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源于中国哪个教派(敦煌艺术源于中国哪个教派)

敦煌写经体风格分类及其繁盛的原因

文/汪小玲

《摄大乘论释论注疏》

敦煌写经体楷书是晋唐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敦煌“遗书”的一部分，它的发现，“为中古书法史研究弥补了史不足征的缺憾”（沃兴华语）。

敦煌写经体楷书在具体作品的数量上是惊人的，仅《敦煌劫余录》所收录的、被殖民强盗抢夺洗劫之后所剩下的佛经就有8679卷。同时，在书法风格上也是多样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具有隶法特征、古雅稚拙的“隶楷”，如《譬喻经》（359年）、《法问经》（368年）、《十颂比丘戒本》（405年）、《大涅槃经》等，这些作品多为早期作品；二是点画精工、求规重矩的“工楷”，如《持世经》（449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564年）、《大般涅槃经第九》（北周）、《善见律经》（唐人国铨书）、《太上玉珮金珰太极金书上经》（唐）等；三是方笔斩截、锋芒外现的碑体小楷，如《妙法莲花经第三》、《胜鬘义记》（504年）、《诚实论卷第十四》（511年）等；四是不求工稳、信笔书写的行楷，如《大慈如来十月十二日告疏》（454年）、《佛说辨易经》（455年）、《无上秘要卷第廿九》（718年）、《华严经十地品十不善业道疏》（武周时期）等。通过风格划分，我们可以发现：书法史上的各种楷书风格，包括南派古雅稚拙的钟王作风、北派方正强劲的魏体作风、唐朝求规重矩的尚法风格、两宋随意所适的行楷风格等，在敦煌写经体中都可以找到同类代表。因此，可以说敦煌写经体是整部楷书风格史的缩影。同时，这也说明：民间书法家完全能够创造出官僚书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二者之间只有政治、社会地位的差别，却没有艺术创造力高低的不同。

敦煌写经蔚然成风，与该地当时浓厚的宗教风气有关。它之所以选择了楷书字体，不仅因为楷书形体工稳、识读效率高，有利于“弘扬佛法”、“普渡众生”，而且与汉字形体的发展规律和敦煌地区书法文字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关。因为，汉字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但汉字形体的发展趋势包含着草化（追求书写效率）和正化（追求认读效率）的矛盾，在这组矛盾的推动和制约下，汉字形体的发展表现为如下规律：草化至极时，正化随之而来；正化至极时，草化亦必步其后尘。而在晋唐以前的汉魏时期，敦煌地区汉字形体的发展呈现为草化趋势：先是敦煌汉简草隶兴盛，而后章草和草书风靡一时（张芝和索靖这两位草书大师的出现就是这种风气的标志）。草书是草化的至极形态，它的风行，预示着正化时代的到来。因此，到了晋唐时期，敦煌地区汉字形体的发展转为正化趋势，并最终使正化的至极形态——楷书盛行于世。于是，选用楷书抄写佛经就成了非常自然的事。

当然，敦煌写经体楷书的繁盛与南朝和中原楷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敦煌写经体中，一件《大般涅槃经卷》卷末题有“天监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佛弟子谯良颙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经》一部……”的字样，“天监”系梁武帝萧衍年号，“荆州”为南朝地名，这说明南朝小楷已传到敦煌。结合敦煌写经体中的“隶楷”风格，就可以断定南朝小楷对敦煌写经体有重大影响。同时，在敦煌“遗书”中，我们发现了柳公权《金刚经》早期拓本，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临本，与欧体形神逼似的《古文一篇》……这说明：敦煌人对中原楷书是非常仰慕的。

敦煌艺术源于中国哪个教派(敦煌艺术源于中国哪个教派)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