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华文机电怎么样，女文青喜欢的作家

改革同龄人

第19期

任晓雯

1978年生于上海，70后代表作家。著有《好人宋没用》、《浮生》系列、《她们》、《阳台上》、《岛上》等。作品被译为瑞典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俄文、德文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榜首、《南方周末》文化原创年度好书奖、《南方周末》外稿奖、华文好书奖、收获年度文学排行榜等。

上海姑娘任晓雯，如今住在北京通州，大隐隐于市。她每天5点起床，做瑜伽、喝咖啡、吃早餐，然后开始三小时的写作。写作就像跑马拉松，必须气息悠长，保持有节奏的吐纳。实在写得不顺利，就去刷碗做家务，获取另一种成就感。

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但一刻也没有爱过新闻这个行当。自从踏进复旦校园，她就从“什么都要立意跟人比一比”的好学生转型为“逃课、读书、发呆”的文艺女青年。宽松的家境给了她物质保障，而改革开放以后活泛多元的时代氛围赋予了她选择的勇气和自由。

她扛过了低谷和挫败，没有循规蹈矩地变成在陆家嘴或人民广场上班的小白领，从文艺女青年真正跃迁成了一名严肃作家。

2017和2018年，是任晓雯写作上的收获期。以1921-1995年的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的出版，带给她美誉如潮。“十月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中华文学基金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短篇小说奖”纷纷伸来橄榄枝。而此前，她凭借《她们》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如今，短篇小说集《浮生二十一章》即将出版，音乐人老狼称她的文字“仿佛带我去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多部作品签定外语版权。根据小说《阳台上》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张猛导演，王锵、周冬雨担纲主演，也将于近期面世。

批评家张闳说，任晓雯正在走向大作家的行列。她的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上海的气味，细腻、旖旎、冷冽，同时有一种精致的彪悍。她是七零一代作家中有才华、有韧劲，同时抱持清晰坚定的文学观的一位。在张爱玲和王安忆之后，她成为上海———这座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的又一位立传者。

1978年

上海里弄家庭的双喜临门

1978年对任晓雯一家意义重大。那一年，她爸爸参加恢复后的第二届高考，考上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由工厂里的普通木匠变成了前途光明的大学生。也在那一年，任晓雯在父母的期盼中呱呱坠地，这个漆眉星目、晶莹可爱的小女孩，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

妈妈上班，爸爸读大学，奶奶把任晓雯一手带大。“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凤阳路，就是成都路高架经过的桥墩那个地方。离市中心、人民公园都很近，典型的上海街道，很窄，两边都有梧桐树，夏天叶子从两面交织在路当中。”

住的是典型的上海里弄房子，一个房间里挺多隔断，连亭子间也住人。任晓雯一家四口挤在10平米的小房间里，和隔壁人家用隔断隔开。“我们住的地方非常逼仄。”任晓雯回忆，“纸板不像纸板，木板不像木板的墙，你说一句什么话隔壁都能听到，吃喝拉撒全在一个房间里。”

她还记得小时候为了偷看隔壁的电视，用发卡去隔断上挖一个小洞。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家都不富裕，一切百废待兴。因为改革开放首先在沿海地区实施，头十年，上海并没有领风气之先，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头兵。法国大学荣誉教授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中提到，直到1990年，改革出现了新一轮飞跃，上海才“终于被确定为改革发展的中心和‘龙头’地位，这条‘龙’不仅象征着长江流域，而且在更广的意义上还代表着整个中国经济。”

根据白吉尔提供的资料，1991年，上海人均年收入达到了6000多元，仅次于深圳特区。十年后，上海人均年收入达到了8700元，与大部分内陆城市拉开了距离。

时代的光芒照进普通市民的家庭。1992年，任晓雯的父亲由内燃机厂调到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这家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公司，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最早在上海和江南地区帮助国内外客户进行知识产权的维权和确权。任晓雯一家生活随之好起来，换了更大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彩电和冰箱。

最容易唤起共鸣的，是当时以影视和港台流行音乐为主体的大众文化。“比如我看贾樟柯的电影，里面非常喜欢用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我很喜欢那种感受，一支歌出来，你一下就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1996年

高分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

任晓雯是典型的乖乖女、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认真听讲，按时作业，指甲剪得很干净，衬衫袖管从不捋到肘部以上，每个小测验都要努力考满分，还积极出黑板报和参加文艺演出。”和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对自己的未来“稀里糊涂”，也没想过要当作家。

“虽然我中学时候也喜欢语文，看点《少年文艺》和席慕蓉，但也仅限于班级里作文稍微好一点的水平，拿到学校都不能算什么的。”

直到1996年，任晓雯以高分考取复旦大学新闻系。一进校园，就好像摁动了身体里的某个按钮，个性和人生的转变在瞬间发生。在青葱的校园里，“总有背吉他的长发青年呼啸而过，草坪上有诗歌，相辉堂里有话剧。”

新闻系不是她的心头好。当时，同学对她的印象是“这个人怪怪的”，三天两头逃课，有些课程的老师一学期没见过面，有些同学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

她全身心地变成了文学的信徒，一边开启鲸吞式的阅读，一边尝试写作。

那时候，朦胧诗早不再流行。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一众西方文哲大咖，才算得上时髦谈资。回忆当年的情景，任晓雯说：“我喜欢跟一些年纪比我大的文艺青年玩。他们说到哪个作家，我也要假装很懂的样子，也要能够搭上话。”

她积累下一些诗稿。多年以后，她将这些青涩的诗歌给同是诗人的丈夫苏小和看。苏小和告诉她，开头的几首诗还有中学生阅读席慕蓉的痕迹，到了大二、大三的某个节点，后现代的形式和观念一下子涌了进来。

她挑了几首诗誊抄整齐，投给了《萌芽》杂志社。这是中国第一本原创青春文学刊物，也是发掘了改革开放后数代青年作家的伯乐。任晓雯很快收到了录用信。她信手涂鸦的诗作随后接二连三地在《萌芽》上发表。

1999年

跟韩寒参加同届作文大赛

现在提到任晓雯，首先会想起她是连续四次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这段经历，在旁人眼里轰轰烈烈，她却很平淡。

“有一次看到《萌芽》杂志上有这个比赛。反正我有稿子，就寄过去。结果得奖了。”

今年得了奖，明年不妨又再投。连续投了四次，获得成人组一次一等奖，三次二等奖，差点被《萌芽》邀请去当评委。1999年，韩寒以《杯中窥人》斩获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那年任晓雯也在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成人组夺冠。

还有另一个小确幸等着她。写诗到后来，慢慢增添了叙事性，任晓雯动了写小说的念头。在一期云南的《大家》杂志上，她读到一位女作家的作品，叙述方式非常特别。

“当时我还不知道‘原叙述’之类的术语，觉得那种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跳跃，在叙述与絮叨之间切换的方式很有意思。”

她立即开启“学霸”模式，模仿那位女作家的写法，一天之内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一篇小说。写完之后，用电脑打印出来，寄给《大家》杂志社。出乎意料的是，不久，一份薄薄的稿件录用信翩然而至。《大家》的编辑李薇专门打来电话，告诉任晓雯：“你们这一代也该冒出来了。”

也真的是好运气。此后不久，另一篇小说由李敬泽做编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的题目被印在了当期《人民文学》的封面。

“我挺感谢最早鼓励我的这些老师的。”任晓雯告诉南都记者。

2002年

数月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

据任晓雯的朋友、批评家王晓渔回忆，在本世纪初，当时手机和网络初兴，写作者乐于在网络上的公共空间进行思想交流。任晓雯一度活跃于北大新青年、诗生活等论坛。

以诗歌和几个短篇小说初试啼声后，任晓雯向长篇小说发起进攻。2002年，她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岛上》。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

她踌躇满志地将《岛上》投给杂志社和出版社。这一次，好运没有如期而至，被杂志社纷纷退稿。

多年后回想，任晓雯觉得，文学新人被退稿不是一件新鲜事。“只不过对我来说，之前的顺利放大了这种挫折感。”

她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接下来的5年里，完成了39万字的长篇小说《她们》。自此，任晓雯从一个完全从抽象概念出发的写作者，变成了懂得精确、冷静地运用细节的福楼拜式的小说家。

好像命运有意要锤炼她的心志。出版和发表依然不顺利。《她们》被多次拒稿，直到2005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创作丛书”。出版后毫无宣传。任晓雯自己给朋友寄书，厚着脸皮请人写书评。

随后，任晓雯凭借《她们》获得2008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

2011年

搬到北京重新拾笔写作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漫长的断档期。生活中各种不顺利接踵而至。她一度偏离了文学的道途，与人合伙经商卖茶叶、在电台当主播，还玩微博，就是没有再写。

就像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里说的，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2011年，任晓雯搬离上海，去到北京。

“北京很大，没有人关注你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作为一个30多岁从头开始的人来说，也不怕失败了会怎么样。”

她整顿心情、重新提笔。也是在2011年一个冬天的清晨，任晓雯在银行门口瞥见一个路过的胖女孩，马尾辫扎歪了，在头顶拱起一块，手捧煎饼果子，边走，边吃，边哭。女孩的形象触动了她的痛觉，以及看似顺遂的生活里“隐秘而持久的挫败感”。她开始写一个底层小白领的故事，十万字的小长篇，命名为《生活，如此而已》。与此同时，她在《南方周末》开专栏写系列短篇《浮生》。

转机是悄悄出现的。2014年前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在微博上注意到任晓雯的文章。于是，他带着出版社的编辑、也是知名作家的韩晓征与任晓雯见面，先后签下了三本书。这是她走出低谷、迈向正轨的开始。

2015年，《生活，如此而已》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时媒体报道如潮。也是在那一年，《岛上》由漓江出版社重版。由莫言的译者、著名翻译家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岛上》在瑞典面世。此后，各路约稿纷纷而来。有一种局面一下子打开的感觉。

“说实话那时候我出书都难。”任晓雯说。但是，自从《生活，如此而已》出版、《岛上》再版，她慢慢进入了状态。“我的《浮生》越写越顺，我开始写《好人宋没用》。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觉得自己可以写很牛的东西。在多年的安静以后，我要拿出点东西来证明自己。我毕竟是30岁以前就写出《她们》的。”

2017年

《好人宋没用》发表荣誉纷至沓来

2017年，任晓雯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在《十月》杂志首发，被第四期《当代·长篇小说选刊》转载，同名图书单行本旋即上市。通过这部小说，任晓雯不仅学会了熟稔地使用“二手经验”，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感和腔调。

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她的人生全面“开挂”。《好人宋没用》获得第十四届“十月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入围2018“京东文学奖”五强。

同时，作品《浮生》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开放叙事奖；小说《别亦难》获得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提名奖”；任晓雯也获得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

《好人宋没用》很快被影视公司签走了电影、电视剧改编权。另一个短篇小说《阳台上》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张猛导演，王锵、周冬雨担纲主演，也即将在近期上映。

除了《岛上》被翻译成瑞典文，中篇小说《我是鱼》被瑞典作家、翻译家伊爱娃翻译成瑞典文出了单行本。《好人宋没用》被法国文学出版大社伽利玛签走。《阳台上》也有各语种的译本在签订合约。

“尽管语言冷峻，但她对自己所描绘的人物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同情。任晓雯只要有新作推出，必定是一部令人惊叹不已的力作。”伊爱娃给予这位中国同侪极高的赞誉。

任晓雯的几乎所有小说都以上海为背景。在2005年出版的《她们》一书的腰封上，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只有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上海是贫瘠的。”现在看来，这句话充满了预言性。任晓雯的确是继张爱玲、王安忆之后，又一个以上海和上海人为书写对象，兼具敏锐才思和深切悲悯的女性作家。

如今，当她站在成都路高架桥墩下面，看着旁边的便利店和高架桥上的车子，已经完全没有了小时候的家的记忆。

任晓雯说：“我看我妈妈80年代前的照片，她可能会在一件暗色的外套里露出有点颜色的领子。80年代以后，突然爆发式地出来鲜艳的颜色。衣服有马海毛的、蝙蝠袖的，头发烫成招手停，腿上穿着喇叭裤，各种潮流迅速地像万花筒一样翻滚而过，光怪陆离。”

来到北京之后，任晓雯对上海的特质看得更清楚了，比如上海人的精明、勤谨和对时间的高度规划感。如今，作为专职作家，她像一个真正的上海人一样，严格地规划着自己的时间：每天早晨5点左右起床，上午写满三个小时，下午用来休息和阅读。在这份严苛里，又有一种随时间而来的大气从容、不疾不徐。

“你的才华是先天给予你的东西，你能把这个才华发展到多少，真就是自己的努力结果。”任晓雯告诉南都记者。

韩敬群认为，任晓雯目前已是中国七零后优秀作家的代表。他说：“希望她能够以她的敏锐观察力更多关注中国当下的生活，也相信她未来的写作一定是日新日进的。”

改革创想录

没有放弃梦想，这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情

南都：四十不惑，回望你的人生前40年，觉得自己最幸运的一点是什么？

任晓雯：我生于1978年，今年是2018年，刚好是40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中国古话说，四十岁不惑。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我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这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情。在这样的年纪，身体逐渐地衰老，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而且还要处理很多生活琐事。但我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内心还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梦想，我的灵魂也非常的年轻。

南都：请谈谈你对改革开放40年的感悟？

任晓雯：在这四十年当中，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会给我们提供一次选择的机会。有时候，这种机会甚至稍纵即逝。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机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如此在大时代中度过我们的人生。

南都：置身于新的历史时期，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任晓雯：我希望还是像以前那样，内心对世界充满好奇，充满理想，对自己的选择有所坚定也有所放弃。

生于1978

寻找改革开放同龄人

编者按

四十年前，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在中国开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如春风化雨，滋长出无限可能。四十年来，国家变得富强，人心变得充盈，价值变得多元。风云激荡，大浪淘沙。生于1978年的一代，与改革开放同生共长。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联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隆重推出“生于1978———寻找改革开放同龄人”大型报道。我们将寻访重大历史节点的见证人、与时代共同成长的追梦者；以人的尺度，丈量历史，总结得失。

如果你是改革开放同龄人，欢迎联系我们，拨打020-87388888，或发邮件至ndsy1978@163.com，说出你与时代共同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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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