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市西柏林语怎么样，赫鲁晓夫柏林危机

赫鲁晓夫经常口无遮拦，他的金句之一是：柏林就是西方国家的睾丸。英国国际关系史学者戴维·雷诺兹所著《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一书（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版，马俊译，以下简称《峰会》），提供了关键的证据。作为出身剑桥的历史学家，雷诺兹极其看重一手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峰会》就是以鲜活的档案为基础，记述了六场攸关数十亿人命运、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元首会谈。1961年6月3日至4日，**总统肯尼迪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维也纳峰会是其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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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

维也纳峰会，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上任后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本次会面因柏林问题而起，结果却是双方不欢而散，美苏对立加剧险些兵戎相见并由此导致柏林墙的建造。《峰会》第四章探讨了柏林问题的成因、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面的酝酿、筹备、谈判过程和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关于柏林危机的成因，雷诺兹在书中分析道：尽管（二战后）德国已经被分裂成两个国家，而且作为前首都，被英、法、美、苏四国分区占领的柏林深处东德腹地，但是西方大国仍然拒绝承认瓦尔特·乌布利希所领导的东德政府，而是支持德国的最终统一。于是，赫鲁晓夫“挥出了自己的一棒”，毫无耐心地终止了和西方没完没了的争论。赫鲁晓夫的愿望是苏联可以拿到一份正式的德国条约来承认新秩序，否则西方就要加深对东德政府的认可程度。在这段分析之后，雷诺兹援引了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比喻——他（赫鲁晓夫）评论说：“柏林就是西方国家的睾丸，每次我想让他们尖叫，捏一下就好了。”（《峰会》第193页）

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峰会》为之铺陈笔墨，而在另一部国际关系史著作《冷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翟强、张静译）中，它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冷战》中与柏林危机相关的章节，即第二章《死亡艇和救生艇》之第八节中，也援引了赫鲁晓夫著名的比喻（《冷战》第82页）。

《冷战》中的“睾丸之喻”，在文字表述上与《峰会》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峰会》还是《冷战》，联系上下文阅读，你只能确认“睾丸之喻”出自赫鲁晓夫之口，却难以定位他究竟在何时何地说了这句话。

进一步排查相关线索发现，两本书都在注释中标明，赫鲁晓夫的“睾丸之喻”出自同一本书：迪安·腊斯克出版于1990年的政治回忆录《如我所见》（As I Saw It）。腊斯克是肯尼迪时代的**国务卿，也是维也纳峰会的见证者。他在《如我所见》里记载赫鲁晓夫的“名言”，显然有亲历的意味。但很遗憾，《如我所见》尚未有中译本，所以无法通过阅读原文来确定赫鲁晓夫的“名言”出自哪个场合。

好在，雷诺兹在《峰会》的注释中还是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他不无反讽地写道：“《如我所见》的原文是‘柏林是西方的睾丸’，但有人质疑赫鲁晓夫的话可能没那么‘文雅’”。从雷诺兹的注释文字推理，《如我所见》给予《峰会》的资讯大约就是“睾丸之喻”本身，腊斯克在《如我所见》中似乎也没有交代这句话的言说背景。

论及话语背景，《峰会》和《冷战》两本书中对赫鲁晓夫性格的评价，则对人们理解他的语言风格提供了帮助。在《峰会》中，称赫鲁晓夫“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火暴脾气，有些时候常常把幽默的段子变成了口出恶言的侮辱”（第190页）；在《冷战》中，称赫鲁晓夫“爱走极端，有时吵吵闹闹的像是一个滑稽演员”（第80页）。

从两本书对赫鲁晓夫的性格画像看，他在柏林危机期间说出“睾丸之喻”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非常有趣，一本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柏林1961：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弗雷德里克·肯普著，武凤君、汪小英译，以下简称《柏林1961》），作者在书中详细地罗列了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各款比喻。这些修辞具有浓厚的“医学、解剖学”色彩，串联起来恰是审视柏林危机的另一种视角。

柏林自1949年分裂后，英、法、美等国占领的西柏林由于获得大量援助，重建顺利，经济繁荣，对包括东柏林在内的东德居民吸引力不断增强，这令苏联颇感不快。1958年，权力得到巩固的赫鲁晓夫决意解除问题。当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场体育宫对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代表团发表讲话，宣称他将废除与战时盟国签订的《波茨坦协定》，并且单方面改变柏林被占领的状态，他要求撤出驻柏林的所有武装部队，以完全肃清柏林的西方势力。这次讲话标志着柏林危机的开始。在讲话前两天，也就是1958年11月8日，为了给自己的柏林行动做舆论准备，赫鲁晓夫在一次小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柏林已经成为充斥着法西斯和德国复仇主义者的恶性毒瘤，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外科手术。”“恶性毒瘤”是赫鲁晓夫最早就柏林所打的比方。

1961年初，肯尼迪入主白宫。当年2月底，他委托**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带着一封私信去面见赫鲁晓夫，信中包含了赫鲁晓夫期盼已久的会谈邀请。在被拒之门外十天后，汤普森于3月9日才被赫鲁晓夫“恩准”接见，并呈上了肯尼迪写的亲笔信。然而，当信件译成俄文后，赫鲁晓夫发现信中对柏林只字未提。对美方拖延政策忍无可忍的赫鲁晓夫立即对汤普森发飙，他说：“西柏林对美苏关系来说就像卡在喉咙里的刺，现在是取出它的时候了。”“喉咙里的刺”是赫鲁晓夫对柏林使用的第二款修辞。

1961年5月23日，借**白雪溜冰团访苏之机，赫鲁晓夫再度接见汤普森。由于此时与上一次接见之间，猪湾事件和老挝危机接连爆发，美苏紧张关系骤然升级，憋着一肚子气的赫鲁晓夫作势要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他对说汤普森：“柏林是正在溃烂的伤口，必须将其彻底剔除。”“溃烂的伤口”是赫鲁晓夫为柏林选择的第三个词组。

到了1961年6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峰会终于上演。在这场“青涩男孩与黑帮大佬”的遭遇中（**外交家威廉·斯蒂尔曼语），赫鲁晓夫始终处于咄咄逼人的优势位置。峰会持续了两天，即6月3日和4日。其中6月4日，会谈话题围绕柏林展开。处于弱势地位的肯尼迪措辞委婉，老调重弹，“平衡不可打破”云云。被激怒的赫鲁晓夫则双臂挥舞，脸色紫红，用凶狠而又高亢的语言恫吓之，他说：“**不想让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局势正常化。苏联要给这一顽疾做个手术，拔掉这个刺，清除里面的腐烂物……”“腐烂物”是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正式交谈中的比喻。

从“恶性毒瘤”到“喉咙里的刺”，再到“溃烂的伤口”，直至“腐烂物”，赫鲁晓夫对柏林的修辞正一步步接近“睾丸”。换言之，上述词汇是属于同一种逻辑的表达。不过，在《柏林1961》一书中，作者肯普并未提及“睾丸”，所以也无法确定赫鲁晓夫在哪个场合使用了这个词汇。

就语态分析，赫鲁晓夫其他对柏林的比喻，都应该出自与美方人员的会谈中，而“睾丸之喻”更像是赫鲁晓夫与本方人员相对私密的交流，那种大局掌控、成竹在胸的优越感显而易见。问题是，私密谈话的内容，怎么会被腊斯克听到并被收入《如我所见》？这是一个谜。

人们确信所看到的是，1990年，柏林墙在建造29年后被拆除，两德统一。此后，柏林成为统一之后的德国首都。统一才是历史不可抗拒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