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是什么意思(反补贴关税是什么意思)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当前与未来一个时期经济走势的科学论断，这一方面是对之前提出的“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判断的理论升华，另一方面，也为后续提出新发展理念以及由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语境。正因为如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总书记在回顾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就经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理念中，经济新常态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因为如此，经济新常态成为**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较早见于西方媒体。根据文献检索，早在2002年，“新常态”一词就已出现（Pash，2011）。它最初是指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出现的所谓无就业复苏。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在其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概念来诠释本轮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特征（El-Erian,2010）。自那以后，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大量**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全球须进行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新常态旋即转变为刻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的专用名词。

2014年，埃里安又根据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对新常态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新常态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将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中，而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超高的杠杆比率、过度负债、不负责任地承担高风险和信贷扩张等。他认为，发达经济体要消化这些负面冲击需要较长时期，更何况，决策当局因循守旧的应对之策，将会使得这种新常态长期化（El-Erian, 2014）。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new mediocre），其基本表现是：主要国家的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特征。2015年4月10日，拉加德进一步警告道：各国应尽快共同采取措施，否则，“新平庸”将变为“新现实”。无穷忧虑，溢于言表。可见，在国际上，新常态主要被用来刻画全球经济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有几分悲观，加几分无可奈何。

在中国，“新常态”一词则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密切相联。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首提“新常态”。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适应新常态”。同年7月29日，在中**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又一次用新常态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特点，并集中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乐观预期。

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阐释新常态所呈现出的特征。这是关于新常态的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表述。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中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2016年1月，**总书记又进一步概括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自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以来，学界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学者强调了新常态论断的重大意义，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立足时代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科学研判经济运行新走势，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把握重大的发展机遇，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困难，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有学者侧重于从“转向中高速增长”角度来理解新常态，并指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与以下三个方面新常态相互支撑：一是发展战略新常态，涉及结构再平衡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宏观调控新常态，涉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三是发展动力新常态，涉及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的消费需求拉动并与投资拉动相协调。

有学者认为经济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同时强调，以上两者的进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已是既成事实，绝大多数人对适应这种状况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后者需要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有学者则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等几个方面。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转向了未来一段“结构性减速”的时期，我们很难再回到旧常态下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一位数的增长率将成常态，且增速存在较大的进一步下滑可能。而且，新常态的其它特点，或由结构性减速衍生，或者只是结构性减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以上分析表明，词汇或相似，含义相去甚远，国内和**的新常态概念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在国际上，新常态更多地是被动地刻画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如果不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无可奈何的；中国则不然，新常态是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它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可见，经济新常态概念，尽管从表述来看借鉴自西方，但已经按照中国语境作了创造性转化，具有全新的内涵。它重在刻画一种趋势性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因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自**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这一重要论断已经成为认识经济形势、把握重大挑战和找准施策方向的定盘星，成为指引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推进，新常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热门词汇，而是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崭新认识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式创见。

新常态，仅就其对于一定发展时段特征、趋势的概括而言，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进行判别。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或“大稳定”，相较于此前阶段的滞胀时期，就是新常态；而日本所谓“失去的20年”，相较于日本经济此前的较快增长，也算是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既包含“三期叠加”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困难层面，更有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积极层面。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

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某种新的高水平稳态，更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了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了中国新常态蕴含的积极进取精神。目前中国经济的状态只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它正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一种动态优化过程：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某些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高速增长的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个有着高质量发展美好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优化过程。

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如何应对新常态，中央提出三个关键词：认识、适应和引领。“认识”，就是强调要从长周期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减速、结构调整还是增长动力转换，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持续较长时间。“适应”，就是面对这样的新常态，要有历史耐心和定力。不能一遇减速，就指望强刺激，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特别是要学会在新常态下如何生存和发展，要把自己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调试到新常态的“频道”，跟着新常态的节奏起舞。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适应新常态，实际上，第三个关键词最重要，就是“引领”。新常态意味着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但这只是提出了美好的愿景，还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