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士羽毛球拍怎么样，陈凯歌的梅兰芳

坐膝盖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男旦款款地扭着这腰身就坐到这豪客膝盖上了，有没有人请梅先生坐，有，但梅先生是不坐的，梅先生一辈子没坐过膝盖头！

本文摘自：《陈凯歌新作：梅飞色舞》作者：陈凯歌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操当日煮酒论英雄，对刘玄德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梅兰芳大概也是国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明星也。

因为一部《梅兰芳》，引出了下面众多的问与答。感谢这些媒体朋友，在此把他们的问题集中起来作为本书的一章，献给读者，答疑解惑亦可，抛砖引玉亦可，且读且思之。”

第一折凡人

梅兰芳是个没有失控的人。

戏曲界，早在二十年代，称他是古今第一人。

陈毅说他是一代完人。

我觉得梅是一个终其一生没有失控的人。

我想，在梅先生的一生中，有大的起伏跌宕，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折和冲突，同时也是一个前后变化极大的过程。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开始时并非那么正面，“并非那么正面”的意思是说，一来他家境很苦，二来社会地位低。

我们煞有介事地讲徽班进京二百年，但我们始终没有触及徽班进京背后的故事——徽班艺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一块儿到了北京？其实，它跟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有直接关系，他从江南丰饶之地带回来两批人：一批是三千佳丽，充入后宫，直接从神武门进了紫禁城；还有一批人就被留在了南宫，就在北京图书馆旧址，神武门附近那一带，其实就是梨园。梅家的先人并不是在乾隆时代就进京的，晚得多才来，但所谓徽班进京的风气，确乎是从乾隆时代开始的。我并不是梨园史的研究者。在我开始做电影《梅兰芳》之前，我看到一本书，非常吃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竖版的，很厚，叫“京剧二百年”，作者居然是个日本人，叫波多野乾一。我反复看书的序言，我以为是中国人写的书，然后波多野乾一给他写个序言，后来发现完全不是，是日本人写的。他对于当时所有的名角的出身、来历、成就、结局都作了一番描述，不得了。我提到这本书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梨园行，当时京剧艺人，包括成功的京剧艺人，都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紫禁城，腰牌上写着“面黄无须”，而且有官衔“从六品内廷供奉”，最高的甚至被提到了四品左右的位置——当然都是虚衔，都归清平署管。关键在于，他们可以直接面圣，不管是慈禧还是光绪，直接就在这儿唱，而且可以小小地开个玩笑，插科打诨。比如杨小楼就被慈禧亲授说，“哎，你这个鲁智深好啊，武松好啊，这挂珠子赏你了。”但同时他们也是被社会深深歧视的。

以上是摘抄部分，梅兰芳也是爱国人士：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酒井一听，十分不悦，气呼呼地走了。过了几天，酒井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翌日，梅兰芳感到事态十分严峻，香港也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于是他立即坐船返沪，回到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

编辑本段夫人献计躲过劫难

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并在上海大都市设立特务机关。特务头子吴世宝提出要宴请梅兰芳，并劝梅作一次慰问演出。消息传来，梅兰芳心头一震，自言自语地说：“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这世道怎能让人活下去！”梅夫人见丈夫忐忑不安，茶饭不思，便说：“不行的话，明天我去赴宴，与他们周旋。”

次日，梅夫人来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76号宅院。特务头子劝她说：“几年不见梅老板，听说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是不是为了在国民面前要个面子？我看大可不必，太太应该关心他才是。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梅夫人当即回击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特务头子听后勃然大怒，指着梅夫人恶狠狠地说：“梅老板唱了几十年的戏，大概还没有领教过我吴某所导演的‘舞台’吧。”说完，硬领着梅夫人去看铁门里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陪梅夫人赴宴。梅夫人坐在桌边，始终不动嘴巴，不动筷子，以沉默抗争。特务头子便伸出罪恶之手，端来一铁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言罢，拂袖而去。

梅夫人回到家中，向丈夫细说了这一切。梅兰芳深感局势严重。就在这关键时刻，梅夫人想起在香港以牙痛驱走日本人的经验：“你放心，事到临头，我自有应急办法。”第二天，当闻听日本人要来，她便吩咐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四联防疫针，找出针筒，要梅兰芳赶快躺在床上，注射针药。不一会，梅兰芳真的开始发起高烧来了。日本人来后，摸了梅兰芳滚烫的额头，只好无奈地摇着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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