即晋察冀各分区的边区政府，当时叫“行署”、也叫“专区”，类似今天的“某某地区行政公署”，最知名的一个行署专员李耕涛，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副省长。

一分区管辖的六个县，统称为“晋察冀三专区”，崔洛堂就是三专区政府树立的“拥军模范”典型。

当年由于八路军卫生部医院的条件限制，能有机会住进医院的只是一部分伤病员。大多数八路军伤病员普遍实行“寄养制”，把伤病员寄养在根据地的老百姓家中，卫生部医务人员巡回治疗，待伤病员痊愈后归队。

按理说，托付伤员给老乡家之后，八路军会支付一定的粮食或钱款，但由于八路军的供给艰难，很多负担都积压在老百姓的身上，实际上由老百姓供养伤病员。家境贫寒的老百姓，自己一家人吃饭都有困难，还要供养八路军伤病员，可想其处境之艰难。

最初的拥军典型来自平西，平西是比易县还要贫穷的一个地方，平西有几个姐妹为了供养挺进军伤员，不惜拉下脸来四处乞讨，用讨来的百家米供养伤员，受到晋察冀军区的表彰和推广。

崔洛堂以平西这几姐妹为学习榜样，供养一分区伤病员，最多时同时供养三个，前后供养过十余人，无一死亡。这在当年是非常难得的。

1944年初，主持晋察冀党政军工作的程子华召开全晋察冀英模大会，崔洛堂作为一分区的英模典型受到表彰，并得到边区政府奖励的一头大骡子，以后易县抗日政府还另外奖励了一挂大车。

1944年初参加晋察冀英模大会回来的崔洛堂，受到一分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刘峰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一分区八路军走出大山，奔向张家口。那年冬季来临，崔洛堂赶着大车，拉着易县的一些拥军物品，两口猪、山里的物产核桃、大枣、柿子什么的，送到张家口。当听说一分区子弟兵正在绥远前线打仗，崔洛堂大鞭子一甩，直奔绥远战场。

当时跟随一分区部队组建的冀察野战六旅远征绥远的摄影记者刘峰，如实拍摄了崔洛堂来到绥远前线的一系列镜头。一个农民，并非军人，却可以紧跟远征作战的八路军，到陌生的内蒙古前线，不相信八路军会打败仗，表明了崔洛堂对八路军的坚定信任。

刘峰拍摄的1945年11月崔洛堂在绥远一分区部队

崔洛堂赶赴绥远战场慰问一分区八路军，在当时绝无仅有

当然，八路军对崔洛堂也不差。六旅的旅长、旅政委都发了话，不能让崔洛堂空车回去，须把大车装满，六旅政治部主任郑秀煜亲自监督执行。从绥远回来，崔洛堂的大车装满了各种物品，从战利品到生活物品，应有尽有。

我母亲回忆说，当时看见郑秀煜领着一帮战士满大校场“寻摸”东西，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搬走。冀察纵队司令员郭天民隔得老远，用很浓重的湖北口音大喊：“好你个郑秀煜，你把老子的家搬到易县去了……”后来才知道，原来郑秀煜指挥战士们把领导夫人们的家俱都给搬走了。

“李干事”年轻时性格率真，口无遮拦，虽然当科长了，但仍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崔洛堂哪里是来慰问军队的？明明是来发财的嘛。”于是被人汇报了上去。

汇报上去的不止这一句话，据说“李干事”还有一句：“拉一头猪过来，拉十头猪回去（指的是拉回去的东西足足抵得上十头猪）。”说后一句话的，也许是别人，但都归到了他的头上。

1945年底的张家口，满大街都能看到崔洛堂劳军宣传画

当时，“崔洛堂绥远劳军”的事迹汇报上去，不仅冀察军区，连晋察冀军区都把崔洛堂当成了“民众拥护八路军”的优秀典型，满张家口贴出了“崔洛堂劳军”的宣传画。

李科长抹黑远道前来专程慰劳八路军的积极分子，这还了得？六旅政治部主任郑秀煜找他谈话：“老李，树挪死、人挪活，换个地吧。”

实际上，李科长离开一分区组建的野战部队，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他自己从没提到过，可当时许多人的心里十分清楚。这在今天也是一般人都想不到的，可当年就十分在乎。什么原因？李科长是当过俘虏跑回来的人，在一分区干部整风中被当众责问过，这点保不住密，这对战士们的战斗士气会起到不良的影响。

冀察野战部队进入绥远之后的第一大仗——隆盛庄战斗，八路军在占据优势的战局下包围了傅作义部队一个团，但进攻时马虎了，被傅作义部队一个反冲锋，十七团（原一分区二十五团）有两三百人被俘。傅作义军队扒下这两三百人的棉军装，冒充八路军换防，全部突围，等八路军攻进去，只有那两三百被扒掉棉衣的八路军俘虏兵，这一仗好不丢人。

事后团长黎光、团政委刘克宽训话，说当俘虏可耻，被俘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们小声嘟囔：“许你上面领导可以当俘虏，我们就当不得，什么道理？”

当过俘虏的干部被“请出”野战部队，有关“崔洛堂言论”就是最恰当的理由。这一点李科长心里应该跟明镜似的清楚。

组织科长当不成了，团政委更是别想，在冀察军校给他安排了一个位置。临走前，旅政委龙道权悄悄安慰他：“别急，等风头过去，大家淡忘了，换一个部队，这团政委有你当的。”

果不其然，不久，易县土改，这崔洛堂虽然在抗战期间走红，又刚慰问八路军回来，但还是没有躲过土改，有大骡子、有大车的人家，划成富农，不冤枉吧。比起那些抗战时期帮助过八路军，土改时被打成地主，批斗会上被别有用心的人挑动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的人，崔洛堂的结局好了许多。

在宣化冀察军区，“李干事”被再次启用，如愿当上了团政委，虽说是补充团，但一步到位当上团政委，如愿以偿，“李干事”还是很满意的。

那一次，“李干事”跟老大哥晨光一起离开宣化，晨光任五旅副旅长，李任独五旅由补充团组建的第六团政委。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