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桥807怎么样，福建邮政考试

文/吴幼雄

古代福建的邮驿路政，有文字可考者自唐朝始，但记载不多。这与福建境内多山，地势崎岖险峻，溪流蜿蜒，地广人稀，筑路十分艰难，交通不便有关。

唐朝福建的邮驿以水路为主。据《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五·福州》记，唐元和年间（806-820年），自永泰县东沿大樟溪可至侯官县（福州），向西溯流而上可至南安县（今德化县，唐时属南安）。又载尤溪县东沿尤溪可至福州，溯流西上可至漳平县。可见，唐代闽西、闽中山区各县都通过水路和福州建立邮驿的关系。

唐朝福建的邮驿制度与中原一样，主要通途三十里有“驿”，非通途大道则日“馆”。驿以馆使客，铺以递公文。唐代福建的邮驿是以福州为中心枢纽的，但所有的邮驿道路以通中原的福州至延平（南平）的水道为主。据《三山志》卷5《驿铺》云，唐朝自福州至中原，唯有溯闽江西上，凡四百六十二里，始接闽北延平的邮道。又云，元和二年（807年），福建观察使陆庶在福州任职两年，据江上邮驿官吏报告，因闽江滩险水急，每年死于船翻、沉溺的邮驿官吏以百计数。为了官吏往来之安全和公文传递之利便，陆庶募民“铲峰湮谷”，建置渡船，并在险峻地段修筑栈道，完成一条自福州西门出发，沿闽江西上直抵延平富沙的陆上邮驿道路，以接通中原邮道。从此，福州到中原就有了比较安全的陆上邮驿道路了。据唐朝的《沈下贤文集》卷4·《郭常传》记，此邮驿道路打通后，“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即顺此邮驿通道转沾于江西上饶等地。

唐朝福建沿海地区的邮驿道路，记载不详。《三山志》卷5·《驿铺总说》云，梁开平中（907-911年）“翁承赞册闽王审知”时，福州已有驿站。又据弘治《兴化府志》云，唐时兴化有“待宾馆“，“枫亭馆”。

宋朝福建的邮驿路政记载较详实。据道光《福建通志·邮驿志》载，宋代福建的邮驿路政承唐制，“三十里有驿，非通途大道则曰馆”。为便于邮驿役夫和商旅往来方便，驿与驿，馆与馆之间又设“铺。

宋朝福建的邮驿道路计程“自福州省会始，南出莆田；北抵永嘉；西达延平”。在这些邮驿大道上，“车旌之所宿会，文檄之所往来”，十分方便迅速，而无“阻绝沉滞之忧。”

崇宁二年（1103年）另辟自福州至中原的邮驿捷径，即出福州北门，经雪峰寺，历古田县而上建州（今建瓯），接通中原邮道，缩短路程一百八十二里（唐末黄巢农民军即顺此道入闽据福州）。据《福建通志·邮驿志》云，因这条新辟邮驿道路所经山岭险峻，“道旁绝少人家，每铺凡三十里或七、八十里始至馆驿，实有未便”。所以，崇宁五年又废雪峰路，恢复西门邮驿路。

北宋福建沿海的邮驿道路。福建沿海地区多支海、港汊，如有泉州的万安渡（洛阳江渡），福清的江口渡，闽侯的乌龙江渡，福州的楞严洲渡（今福州的大桥头的上渡和下渡）等，这些渡口风滔险急，船只常有沉溺。为避开这些支海、港汊，北宋庆历以前，由泉州晋京，则出泉州肃清门（西门），经南安汰口驿，永春桃源驿和德化的龙浔、上壅两驿，然后入尤溪抵西芹，过江达延平，即所谓的剑州路。由泉州至省城福州，则出泉山门（北门），由朋山岭到白虹山，西入仙游，然后北上省城，避开了万安渡。由莆田到福州，出朝天门（北门），经枫亭吴店、延寿村、囊山寺（绕过福清的江口渡），入山到蒜岭，至福清太平骑驿，翻越几座高山，到达乌龙江边，在方山渡上岸就到福州。蔡襄曾走这条道路，留有《方山渡口占》七绝。宣和六年（1124年），这条邮驿道路改由峡北过乌龙江（今乌龙江大桥址），避险就夷。皇祐五年至嘉祐四年（1053-1059年），泉州洛阳桥建成以后，剑州路和自泉州入仙游的山区邮驿道路废弃，改走沿海路线。

北宋福建的邮驿设置铺兵、铺马，且建制屡有变动。元丰六年（1083年），郑居简奏“福建递铺未曾兴置急脚兵士，文字违滞”。自此，每铺置兵士十五人，其中两人充急脚。元祐元年（1086年），以急脚兵士改作马铺，由地方厢军充任。至和二年（1055年），漳州知府章柬以“山径险僻，递送转见迟回”，要求废官马差，重置急脚兵士。元祐二年（1087年），建州薛纶奏，急脚兵士所过州县，“临时借马于人户，不无骚扰，要求每铺量置马匹，复罢急脚”。

宋政权南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为南宋的大后方，泉州港一跃为全国最大的海港，宋王朝在福建的邮驿路政设施渐趋完备。其时福建路政有四十四个驿，但仍以福州为总枢纽，分南、北、西三路。南经莆田、泉州、漳州直抵粤；北取罗源、长溪直抵渐东永嘉；西北经延平、建州入浙，或取邵武入赣。

为适应生产的发展和**交通的需要，福建沿海的支海、港汊的浮桥、石桥大量兴建。著名的有漳州的虎渡桥（今江东桥，建于1174-1189年），泉州的安平西桥（又名五里桥，建于1131-1162年）。这两座桥梁把漳州、泉州的沿海邮驿道路连接起来，沟通了宋代闽南经济区域。从此，通过万安桥、楞严洲桥和安平桥、虎渡桥等，组成一条自福州向南经莆田、泉州至漳州的沿海邮驿干线。

南宋闽南漳州府的邮驿道路有明显的改善，而且路政也有其独特的形式，即以庵代替驿铺。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9·《漳州鹤鸣庵》云，漳州府南路“路益荒，人益稀，极目数十里，无寸木滴水，无传舍行店”，昔人因地制宜，沿途创庵，“守庵以僧，赡庵以田”，以便利商旅。其后，“有司数易僧，巨室豪占田，而庵坏”，造成沿途庵“老颓圮相望矣”的凄凉景象。时漳州郡牧黄朴重置旧制，始新诸庵。漳州南路建十四个庵，东路建四个庵，实施“诸庵僧道，皆以甲乙”轮换住持，以避免僧离庵废。昔人谓自漳州至潮州“号畏途”，“今深茅丛苇中，轮奐突出，钟鱼相闻，莞蕈薪水，不戒而具，与行中州无异”。自漳州至潮州，自潮州至惠州，邮驿畅通。

元朝的驿站改名站赤，又分水、陆站赤。凡陆站“则以马，以牛或以驴，以车”；水站“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称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以金字圆符为信号，银字圆符信号为次之。元朝福建行省的站赤，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每个站赤置驿令管领，下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同辨诘”。

元廷每年给福建邮驿站赤铺马圣旨五道至十道不等，给圆牌两面。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福建行省站赤设“站官二员，司吏二名，祇应、头目、攒典各一名。站户及百者，设百户一名”，并令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依军户例，兼管站赤”。

元朝福建的站赤是由所在地的站户来维持的。据《福建通志·邮驿志》云，至元十九年（1282年）诏“南方验田粮及七十五石者，准当站马一匹”。以后，又以此为准则，令验田粮“十石之下，八九户供马一匹”，或二三十石之上“两三户供马一匹”。并规定即可“免其一切杂泛差役”。充任铺兵者，也可免除站户之差役，故富户多任铺兵，贫户多充站户。造成站户多而站赤贫不能维持的局面。有鉴于此，改“择其富者，命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丽水站“以六户供船一艘”，力寡不能当役者，“或至十户通融”，供船一艘，民不胜负担。

元朝福建站赤的官员的招待费也有定例，称为“分例”。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规定“使臣分例，正使宿顿支米一升，面一觔，羊肉一觔，酒一升，柴一束，油盐杂支增钞二分，通作三分；经过减半。从者每名支米一升，经过减半”。

元朝福建行省的急递铺，每陆站置铺丁五人，各处县官又置文簿一道付铺，如遇有转递文字时，“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转递人姓名”，以备本县官司日常“复点刷稽，滞者治罪”。转递文字时，由“本县官司绢袋封记，以牌书号，仍将本管地境置空铺驿卓望地名，递相传报”。铺兵一昼夜需行四百里。至治二年（1322年），又令福建行省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凡铺卒腰间要系革带、悬铃，手持枪，挟雨农，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一旦响声所及之铺，则铺兵出以侍候，待其至，则“囊板以护文书，辗转送去”。

元朝福建行省屡设屡废，多所变动，大体各府站赤分布如下：福州路八，建宁路八，邵武路四，南剑路四，汀州路三，泉州路五，漳州路七。合计有陆站三十九。

明朝，福建邮驿制度更趋完备。明朝福建设置三十九驿，有五百五十二个铺，形成一个严密的邮驿网络。

据《明会典》载，明朝福建的邮驿路政制度有：“佥编夫役”制度，即征邮驿站附近丁户到驿铺服役制度。规定“各驿馆夫，有司于丁粮相应人户内，佥点应当，专为使客治造饭食”；有“佥替消乏”制度，即“天下驿递夫役”，据丁粮每十年一次大审查、大调整；有“协济水夫”制度，规定每船一号，夫十名。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凡马驿设置马、驴不等，如冲要去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虽非冲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且规定置马的费用均由各驿附近“佥点人户”交纳，不敷部分“许于相邻府县点差”。而水驿设船亦不等，如“使客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置船和雇佣船夫，全部费用均由有司从“人户纳粮”措置。

明朝的邮驿制度，又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和要务享有不同级别的待遇。朝廷的“诏旨制谕”为第一，“飞报军务重事”为其次，以此类推。规定“文武官员到任”，需到“一千五百里之外”接待。对“老疾军人、军属、寡妇，并病故官员遗下家小还乡”，亦有明文规定安置船只、车马。对外国使臣亦有具体规定，如“凡琉球国贡使回还”，自京城至徐州给马匹、车辆，徐州至福建“给船只”，“不通舟车者，照扛给夫”。

明朝的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铺兵由附近的纳粮丁力充任，每铺建置一个，以验时刻的十二时日晷，在铺门首置立牌门一座，并悬挂铺名牌额，上挂常明灯烛一副，又备簿历二本，每名铺兵需建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根，回历一本。凡递送紧急公文，依照古法，一昼夜按一百刻计算，规定每三刻行一铺，一昼夜须行三百里。但遇“公文到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夜鸣铃走递，至前铺，交收于圆历上，附写到铺时刻，以凭稽考。

明朝邮驿路政制度积弊甚多，奸吏乘机勒索，民不聊生。据嘉靖《建宁府志·驿递》云，正德间（1506-1521年），建安府的驿递役夫制度改为纳钱代役制度，有司奸吏乘机掠夺粮户。又云，嘉靖十五年（1536年），太平驿“一年马、船，馆厨夫役，共派工食粮一千五百四十六两八钱”，但奸吏“勒取粮户工食多至加倍”，造成“民亡罹害不可胜言”。

明正德间，福州府上奏朝廷，以“密迩诸司差役浩繁”为理由，提如“要将八府粮米通查编排各驿递夫役”，即福建省其他八府共同负担福州府的邮驿经费。这个奏议首先受到兴化府的反击，兴化知府王弼在《乞照旧编佥驿传奏疏）云：“今欲夺各府之粮供一府之役，诚为未便”，要求“皇上慎措旧典，体恤人情……遵洪武，永乐以来旧制”。这是明代福建邮驿路政弊病的又一反映。张岳在《惠安县志论》中指出“驿递之病极矣”，一句话概括了明朝的邮驿路政制度之腐败。

清朝，福建的邮驿路政承明制。但乾隆二十一年“奉文裁汰驿丞案”，有较大的变动。清代福建有五十九个驿，有七百八十六个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福宁府（属北路，未设立驿站），亦不包括台湾府（亦未设立驿站）。乾隆《晋江县志》卷2·《驿铺》云，清代泉州府晋江县的安平铺直通“金门、厦门汛防各衙门”。清朝在台湾府设立六十一个铺。

清顺治、康熙间，又允许过往官兵在所过往州县驿夫应付不暇时，受雇用千人乃至千人以上为临时役夫，费用全由所在驿铺支付。也可以“添雇船只”，规定“各项差使，有由水路行者”，但驿并无额设，“准雇民船”，经费亦由附近驿站支付。如此，则又大大增加了老百姓的额外负担。清道光间泉州府城通邮驿的大道，“东联惠安止五十里，南联南安止六十里，但用步邮，不用马置，亦无远涉水驿”。道光《晋江县志》卷20·《驿传志》记，时泉州府晋安驿额设赡夫六十名、兜夫三十名、抄单夫二名、走递夫二名，解徒夫二名。其驿站支费，“遵奉宪行，就予征收地丁内驿站项下支给，造册报销”。

据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卷19·《邮传志）云，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沿袭明制，在台湾“南北各设铺兵，故台人谓十里为一铺”。清代沿用明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乃裁驿丞”。可是台湾因远隔海峡，过去未有完整的驿站设置，“仅置铺兵，以事递送，军务之时，兼用塘兵”，而“民间私信必觅长足以寄。市镇繁盛之区，或设信局，以代传命。信资之数，按道为差，而每多阻滞，或致遗失，不能朝发夕至也”。直至清末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治军台湾，在台南“奏请架设电线，以速军情”，乃由丹麦国人德勒耶揽办。

自唐朝至清朝，福建的邮驿路政制度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总的说驿铺不断增多，路政不断完善，对于通邮、通商、发展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福建邮驿路政的发展和历代吏治的腐败，在邮驿路政不断完备的同时，福建老百姓的负担也相应地增加了。正如张岳在《惠安县志论）里所云，邮驿制度“病极则势必为之变通”。福建的邮驿路政就是经历弊病、“编佥”（调整、改革）的不断反复过程，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终为近代的使用电报、电话和飞机、车辆、船只等科学技术成就的邮政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