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商启怎么样，大禹墓在哪

引子

上文我讲到，华夏上古史的最大问题，就是夏商周关系问题！尤其是被《史记》误导的夏商周顺次生灭的关系问题，是汉史一厢情愿的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因为史记仅仅为纪传体通史，并不是纪年体，更不是象左传/竹书纪年一样的断代史，这就是答案…

很多网友讽刺我小白，但他们忽略了纪传和纪年一字之差，就是天地差别…须知纪年体只是前后顺序，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严格按时间顺序走的；而纪传体却是并行发展，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漫无边际评说天下的…

虽然，在王权传承上，夏商周的确是按照前后顺序传承的，但是作为氏族部落却是并行发展的，各大氏族根本没有被消灭，只不过四散奔逃罢了…所以夏商周的各代积年，比如夏471年，商496年，西周256年，就是并行发展的，同时存在。尤其是三星堆二里头的出土，对夏商周关系冲击十分巨大…

铭文考古证实，商汤灭夏实质是丹朱灭殷。与此同时，夏人西入四川(三星堆)建蜀，殷人建巴(金沙)，后稷也在陕西石峁建周。各族同时存在，不存在先后问题…武王伐纣时，周当了老大，殷人建了杞国，商族南迁成了宋国，西迁入了洛邑(偃师)…

事实上，尧时代(3800年前)大禹是水正(文命)，管治水；商契是火正(昭明)，管工具；后稷是土正(昌若)，管种植；皋陶是金正(曹圉)，管司法；舜是土正(相土)，管仆牛养殖…他们在治水时代各有分工，各司其职，比较有效地完成各项治水工作，并共同发明了甲骨文及禅让制，形成了氏族联盟(邦国)，也叫虞夏联盟，以执行族间王权传承为主，并逐渐为统一的中央王权国家的形成，打下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即是代表夏龙与殷鸟二族结盟之象征，俗称华表，如图所示:

四方凤甲骨卜辞也是佐证，如图所示:

而《山海经大荒东经》称:“汤谷中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九乌居下枝，一乌居上枝…”，也就是说，夏商是执行禅让，并行发展的氏族联盟…所以史载夏朝470年，商朝490年及西周300多年(至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都是齐头并进的关系！

直到《穆天子传》中，周天子穆西行四川瑶池(成都/都江堰)见到最后一代夏王(蜀王/西王母)后才结束启制，进入战国时代。

而国家95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表》(2000年发表)，其断代时间却为公元前2070~1046年，是按史记和竹书纪年的前后顺序垒加的，考古证据也是二里头/西安丰河/殷墟的C14数据，时间上限不超过3800年，根本就没有达到公元前2070年。而且至今没有发现大禹墓址，断代证据一无所有，所以此表并不准确(参看我专文)！

另外一个巨大混乱是“禹生启，家天下”问题，汉史专家一直以为是“禹生育了儿子启”，建立了夏朝…

但三星堆二里头事件出现后，考古事实恰恰相反，3800年前根本就没有甲骨文，夏本纪和2070年从何而来？空想出来的吗？

而且铭文“禹生启”之义，是指启继承禹王位之义，与汉史禹生儿子启并无关系。考古也如此，大禹/夏启二墓至今尚未发现，谈何禹生启，家天下？

尤其“夏代图腾”解读法问世之后，即图腾/葬礼/铭文三法器，对史记和甲骨文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几乎彻底推翻了史记夏本纪和殷本纪的记载(参看专文夏代全解码/上古史略考)…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解读甲骨文“夏”字过程中，却无意中发现了“禹”字符号的造字法竟是“抱虫式”结构，与二里头墓3号宫殿贵族墓中的“抱龙人”撞脸了…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下子解锁了大禹墓的这个天大喜事！巧呀！

当然，事实上大禹墓早在2002年就已经出土了。在挖掘二里头3号宫殿基址南院时，已经发现了编号为(2002VM3)的贵族墓，而且发现了绿松石龙和抱龙人，只不过大家因为过度迷信甲骨文，根本没有意识到图腾和墓葬礼仪也是文字标准，更没意识到“居葬合一”就是夏人标志…所以大家仅仅围绕贵族墓出土了大名鼎鼎的绿松石龙形器而评论，至于是否与大禹有关，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后面详述)！

当然现在，首先开宗明义地说明一下为什么此墓是大禹墓，结论和证据是什么，本人简单一句话概据:禹骨骸/铭文/图腾/居葬合一礼(禹贡)四铁证都已经具备了:

只不过，禹骨骸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贵族墓中，呈抱龙状，头戴白陶羽冠，颈佩蚌壳项链，腰系青铜蛾铃，手抱绿松石龙，脚踩龙门山绿松石，向左侧卧在墓中，如图所示:

其次，禹铭文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青铜圆斝上。即“网纹手”符号，如图所示:

其中网纹代表绿松石龙，手代表继承王权，会意为抱龙人，汉字为“又巳”，鼎文为禹。巳通以/姒，为禹姓，如图所示:

当然，绿松石龙也是大禹创制夏历的标志，代表夏至日(6月22日)的天象，如图所示:

而同址出土的三类绿松石铜牌饰是戴在伶官手臂上的，代表时令，配合大禹夏龙，形成春牛/秋蝉/冬蛾的四时令牌。后人传承称为萬舞/蜀舞/蝉舞，史称禹殷之祭/均台之享…，如图所示:

第三，禹贡出土于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器物坑(6号坑)，官称“青铜大立人”，手呈空抱状，而所抱之物已在三星堆博物馆中找到，是为断成三截的铜蛇，如图所示:

第四，大禹死因也推导出来。根据2011年西安谢子展老师《禹王碑》(长沙岳麓山版)破译成果，指出禹因“?昶泉去，裹圣浮图，葬稽堂祈祥…”，即长年治水而得烂脚疾(禹?/脚气/类风湿一类)而卒于二里头…经C14骨骸测其年龄为35岁左右，脚趾有变形，且有花椒坑…符合禹王碑病亡早逝记载。如图所示:

第五，禹身世推断也出来了:

根据《史记》及先秦诸史记载，禹为汶上人，治水时间为13载，根据《竹书纪年》:“禹元年壬子，继位于冀，颁夏历于邦国，起壬子，终壬戍。”故分析禹在位仅11年，故推测:

禹约公元前1674年左右出生于山东汶上县(大汶口后人)。15~17岁入洛阳盆地治水。13年后，即竹书称帝泄元年(公元前1650年/壬子年)治水成功继位，称帝二里头(冀/斟鄩)。11年后即公元前1639年(壬戍年)，因脚疾(?)复发卒于二里头！终年35岁~45岁之间。

大禹治水遗址有三处:

遗址一，即洛阳龙门伊阙(一门峡/渊门)，“禹凿渊门”开龙门山引伊水入洛水，遂除淮河流域水患…而大禹墓中的绿松石料即采集于此地，后人为纪念大禹治水成功而制成绿松石龙形器。而甲骨文的“中”字及周武王“宅兹中国”事件即此记录，如图所示:

遗址二，即邙山入黄囗，大禹及商契为引导洛水流入黄河而开的闸口，碑称弇臿，俗称二门峡，古称开封，如图所示:

遗址三，即三门峡平陆砥石山，禹为防止黄河倒灌洛阳盆地，故分流黄河入北济水段，史称“三川并流”，碑称“奠取及溉”。如图所示:

三川并流示意图:

结论一，二里头C14断代时间为3800~3500年之间，基本符合夏与商周并行发展的时间表(夏470年以内)，而不符合夏商周垒加的时间表(496+471+256＝1100年)。

结论二，禹骨在二里头，禹铭文在殷墟，禹贡在三星堆，三者各在千里之外，说明什么？说明商汤灭夏及武王伐纣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我通过铭文及图腾对比解读发现，“禹生启”的夏启都城和墓地，即是商契佐禹治水的郑州二里岗遗址，及安阳殷墟无人断代又赫赫有名的亚长墓。理由如下:

①商契“司徒”铭文就是启铭文，甲骨文即“司其"，篆字即取，汉字即启！是商契佐禹治水有功，受舜封启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夏启就是商启契！如图所示:

②帝舜讹为帝喾，商均名号商契，也叫商启，夏人叫夏启，周人叫周启(弃)，一王三称！因为甲骨文弃与铭文启完全一致，都是汉字“司其”，如图所示:

而帝舜和商均(契)两人是王臣关系，山海经叫“舜生戏，戏生摇民”。戏即伯益兽官商均，他称启前叫伯益(伯位)，称启之后叫启(也叫契/均)，而摇民即指尧子丹朱，史称商汤。如图所示:

故舜受商均/契/益司徒(启)位，佐证“禹生启”不是指禹生儿子启，而是指族间王权禅让制，即禹禅让王位于启，而夏启不是禹子，乃是商均伯益！这一切乌龙都是铭文汉字化惹的祸！

而1953年二里岗发现早期甲骨文，破译结果即是“禹生启”卜辞！即《史记殷本纪》:契长佐禹治水有功，舜受司徒(启)事件。如图所示:

同时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圆斝(刻有启铭文)与二里岗圆斝规制一致也证明此事，“又乙/又其”即禹/启符号(详解看我专文)。如图所示:

故佐证二里岗为启城契都，史考为汤先王之西亳都也(见我专文)。

④殷墟亚长墓铭文即启长北蒙义，如图所示:

随葬青铜钺也发现铸有“启”铭文！如图所示:

并因甲骨文王字即钺形，甲骨文亥即凫(鸟长)形，与甲骨文中记载的“高祖王亥”一致，而亚长墓出土了大量铜钺/鸟尊文物，与王亥撞脸，故亚长即高祖王亥长启王也，如图所示:

尤其还随墓出土了大量仆牛文物，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一致，并且亚长死因是受7处戈伤而俯葬墓中，与“有易杀王亥…杀而放之”记载完全一致，故推亚长即高祖王亥/商均契！如图所示:

⑤另外，商均(契)因佐禹治水而得脚?(脚气/类风湿)，而亚长墓主人脚骨有变形，上有花椒坑，符合此症状…并且墓中出土了铸有鸟头纹的青铜手杖，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权杖及鱼凫王铭文撞脸。故推亚长为拄拐之人，应即商均契/王亥/鱼凫王也。如图所示:

结论一，夏禹族与商契族因治水并存发展，王权也因治水而执行族间禅让制传承，时间为公元前1800~1600年左右。所以夏本纪即殷先史，夏殷并存！

结论二，殷族(契钧)是虞舜后人商钧契建立，而商族是尧后人丹朱所建立，殷商不是一族！而且因为争夺启权而发动政变(竹书称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墓考为丹朱逐舜杀钧)。这才是史记之“商汤灭夏”真正背景！山海经叫“舜生戏，戏生摇民”(看我专文)。如图所示:

结论三，二里头3800年断代时间及无甲骨文情况证明，夏代王朝仅有3800年史，并不存在4070年史之可能。而且大洪水时间也在3800~3700年之间发生(国家地质所报告)，与4070年时间矛盾。

最后，载录一段3号宫殿贵族墓的介绍文章，以飱读者(载自网络作者，声明即删):

“(2002VM3)墓葬位于二里头3号宫殿东南部，被二里岗文化晚期灰坑打破，残余部分未经扰动。墓口长2.24米、宽1.19米、残深0.72－0.79米，如图所示:

此墓主人为30－35岁之间的男性，仰身直肢，头朝北，面朝东，双脚并列。该墓随葬了丰富的陶器、漆器。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墓主的头顶出土有三件白陶斗笠形器，颈部缠绕货贝串饰，胸腹部摆放一件绿松石拼嵌龙形器，龙形器中部压一件带石铃舌的铜铃，如图所示:

绿松石龙大约由2000余片绿松石嵌片拼嵌而成，龙形器总长应超过70厘米。如图所示:

发掘者许宏先生认为：“这件龙形器应是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上，原应放在墓主人的手边或系于腕上。”

杜金鹏先生推测，此墓主是身份既贵又贱的特殊身份人，很可能是宗庙的管理者、祭祖活动的参与者。绿松石龙是龙牌，“在祭祖典礼上，某种特殊身份的人，手持‘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龙牌’边唱（颂扬祖先功德）边舞（模仿祖先生前的活动），随着舞蹈者手臂的舞动，那色彩斑斓的‘龙’，左右翻飞，上下升腾，既似腾云驾雾，又像遨游江河，既气势恢宏，又神秘莫测。

持有龙牌的人由于长期从事这种神圣的祭祖典礼，经验丰富，具有了某种能够更好地与祖先沟通的本领甚至垄断了某种与先王沟通的权利，因而深受夏王器重与赏识，不仅得到赏赐，更被允许把生前使用的龙牌作为随葬品带到另一个世界中继续使用”。

朱乃诚先生认为，此墓主可能是拥有养“龙”（鳄鱼）特殊技能的贵族，不属于王族，那么绿松石龙不是二里头文化的“王权”或王统的表征。

蔡运章先生认为，这件绿松石龙图案颇似蛇，展示巨龙升天的图画，应是夏部族图腾崇拜的产物，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墓主则应是夏王朝设立专门主管祭祀龙图腾的职官“御龙氏”。他还认为，绿松石龙头向西北寓示飞向天宫，铜铃可传达神灵的告示，绿松石条饰象征田地。顾万发先生则认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可能象征当时的极星神或北斗神。

不过，上述诸位先生的高见虽有一定的启发性与合理性，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说龙是夏部族崇拜的图腾，那么陶寺早期王墓随葬的龙盘又是谁的部族崇拜物？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显然不是一个文化，也不是一个政体。

所以陶寺龙与二里头的龙具体含义恐难从图腾崇拜角度解读，况且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早已脱离了图腾崇拜时代，可以说是进入了王权龙神化的时代。

再者，龙母题在陶寺文化与商周时期很重要，地位都很高，其在二里头文化中地位也应该不低。

此墓位于宗庙3号宫殿的中庭南部，位置极为重要。只是墓主的身份**并不是很高，既不是王，也不是最高级的贵族，这与绿松石龙形器的特殊功能和墓主的特殊官职有关。二里头王墓并未找到，不能排除王墓出龙随葬品的可能，所以尚且不能论断龙在二里头文化中不代表王权。

其实龙的象征含义在二里头文化中是多元的或多样的。即便在墓中确实不能代表王权，但并不能排除龙形器与先王表象的关系…正如蔡运章先生所谓绿松石龙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

因此，从绿松石龙及其墓葬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的细节，有深入发掘其原意的余地。比如说绿松石龙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更多依据文献传说，并不错，其实绿松石龙本身就同“禹”有着直接的关联。

学界基本一致认为，二里头贵族墓随葬的绿松石龙同商周的“中国龙”有着明确的源流关系。尤其是商周时期的出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尚书》《诗经》《周礼》《礼记》《仪礼》等，都有龙的记录…

首先我们来仔细观察贵族墓的绿松石龙形器的形态。整体似蛇，卷尾。头部有高低，隆起的部分是头部主体，大致呈◇形（图２）。显然，绿松石龙的整体造型就是蛇，与甲骨文和金文的“虫”字如出一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宏先生认为龙形器原本是墓主用手臂揽在怀里的。在行为动作上表现为将虫（蛇）揽在臂弯中，表现为文字象形便是金文的“禹”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中，手臂的形符均表现为“禹”。手臂横直表现出了臂弯，呈怀抱状。

这便明确说明二里头2002VM3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用手揽在怀中的造型，就是“禹”的象征或形象表征。陶寺早期王墓的龙盘只是盘龙，似头鱼而不像蛇，更不表现手臂。因此尽管陶寺龙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可能有一定的借鉴关系，但是陶寺盘龙绝不表现“以臂揽蛇”的“禹”。反过来说，“禹”的形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虫；另一个是臂弯。

《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古文禹。”段玉裁注云：“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意。”所以，许慎《说文》仅抓住了“禹”字的一个要件“虫”，而昧解了手臂。当手臂揽住或持举绿松石龙牌时，龙牌就不仅仅是虫、蛇，而是禹的化身。

2002VM3埋葬于二里头二期宗庙3号基址中庭的南院当中，从大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上已经挑明绿松石龙牌在宗庙祭祀先王的活动中，所扮演的道具角色，这是绿松石龙牌的功能之一，即祭祀仪仗功能。这也意味着二里头宫城内3号宫殿宗庙内的祭祖活动肯定包括祭祀“禹”。从这一点看，蔡运章先生所谓的绿松石龙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是正确的。

至于“禹”的虫、蛇、龙形态与大禹治水功德等等的解读与认识，学界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诚然，用于宗庙祭祀先王“禹”的化身仪仗，为何随葬在绝不可能是禹的、地位**并不极高的墓葬中，恐怕还要从绿松石龙牌的另一个功能即萬舞道具的功能来分析。

杜金鹏先生曾经推测2002VM3绿松石龙牌可用于祭祖典礼上手持舞动，载歌载舞，模拟龙的翻飞腾挪，模仿祖先的活动，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这应是绿松石龙牌的舞蹈道具功能。杜先生的推测，是很有见地的。龙牌尾部的那条绿松石镶嵌条，在舞动时更适于手托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深化这一推测。

许宏先生认为，铜铃原本可能系在2002VM3墓主的手腕上的。我们认为，舞者手腕上的铜铃，配合着手持龙牌舞动，金声玉振，在召唤祖先“禹”的神灵的同时，增添舞蹈的音色，与绿松石龙牌的舞蹈相得益彰。显然，铜铃出土的位置及其背景关系，支持龙牌用于舞蹈的推测。在宗庙祭祀中所跳的舞蹈，有一种称为“萬舞”。

《诗经·简兮》唱到：“简兮简兮，方将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郑笺》云：“以干羽为萬舞，用之宗庙山川。”“干”本意是盾牌，绿松石龙牌长约70厘米，贴嵌于木托板之上，也可以视为盾牌类。羽是指羽毛，即“右手秉翟”，《孔疏》详解为“翟羽谓雉之羽也”。

此墓主头顶有三个白陶斗笠形器，形制相同，边缘带有一小牙，中央穿孔，尺寸一大两小。大者2002VM3:2，直径5.9-6.1厘米、高2.85厘米；小者2002VM3:1，直径4.85厘米、高2.18厘米；小者2002VM3:3，直径4.8厘米、高2.44厘米。第1、2号斗笠形器上有红色漆痕，表明这些斗笠形器原本是嵌在头顶冠饰，用于插羽毛用。

出土时，三件斗笠形器散落呈品字形，最大的2号在中间“品”字的顶端，两件小的分别在2号的两翼（图１）。可以推测2号斗笠形器是羽冠的核心，插上最粗大的雉尾羽；两侧小的斗笠形器分别插稍细一点的雉羽，其中1号斗笠形器上有31号绿松石珠作为羽毛的插座，3号斗笠形器上有33号绿松石珠作为羽毛插座，陪衬2号斗笠形器上的主羽，视觉效果极佳。准此，2002VM3随葬品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展示了干羽之舞的萬舞全套道具或装备——绿松石龙牌（干）、铜铃、翟冠。

《简兮》的《诗传》解释说：“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孔疏》曰：“卫之贤者仕于伶官之贱职，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为王臣，故刺之。伶官者，乐官之总名。经言公庭方舞，即此仕于伶官，在舞职者也。”从孔颖达的解释不难看出，伶官即乐师，也可以是舞师，职官地位比较低贱，却可以同朝臣一样受到王的眷顾。二里头2002VM3墓主的地位，恰好是这样的状况——既贵又贱的特殊身份人。该墓主生前主要的身份应是伶官，即乐师和舞师，他在重大的祭祀场合，舞动绿松石龙牌进行程式化的舞蹈，正如蔡运章先生认为的那样，可称之为“御龙氏”。只不过“御龙”并非仅仅是祭祀龙本身“禹”，而更应是“驾驭龙牌舞蹈”之意。

2002VM3位于宗庙3号宫殿基址中庭南院内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也同“公庭萬舞”用于宗庙祭祀的用途暗合符节。

萬舞流传到东周时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兮》明确说舞蹈道具是“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已不再是手执绿松石龙牌，头戴羽冠，腕系铜铃，改为左手执籥（笛类的乐器），右手秉翟羽。但是萬舞的名称却作为历史的记忆保留下来。

从直观的角度看，不论是执龙牌戴羽冠还是执籥秉翟，都与萬名和字没有直接的关联。何以称“萬舞”？

《说文》曰：“萬，虫也。从厹，象形。”解读同“禹”。再看看甲骨文和金文“萬”字，的确是长角的虫（图5）。仔细比较甲骨文、金文萬、禹、虫字形的差别，不难看出萬字不仅强调虫长角，更突出虫头身大尾小。这使我们联想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贵族墓葬的绿松石铜牌饰有三例。

一例绿松石铜牌饰出自墓主胸部略偏左，内面凹，附有麻布。长14.2厘米、宽9.8厘米。兽头眼后生出一对丫形角。铜牌饰的东侧便是铜铃及玉铃舌。墓主头部出土两件绿松石管，发掘者认为是戴在颈项上的，但我们推测也可能从头顶位移至此，原本也是用于插雉羽的。同墓底部左侧还随葬漆鼓1件。时代为二里头二期偏晚。

二例绿松石铜牌饰出自墓主胸前，长16.5厘米、宽8-10厘米。兽面的尖吻两侧为柳叶形角。铜牌饰西侧为铜铃。墓葬时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

三例绿松石铜牌饰出自墓葬的中部的东边，估计原本也是从墓主的胸腹部位移至此。此饰长15.9厘米、宽7.5-8.9厘米。兽面眼前伸出一对芒状的角。距铜牌饰30厘米处，位于墓室的中部出土铜铃1件。墓室头端近墓壁出，出土两件绿松石珠，估计原本也是从墓主头顶位移至此，原来也用于插雉羽。墓葬时代为二里头四期。

足见，绿松石铜牌饰所在的位置、与铜铃的配伍，都是在重复二里头二期2002VM3绿松石龙牌萬舞的道具模式，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实际上就是绿松石龙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三座墓主也应是伶官，81VM4随葬漆鼓可以为证。

通过上述初步分析，我们认为所谓萬舞，原本是佩戴绿松石龙铜牌饰与铜铃及雉羽所跳的舞蹈。而铜牌饰皆有四系，形如小盾，也符合萬舞干羽道具的历史记忆。使用时，绿松石铜牌饰也是戴在手臂上，代表时令官。即春牛/夏蛇/秋蝉/冬蛾四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