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缺水了会怎么样，干旱有多可怕

干旱“是地球的死亡，”诗人t·s·艾略特(T. S. Eliot)写道。缺水会使庄稼枯萎，树木死亡，河流和湖泊干涸。长期以来，人类一直试图通过迁移到更湿润的地区或发明新的方法将水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包括从地下抽水。但随着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地下水供应减少，干旱对人类和环境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挑战。

本期特刊将探讨干旱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和社会影响。综述文章评估了我们目前对干旱的原因和对森林和土壤的影响、干旱与政治条件的关系以及提高作物抗旱性的选择等方面的知识。此外，三个新闻特写突出了干旱对一个古老的南美帝国兴衰的影响，加州努力恢复其枯竭的地下水，以及研究人员预测干旱有时带来的饥荒的方法。

本刊本文指出“干旱的定义是缺乏生命所需的水”。一些学者认为，1921年袭击英国的令人生畏的干旱促使艾略特在他的诗歌中反复提及水和干旱。那一年，英国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不足260毫米，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这促使作者思考一种长期以来塑造了我们这个星球的自然力量。

好的，看完了专家评说，再来看看咱们国家怎么治理干旱荒漠的？

按照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定义，中国的荒漠旱地面积为331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荒漠化土地分布在18个省市区的498个县，共计约1．04亿人口，人口的密度大概是29．34％。荒漠化土地的面积，占旱地的总面积约75．6％。

据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李宽硕士学位论文提出：

面对干旱，我国各方均作出了回应，主要观点如下：一种认为干旱主要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年内降雨分配不均匀，加上地理地貌条件的影响，容易形成洪涝灾害（杨宝亮，1985）。近年来全球性气候变暖，气候变化被视为连年旱灾的决定性原因，地理、气象学者多持此类观点（施雅风，1996；王静爱，2002；李茂松，2003；高路等，2008）。西南大旱发生后，就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西南干旱主要发生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界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构造活动地区，是构造干旱和气象干旱叠加的结果（杨学祥，2010）。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干旱主要是由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之后造成的。分田到户以来，集体经济解体，农民种田各自为战，国家农田水利投资减少，导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旱之年，工程性缺水现象严重。在西南干旱中，某省水利厅长讲主要是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媒体在报道旱情中也大多凸显这一点，认为大旱暴露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不足，工程性缺水强调的是工程技术因素，这是社会各界目前广泛认可的一个观点。其出路在于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作者认为，干旱的自然因素决定者夸大了气候、地理等条件的影响，而忽视了人类应对灾害的能力。气候的稍微变化就会给我们造成灾难，这也说明了现阶段我国的防灾抗灾的能力还比较差。工程技术论者看问题过于表面化，只是看到了工程建设不足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管理体制的问题。

从古代历史中来看，治水在中国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它往往和国家联系起来。早在春秋时代，管子曾言：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灌溉对亚细亚文明的重要性（马克思，1995）。魏特夫比马克思的认识更深一层，直接指出远古中国的治水是中国专制主义产生的主因（魏特夫，1957）。黄仁宇则从黄河防洪的角度来认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黄仁宇，2002）。另外，汤因比、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正清和徐倬云等都有相关的论述。他们都是从宏观的、国家的角度来认识水利的。均认为国家是水利治理中一个重要的主体，缺失了国家，大范围的治水无法完成。水利也为国家提供了基础，在治水过程中彰显国家的职能。

从微观层次来讲，在很多的乡村研究中都有所涉及，将水利视为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费老早就指出“水的调节是需要合作进行的”（费孝通，1997）。费老从村庄的层次来讲，水利需要农户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沿着费老的研究思路，华中村治研究的探讨也是在村庄内进行的。比如，罗兴佐、贺雪峰（2004）提出了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命题，把水利与村庄的性质联系起来理解,并且希望通过国家的介入和农民的合作来解决水利的困境。若农民能够实现合作则会很多的解决问题，但现实生活中很多因素阻碍了合作的达成。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化基础上的灌溉方式无法将大江大河的水引入农田，“不合作”所带来的农业风险不亚于旱灾（王首燕，2006）。不仅不亚于旱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不合作导致了旱灾。农户为什么不能合作呢？有人认为，在灌溉水利设施具有资产专属性的条件下，由于农户具有有限理性和投机行为（赵晓峰袁松，2007），所以他们无法合作。

按照经济学的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人，这不足以解释农户为什么不能合作。有人提出从农民分化的角度去理解该问题，政策的制定应该照顾到不同农户的需求，也应将此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贺振华，2005；贺雪峰，2009）。这种视角更具有解释力，农户现在不是铁板一块，产生了很大分化。不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不想买水，不清理渠道，收多收少都无所谓，靠天收。更有甚者，寄希望于搭便车。正是他们对农业的依赖度不同，才使得他们无法合作，这也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他们一方面不断的发展小水利，另一方面逐渐的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个体农户的小水利建设，进一步切断了农户与大中型水利设施的供水关系，导致原有灌溉系统的瓦解（罗兴佐，2006）。近年来,我国农业连遭旱灾,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农民合作灌溉模式的瓦解,及由此而导致的农民抗旱能力衰减也是其中之一（罗兴佐，2008）。丧失了抗旱能力的农户，只能被动的调整种植结构、减少在农业方面的投入，并且不断的依赖于非农业收入（陈玉萍等，2006）。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遇到干旱时，要不要浇地态度暧昧、行动迟缓，而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心急火燎（吕新发，2010）。当然，不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克服搭便车行为，在“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的指导下，每一方水都是有价格的、均是由农户个人承担的，让别人使用就意味着自己吃亏。既然自己掏钱还用不上水，还不如不掏钱也不用水。如此下来，水利设施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舞台，形成干旱也在所难免。

那么，中国治理干旱的成效怎么样了呢？

中国林业科学院荒漠化研究所副所长吴波在2015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

目前，从防治荒漠化的途径来说，林业科学院已提出三个方面：防、治、用，即建立安全体系、生态体系、产业体系。目的是为了降低荒漠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并通过建立新的绿洲，进行生态移民来缓解这个地区很高的人口压力。

建立生态体系方面，含三项措施：其一，建立自然保护区，或者是沙漠公园，保护自然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其二，治理已经荒漠化的土地；其三，建立防护体系，保护耕地及城镇。建立产业体系方面，含四个产业方向，一是发展生态旅游；二是发展节水农业；三是加强发展初产品加工；四是注重太阳能的发展，风能的发展。

我国很早就开始注重沙漠化的防治工作。据了解，1996年起，我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全国的荒漠化监测体系，现在已经进行了五次的荒漠化监测，这个为中国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持。另外，我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国家层面的防治荒漠化的协调委员会，由18个部委组成，其中国家林业局是牵头部门，这里面包括了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等很多部门，将在国家层面上对荒漠化防治给予协调。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荒漠化不断扩张的情况得到了遏制。从1990年至1994年第一次荒漠化监测时，每年荒漠化增加2460平方公里。而2005年至2009年荒漠化开始减少，减少了1717平方公里。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荒漠化地区的农牧民人均收入稳步增长，从人均3000元到增长5000元。

据吴波透露，荒漠化防治二期工程已从2013年开始实施，长达8年，总投资902亿元人民币。共涉及13个省区725个县，约620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到2022年，荒漠化治理面积再度扩大，至71万平方公里，总投入预计是877．9亿元人民币。

例如，在2019年6月17日是第25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内蒙古新闻网报道说，荒漠化土地面积超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3.3%的内蒙古，取得了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15年保持“双减少”的骄人成绩。

再说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是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额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战略性工程,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西、中、东三条调水线路各有其合理的供水范围，相互不能替代，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前期工作情况和国家财力状况等条件分步实施。截至2014年11月底，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已累计下达东、中线一期工程投资总额254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