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天纬地之才(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能,鬼神不测之计包藏天地之志)

作者：相忘于江湖

1935年1月15日，遵义子尹路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

一场载入史册的会议在这里举行，这是决定红军命运的一次会议。

在持续3天的会议中，红军的主要将领大部分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有人欢喜有人愁，心情最复杂的莫过于最高领导人博古。

因为，短短的三天时间，这位年仅28岁的年轻人就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起落。

遵义会议会址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与将领林彪、粟裕、萧克等人同岁。

秦邦宪出身于书香回家，虽然父亲早亡家境衰落，但是秦邦宪还是顺利读完中学考入上海大学，在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影响下加入了组织，并在19岁时经受住了被捕入狱的严峻考验。

被组织营救出狱后，秦邦宪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并认识了颇受莫斯科青睐的王明（陈绍禹），后来和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凯丰（何克全）等人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苏期间，秦邦宪取了一个俄语名字“博古诺夫”，四年后回国，即化名“博古”。

当王明在莫斯科支持下扶摇直上时，博古在组织的地位也与日俱增。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上海，出任驻莫斯科代表。临行前，特地将24岁的博古安排进核心层，还推心置腹彻夜长谈。而王明到苏联以后，博古又成为国内接受莫斯科指令的唯一人员。

1933年初，顾顺章的叛变让上海的地下组织无法继续生存，博古等人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途中结识了莫斯科派来的顾问李德。博古被推举为最高负责人后，把李德推到了最高军事指挥的位置。

李德

但是，只会机械执行王明指令的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而没有实战经验的李德又是一个吃洋面包的“赵括”，两个对苏区和红军一无所知的人绑在一起，注定了只会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让主力红军被迫走上漫漫转移之路。

起初，军事指挥“三人团”李德、博古和周公负责，但是过了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一战，红军损失大半，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只剩3万余人。面对被鲜血染红的湘江和漫山遍野的尸体，被悲痛、负罪、内疚和惶恐等复杂情绪包围的博古下意识地举枪对准太阳穴。

路过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一声断喝，博古一愣神枪被夺下。年长八岁的聂荣臻耐心地劝告他：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敢于负责任。正是聂荣臻这一番话，给了博古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但是，此刻红军上下对“三人团”的质疑达到顶点，而博古的战友洛甫和王稼祥都站到了主席一边。遵义会议上，周公率先作了自我检讨，这让“三人团”的老大博古措手不及。

主席对“三人团”第五次反“围剿”所犯的错误做了概括：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撤退中的逃跑主义。这一发言得到洛甫、陈云、王稼祥的支持，也得到朱老总、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的拥戴，支持博古的只有同一战壕的凯丰（何克全）一人。

长征途中的周公、主席和博古

遵义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改由周公、王稼祥、主席三人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为了保持红军领导层的稳定性，遵义会议同时决定博古留任。

但是，心神不定的博古完全不在状态，洛甫提议由主席担任负责人。

主席考虑到红军的团结和稳定，认为有“明君”特质的洛甫担任组织负责人更为妥当，自己可以做一些具体工作。同时为了做好博古的工作，建议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周公亲自和博古做一番长谈。

对于博古来说，周公对于他是一个既爱又恨的角色：

说“爱”，是周公先后辅助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自己，而周公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始终甘于人下默默做事；说“恨”，是因为关键时刻周公向理不向人，让自己和李德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

所以，当看到周公趁着夜色来到他的住处时，博古似乎有一丝的诧异。

周公没有和他谈工作，而是关切地询问他吃不好、睡不好的原因。周公比博古大9岁，十年前就被中山先生委以重任，协助蒋氏筹建黄埔军校。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都是周公领导。

博古似乎悟到了什么，痛快地让周公有话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陈独秀

见博古如此爽快，周公也单刀直入：我们的对手是蒋氏，在我看来，此人极难对付，除了毛，包括你、我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应当共同辅佐他担任最高负责人。”

见博古若有所思，周公顺势说到：“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人，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理想主义过多而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太少。以前我辅佐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或者书生意气，或者英年早逝，或者叛变投敌。而从革命实践斗争来看，你、我都不适合当领袖。”

遵义会议后一直有些心灰意冷的博古，也被周公的坦诚相见所感动，默默点了点头。

周公见他已有所松动，就和风细雨地和他聊起了自己所熟悉的陈独秀、瞿秋白和向忠发：

陈独秀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元老”。周公本人也是在陈独秀《新青年》感召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周公身边几人被巡警打死，陈独秀闻讯马上派人前来探视，得知周公安然无恙这才放心。

但是，陈独秀始终没有认清蒋氏真面目，“中山舰事件”、“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事变”之后，有三次向蒋氏反击的机会，但毛同志、周公等人的正确建议，都被陈独秀一一拒绝。

陈独秀被莫斯科解除职务后，瞿秋白、李立三、项英等人或者担任组织负责人，或者担任军事负责人，但是，都不是蒋氏的对手。至于混进革命队伍的向忠发，后来的事实证明其节操碎了一地。

杨之华、瞿独伊、瞿秋白

周公的彻夜长谈，终于让王明的“铁粉”博古醍醐灌顶。

博古终于明白，红军要找到正确的出路，要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组织要战胜阴险狡诈、实力强大的蒋氏，没有正确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而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被誉为“美髯公”的周总在外事处理上纵横捭阖，一夜之间就让博古心服口服，从心底接受了主席取代自己和王明，领导红军继续前行的事实。而湘江战役唯一的好处，就是大功率电台被敌军炸毁，红军与莫斯科失去了联系，只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1934年2月5日夜，也因为博古的下台而被载入史册。洛甫（张闻天）暂代总书记一职，而主席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并用“四渡赤水”的神话，演绎了绝地反击的经典案例。

从此，红军在主席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到陕北，走向西柏坡，走进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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