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飞越时空怎么样，我的外公家作文

当历史学家的放大镜聚焦于“军地关系”，军队集体因其凝聚力和认同感，往往被默认为整体观照对象。

但正如沈爱娣所言：“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对戴茂章与田秀琛夫妇（笔者外公外婆）口述经历的梳理，为考察军人角色变迁和军地关系嬗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补充。个体记忆的追溯，消弭了宏大历史叙事对其独特人生轨迹的覆盖，还原了真实军人个体置身历史潮流中的细节感受，也使读者足以窥见时代的缩影。

解放初期——军旅起点“职业化”

戴茂章生于1948年江苏吴江，田秀琛生于1947年山东泰安。两人的童年时代是中国农村贫困生存状态与落后生产方式的见证。1950年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显著，广大农村却仍普遍贫穷。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家庭经济状况成为个人职业道路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

而教育资源的匮乏则是主宰个人未来出路的另一重因素。当时，中学是乡镇教育的稀缺品，戴茂章所处的桃源乡只有唯一一所农业中学，县高中的低录取率又极大限制了升学机会。回村务农或求职谋生是1960年代初中毕业生们最平常也最切实际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报名参军成为了择业潮流。

当然，参军不仅仅关乎上述现实因素的抉择，也同样关乎理想、荣誉以及更崇高的意义。当时，解放军在老百姓心目中被置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1950年代初，国家刚刚从战时体制中解除。在一个以恢复与发展生产力为重的社会，经济建设被置于国防之上。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国防，其在生产建设方面的辅助作用远不能替代新政府的政策推动和民政对话。另一方面，通过国家一系列编制体制和管理规范的改革，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得以确立，军人角色开始往职业化方向转型。这标志着以往强调“军民鱼水情”和“党军一体”的农民革命军团体正式向国家正规部队和常备军蜕变，同时也使得军队与政府、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对割裂的。

但作为建国元勋，军队仍是倍受尊崇的群体，维持了政治意识上一贯超然的精神地位。于是，解放军化作平民百姓主观世界里一个渺远却又崇高的意象。此种距离感似乎为那抹军绿色增添了一丝神圣性，从而赋予了军队一种符号化的意义。“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成为口口相传的择业指南与风向标。

正是在物质资料短缺与精神象征鼓舞的双重激励下，1964年就读于肥城六中的田秀琛积极参加了济南军区卫校的招生，进入军医护理专业。而由于“文革”开展导致66、67年江苏征兵停止与兵源锐减，回乡劳动四年后的戴茂章，最终在1968年得偿所愿、响应征召，后被分配进入济南军区68军203师608团三营七连充当战士。

二人年轻时身着军装照

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推行并优化其兵役制度。部队吸纳了大批家境贫寒却满怀热血与憧憬的年轻人，为现代化的军事事业储备人才。

“文革”时期——三支两军“政治化”

伴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的重新判断，1964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横空出世，军人的政治地位得到飞跃式提升。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从外观上消除了官兵差别。

田秀琛（第一排左4）卫校毕业照。从人物服装可看出当时已取消军衔，学生人手一本红宝书。

作为一种指导精神，军事化思维和行为模式浸入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进社会文化的肌理，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乱，使“准战时体制”在“文革”前期到达巅峰。

1966年毕业前夕，田秀琛（前排右2）与同班同学响应军委通知“部队院校可以参加红卫兵大串联”，结伴成立“远征小分队”，步行从济南前往北京，并执行宣传任务。

田秀琛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留影

“这一时期的人民解放军脱离了军队的正常建设，集中力量参与了地方事务。”

1968年，初入军营的戴茂章同志接受组织命令参加了铁路执勤的军管任务，负责蚌埠与德州路段的列车值勤工作，维持旅客上下车与行进途中的秩序，协助列车员处理问题，工作剩余时间则在营房驻地参加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因工作积极努力，戴茂章于11月成为全营第一个入党的新兵，并被评选为“毛选”积极分子。之后他又被晋升为班长，带领全班战士监管各节车厢，与列车员共同担任“观察员”与“服务员”，负责列车全程安全。

戴茂章（右）与战友执行军管值勤任务时照

1969年底，由于战备需要，戴茂章所在68军608建制团被调往山东莱阳组建陆军第26军78师，继续参与军事训练、担任生产任务。1970年3月，戴茂章同一名王副连长一同被分配在山东即墨县楼子疃公社，奉命执行包括宣传毛泽东思想、春季植树造林、秋收秋种等支农任务。

同时期，在济南军区后勤驻军第141医院工作的田秀琛等医务人员，为响应早在1965年提出的“毛主席626指示”，于1967年初参加支农任务，在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下半年参加了山东垦利县的医疗队进行急慢性病的防治宣传，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

田秀琛在济南军区后勤驻军第141医院的工作照

1969年末，田秀琛因参加为期两年的军医学校医疗专业培训，不再直接参与相关支农任务，却也仍从同事口中不断得知当时医院派驻人员的情况：支农时，因村委会领导的缺失，便帮忙处理农村事务、调解邻里纠纷；支工时，到潘西煤矿体验矿工生活，发生瓦斯爆炸，需坐滑轮车深入漆黑狭窄的矿井了解实际情况；军管时，接管张店公安局领导所有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等。

二人的工作内容存在着职位与地方军情上的差异，却皆为国家派遣解放军进驻各地部门参与管理的剪影。除去政治地位，解放军也取得了实际的管理地位，即使是最基层的战士或干部，也获得了直接参与地方事务的职权，充当了遏制内乱、缓和局面、稳定秩序、恢复治理的角色，保卫了许多重要设施与人员的安全，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军队通过对各地人员的输送与补缺，起到了代行政府职能、重建地方政权的作用。而对于军人个体，其本身不再作为职业化与技术化军队的一份子、着重参与军队建设，而是投身在遍布全国各地的政治运动中。军人的职务身份为表，而在地方事务中所扮演的政治“螺丝钉”与“纽带”角色为里。

“改革开放”前后——军地交融“过渡化”

1970年5月，提干的喜讯传到戴茂章耳中，令他感到欣喜。因为提干象征着人生的转折点，意味着自己从农村的小青年正式转变为国家干部。四个月后，戴茂章所在全团移防至青岛崂山县沙子口镇，协助北海舰队打造防御工程，职责范围从“三支两军”回归军队建设。是年十月，戴茂章再次被提拔为团政治处书记。事业上的节节高升，为他之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方向。

身着干部服的戴茂章

1973年，戴茂章取得了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与田秀琛的相识得益于常年看病住院的政治处领导的引荐与撮合，而9月被调往师政治部秘书科任干事一职则得益于其认真刻苦的工作态度和与同事领导的融洽关系。

戴茂章与田秀琛的结婚照

1975年，二人的女儿出生，取名为丹，小字阿红，寓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也寄托着两人军装之下的那颗红心。

全家福

1981年，戴茂章升任副科长，负责师政治部内务工作。此时为方便照料子女，田秀琛已于两年前调往戴茂章所在第78师的师医院工作。

当时的田秀琛已完成从助理军医向主治军医的进阶，其在师医院临床抢救的突出表现更获得记三等功一次的荣耀。直到转业前，田秀琛一直集中精力于部队医院的临床医疗工作，致力于军队医疗建设。

田秀琛三等功奖状、授奖证书和勋章

两人事业线相互交织的攀升期，却正处国家政治的低迷期。此时对政治与军事领域的“整顿”更多是一种“温和修正”或“大胆试验”，地方治理尚延续了“文革”时期“军地交融”的传统。

1983年，仍然严峻的备战形势下，戴茂章被提为政治部群联科科长。群联科的职责之一是分化瓦解敌军工作，负责对外喊话、对敌广播。戴茂章需要专门受训，学习俄、韩、英、日、越等敌对交战国的语言，基本喊话内容包括“缴枪不杀”“请投降”“跟我走”“我们优待俘虏”等。

第二项更为重要的职责，是联系群众、密切军地军民关系。戴茂章需要帮助首长了解地方政府动态和当地百姓需求，掌握基本信息、提供一手资料。

戴茂章（右）与汪干事在政治部办公大楼前合影

群联科的工作性质实质上杂糅了军队本身的国防职能与前一时期形成的兼政职能，体现了这一时期军人角色的二重性与复杂性。政府机关从瘫痪状态中渐渐休复，逐步取代“三支两军”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将长期深度介入行政系统的军队推向其本职工作。这一时期，军队与地方行政仍然保留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军人角色呈现出“过渡化”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裁军身份“多元化”

1984年，中央作出裁军部署，压缩人员开支，把有限的军队经费投入到国防装备与武器开发改良上来。这一决策导致了军队规模的大幅度调整与军队人员的多领域“分流”，促使军人角色“多元化”。干部转业，则是其中的重要一“元”。

裁军分两批进行，戴茂章与田秀琛于1986年第二批裁军中先后办理转业手续。戴茂章属政工干部，田秀琛属卫生技术干部，二人转业回地方（戴茂章原籍江苏省吴江县）后，均被安排了相应行政工作，参与了地方基层的发展建设。

1988年，田秀琛被分配至吴江卫生局医政科，分管医疗行政工作，包括各医院的行政管理、新医疗技术的审报推广、医疗督导和流行传染疗法的宣传指导、个体医诊所的证照颁发等，负责贯彻国家卫生工作的政策方针，定期前往各医院视察，并督促检查各乡镇卫生系统的落实情况，实现了临床军医向医政管理的职务转换。

田秀琛（右2）执行卫生局部署的第十一届全国爱牙日街头宣传活动

1989年，已在黎里镇工作两年、负责组纪宣和群团工作的戴茂章，于是年5月调任到县广播电视局担任局长。当时的主要宣传工具是有线广播。伴随市场化的进程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1991年底县里通过了筹建吴江电视台的决定。戴茂章接受委任，抽调5名同志组织了筹建小组，亲自挂帅，前往松陵镇梅里村、吴模村、石里村的稻田和鱼池实地勘察，征地32.5亩作为选址地点，与广电部设计院合作设计发射塔，与苏州建筑设计院合作设计电视台大楼，并参与了设备选购、工程技术人员的引进等方方面面的工作。

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的运作与奋战，由青岛东方铁塔公司承建的电视塔、电视大楼同步建造起来。1993年7月电视台试播，取得了理想的发射功率和播放效果。10月8日，吴江电视台正式开播，获得了十分可观的收视率，以及领导和广大市民的如潮好评，其中的吴江新闻、专题文艺节目深受观众喜爱。

戴茂章（左1）与领导在吴江电视塔施工现场调研

电视台的筹建，结束了吴江人民没有自己电视频道和节目的历史，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年收入从开始的一两百万逐年上升至二十世纪末的六七千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戴茂章于2003年底退居二线。在职期间，电台新建了调频广播，改变了单一的有线喇叭，有线台同步发展起来。戴茂章身为局长，设法筹措资金、研试光缆传输、不断发展用户，与电信、移动、联通等部门积极竞争覆盖率，贯彻广电“传输快、质量好、服务优”的宗旨。这项有线网络延伸的工作也走在苏州各县市的前列。

在回忆并总结这段工作经历时，他引以为豪：“吴江的广电事业在这十多年中，得到了迅猛飞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戴茂章（右3）与同事在吴江电视台楼前合影。

转业之后，二人彻底挥别了军装，并暂时放下了保家卫国、服务国防之心，转而响应党与国家的最新指示，全身心投入到地方建设中。虽然二人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巨大转变，然而早年的参军经历，使得二人将部队的良好作风带入了乡镇工作。而参与地方事务的经验，也加快了二人对地方工作的熟悉适应。

以戴茂章为例，1987年转业初期，戴茂章时任吴江县黎里镇党委副书记，主抓党建和农村工作。第一次参加镇三套班子会议时，戴茂章习惯性地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引起了地方干部的好奇。这种部队中长期养成的组织性、纪律性不仅仅是表面礼节的延续，更是深度内化在其工作习惯和思维当中。

戴茂章初到地方工作时面对基层干部讲话，神情严肃、一丝不苟。

之后的工作，戴茂章也延续了群联科时的优良工作作风，发挥了他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势，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外出交流学习，每年都要把镇上的28个村跑个几遍，把基层呼声和百姓诉求带回党委。

戴茂章（第二排左1）带队参观上海宝钢，学习企业管理经验。

因此他在群众中也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多次获得党务工作先进称号，并在镇党代会选举中满票当选。

戴茂章荣获苏州市党务工作先进称号光荣证书

裁军和转业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的转移。军队在过去二三十年积累了大量身经百战、品质过硬、经验丰富的优秀军官干部，在大裁军时期为各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输送了大量人才和政治精英。正是这批出身军队的国家英才，秉持了部队生涯中锻炼的能力和打磨的品质，深入国家未来十几年的基层建设，为地方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二人回忆起职业生涯的种种，总是难掩完成历史使命后的骄傲与满足。用田秀琛的话来说：“不是个人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个人。”

然而个体置身于历史洪流，不免历经波澜曲折。对于国家，裁军是国防与经济转置过程中的自然举措与合理过渡，但对于军人个体，这无疑相当于巨大的身份转换与心理考验，对个人的冲击、对工作生活翻天覆地的震动，必然需要极为漫长的身心调适方能冲淡。

夫妇二人脱下军装的时刻，同样是在前途未卜时的失望、消极、心神不定和惶恐不安中度过的。初到地方工作时，由于对具体工作流程和细节的陌生，二人也是怀着极为忐忑的心情边学边干，历经数载才逐渐适应、恢复如常。

夫妇二人初回地方卸下军装时留影

国家政策的牵引力与推动力施加于个体的影响尤为巨大。个人角色的变迁，因承载了时代的重量，总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艰难历程。

同时代的其他人，除了干部转业进入国家机关之外，加入武警部队、投入经商浪潮、战士复员回乡，都是裁军后的职业选择，其角色转换的路径较为多元。

但据夫妇二人回忆，同期入伍的战友，最终提干的仅占少数。剩余人中除却极个别较有经济头脑、眼光超前的军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经商办厂、自主创业外，大部分战士复员后都回村务农。

后记

《白鹿原》扉页刻有一句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在我写家族史时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家族史异于小说，却不免有共通之处。写家族史，就像写一部有姓名有考据的小说，去除虚构主义写作技巧，保留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家族史是个人、家庭的明史，也是民族、时代的秘史。

白鹿的神话贯穿于“白”“鹿”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纷争与变迁。关于姓名的隐喻似乎同样适用于此。“田”，是初心，是二人出生的起点，是新中国作为农业国远征的伊始。“戴”，是使命，是披星戴月的艰苦拼搏，负山戴岳的承重前行，是对祖国建设无条件的拥戴，是对无数默默平凡之士的衷心爱戴。“田”“戴”二字，书写了一部家族史，也勾画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

家族史也同样是启示录。对历史的复盘与反思，对军人角色和军地关系的思考，也指导我们着当下的学术讨论与生活实践。往事熠熠，未来可期。

（本文系删节发表，未收录原文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