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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为南水北调源头丹江口水库建设跨省搬迁的大柴湖移民往事

移民们靠着肩扛车拉改造大柴湖。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

丹江口水库河南淅川移民安置到湖北示意图。制图：闫天雷

乘船下湖北大柴湖的河南淅川移民。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

有一年清明，杨俊道领着全家从湖北大柴湖回河南淅川扫墓。那时孙子杨凯还小，杨俊道指着水库对杨凯说，“咱们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里面，为了建丹江口水库搬走了，咱们的贡献是不是很大？”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杨俊道激动地对已经在北京工作的杨凯说，“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

上世纪60年代，4.9万淅川移民集中搬迁到柴湖，这里也成为全国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区。半个世纪过去，这里一直说着河南话、唱的豫剧、吃的面条、喝的胡辣汤，日子还是按着老家河南淅川的规矩。柴湖也因此被称为湖北的“小河南”

“一条扁担两个筐，收拾收拾下钟祥”

全坑村的临时码头是乱得不能再乱了。当时18岁的全淅林只记得到处都是人，几乎所有人都在哭，只有第一次坐船的小孩高兴。

人们要么坐在卡车上探出身哭着道别，要么在押送家具的船上抹着泪朝岸上挥手。谁也没时间注意墙壁上刷的“为革命搬迁”标语。1968年初，移民搬迁工作队进了村，村里的空墙都刷上了这条标语。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后来水涨上来，成了临时码头。

全坑村隶属于河南淅川县，当时差两天就是端午节。母亲坐卡车走陆路，全淅林押着刷有自己名字的床板和一口箱子走水路。船上是家家户户的家当，石磨、犁耙、水缸、桌椅、箱柜、耕牛，甚至是老寿木……摞得满满一船。一些人临上车前还刨了半袋黄土带上，一些人甚至挖走了一块自家院子里铺的青石板。

“一条扁担两个筐，收拾收拾下钟祥。”全淅林回忆，其实没什么值钱的家当，移民们把能带走的几乎都拆了装上船。

两年前，为了建设丹江口大坝，已经有一万多名住在海拔130米以下的淅川移民，分两批南下去了湖北钟祥县柴湖。柴湖通称“大柴湖”。现在轮到海拔147米以下的第三批移民了，共三万多人。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视察长江，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他用手中的铅笔在地图上久久地指着丹江口一带。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五年后，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提议被批准。当年9月，丹江口水库动工。

1967年丹江口大坝下闸蓄水。淅川县是丹江口水库重点淹没区。从1966年到1968年，河南、湖北两省共搬迁38万人，淅川县的移民占了20万人。迁往湖北的淅川移民有7.5万，其中，2.6万人分散安置在当时的荆门县，4.9万人集中安置在当时的钟祥县大柴湖。

有一些人任凭移民搬迁工作队怎么劝都不走，宁愿在岸边搭个草棚住。

原来，早在丹江口水库建设初期，淅川就有一批两万多人的库区移民迁至青海，但适应不了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好不容易得以返迁的移民，还未站稳脚跟，又听到搬迁大柴湖的动员通知。

“哪里黄土不埋人，你不走等着喂鱼啊！”眼看着水没过了庄稼地、漫到了门槛，涨到了搭的草棚，“钉子户”们也不得不踏上搬迁的船。

船在丹江里走了一夜，转陆路到襄樊之后，再走汉江水路。在路上的时候，淅川县双河村的移民穆文奇不由得开始想象今后的生活。他想既然叫大柴湖，必定是好地方，“柴就是柴火，湖就有大米”。双河村缺柴，要烧柴必须走上40里路到深山去才砍得到。大米在双河也是稀罕物，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用两斤玉米换来一斤大米，“尝个新鲜，当肉吃”。

三天之后，移民们从钟祥大同码头上了岸。 两米多高的芦苇遮天蔽日，到处都是水窝子。从码头越往里走越荒凉，脚下没有路，没走几步接待的车就陷进沼泽地里了，喘着粗气，车轮溅起的泥浆把推车的移民泼成了泥人。

咬牙扛下来的移民安置任务

全淅林跟着移民们跳下汽车，一脚深一脚浅地蹚着污水，硬着头皮钻进芦苇林，在当地移民接待站干部的引导下找到了自己的屋子。为了方便管理，移民还是按照在淅川的大队队别居住，大队称谓和干部都没变。

移民安置房就建在刚刚砍过的芦苇地里，十间一排，矮矮的，就像部队的营房。全淅林一看，这房子除了四根柱子是砖垒的，其他墙都只是芦苇秆糊上泥巴。

政策规定，每个移民分半间房，每间不足8平方米。当时，小孩多的家庭只能好几个人挤一张床。带着猪、羊的人家，没地方建圈棚，只能白天拴在门外，晚上拴在床头。

移民接待站为每户人家准备了两百块垒灶的砖、三十斤芦苇柴火、一个蓝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和18块钱的搬迁安置补助。

一些来得早的移民尝试种了小麦，却没什么收成。“种下一葫芦，收不上来半瓢。”全淅林说，芦苇的根扎得很深，砍了挖了没多久又拱出地面，把小麦全给盖住了。

那些来得晚的移民没来得及开荒种粮，1968年10月份搬到大柴湖时，移民杨俊道从老家带了300斤干红薯片，刚过完春节就已经吃光了。当年，杨俊道和很多移民一样只能买国家统销粮。杨俊道吃了三年的统销粮。当时每个成人按27斤/月凭证购粮，很多移民拿不出钱，只能先把粮证卖了一半换成钱，再买粮食。

为了省点吃，一些移民把粮食磨碎了，本来一份粥的米分成几份煮，还有一些人只能薅来柳芽和榆钱，和上几颗粮食蒸着吃。

吃水也是问题。大柴湖是个水窝子，却缺干净的水。井里打出的水，看着清澈，白毛巾、白衣服一洗就染上一片黄。这水一煮开全是白沫，喝着还有一股难以下咽的腥臭味，连煮水的锅也结着厚厚一层水垢。一些移民为了喝上干净的水，去“刮”浅浅的堰塘里的水。

其实，大柴湖是咬着牙扛下安置移民任务的。一位移民接待干部回忆，移民安置工作压力巨大。大柴湖移民接待站的干部甚至买光了周边砖厂的砖。当时大柴湖实际安置的移民人数远远多于搬迁前统计的数量，面对背井离乡的移民，大柴湖不得不想尽办法安置。

大柴湖移民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湖北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当时钟祥县移民指挥部副指挥员黄益洲索性就驻扎在大柴湖。每次下雨他就拄着木棍蹚着水，组织移民们排水，和移民们一样满身泥巴。

但是限于财力、限于当时的国情，彼时地方也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一下子解决大柴湖的问题，只能一边逐步解决，一边鼓励大柴湖移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柴湖是要变的。”绝大部分移民还是选择改造大柴湖，在这里安家。这时候，人们在一些屋子的墙上用石灰浆刷上了“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标语。

“刨掉地里的芦苇根，治理好天上来的水，好日子就来了”

到大柴湖的第二年，移民们开始开荒芦苇荡。

大柴湖的芦苇是实心的，又粗又硬。老百姓喊这种芦苇为“钢柴”。那时杨俊道每天天不亮就下芦苇，直到腰都伸不直，胳膊也抬不起来才回家。即使这样卖力，好几天他才砍了一小垛。

砍“钢柴”确实累，得一根根地来，还得随身带着一块磨刀石，没砍几下就得磨一会刀。一些移民索性搬个小板凳，坐着砍，没一会板凳就陷进泥里了。那些不小心踩到了留在地面上锋利坚硬的芦苇梗的，甚至被戳穿了脚。

砍过的芦苇地，得刨出芦苇根才能种地。盘根错节的芦苇根又深又硬，大锄头没刨多久就成了“铁和尚”。耕牛也不行，那时候牛瘦也不多，遇到芦根，三头牛还拉不动一张犁。

最后武汉军区派出了75匹东方红拖拉机，可下地没多久，不少拖拉机就出了问题，不是犁铧破了，就是后桥断裂。原来，大柴湖的淤泥里除了芦苇根之外，还有石头、树根，甚至石碑。这些拖拉机也没辙，再加上白天黑夜连轴转，免不了出故障。

拖拉机在前面开，移民就成群结队跟着后面捡芦根。最忙的时候，移民村里甚至大人小孩都去地里弯着腰刨芦根、捡芦根，从夏天一直干到寒冬。可即使这样，第二年一些地里还是又冒出了芦苇来。杨俊道记得，一直这么干了五年之后，地里的芦苇才渐渐被“赶走”。

杨俊道把麦子种到地里，可依然没多少收成。“一亩地就只能收几十斤的麦，哪块地要有一两百斤就算是丰收了。”杨俊道分析，“一是当时没什么肥料，二是大柴湖排水难，经常被淹，看着长得挺好的麦子，其实地下的根都烂了。”

1972年5月，杨俊道发愁收成的时候，听到一个好消息。附近军马场的200亩小麦，因为连着阴雨天耽误了收成发了霉，军马场索性放弃了。杨俊道和其他闻讯的移民捡了“便宜”，尽管已经变质，甚至出了芽，移民们还是小心磨成面当成宝。

再后来，公社组织移民把旱地改成水田，种植水稻。可没多久大部分水田又改回了旱地。原来，一方面移民没有种过水稻，怎么种谁也不知道，当地、气候的“脾气”也还没摸透。另一方面，移民们发现芦苇地表面一层薄土，底下却是深深的泥沙，水和肥都留不住。一些地里打好的井也因为成本太高荒废了。

在移民安置的最初几年，治水和开荒造田一样，都是头等大事。治水得两手抓，一手筑堤防汉江水倒灌，另一只手挖渠排水免得下大雨内涝。

1967年，荆州地区调集了京山、天门、荆门、钟祥和潜江五个县的数万名民工与移民一起修筑了一条长达45.4公里的汉江防洪堤，耗费了土石共计6526万立方米。这些土石足够填满4.5个西湖了。这么大的工程全靠移民和民工肩挑背扛板车推。此后每年，移民都在此基础上不断加高围堤。

光有围堤还不够。有一年，汉江又发洪灾，水已经漫到了围堤边上，“站在围堤上就可以洗脚了”，移民们不得不转移到更高的地方。所幸的是，那次没有决堤。后来，每个移民村都修建了比防洪堤更高的高台，供移民躲避洪灾，移民也叫它“保命台”。

除了担心围堤之外，移民们还得“一人一把铁锹，下雨就往外跑”。下雨的时候恰恰是查看地势高低、水流去向，查找排水渠“肠梗阻”的时机。当时铁锹就像每个人吃饭的碗筷一样必不可少，大柴湖周边的铁锹都卖断了货。

为了给大柴湖积水找出路，除了数不尽的小沟渠之外，移民们还在大柴湖东西面挖出了两条22公里长的主干渠，9条总长近百公里的支渠，还修建了两座排水闸。

挖渠排水工程是从1970年开始的，挖了七八年。挖渠排水一年四季都得干，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得闲。当时没有橡胶雨鞋，挖渠得先脱了解放鞋赤脚上。全淅林记得，1972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人被冻得直哆嗦。一条赶工期的排水渠挖到一半，沟里除了雪水就是冰碴子。大家都在犹豫下不下的时候，时任大柴湖党委副书记的宋育英喊了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就下到了刺骨的沟里汲水，没一会她的腿就冻成了“紫萝卜”。其他人也跟着卷起了裤腿。

“刨掉地里的芦苇根，治理好天上来的水，好日子就来了。”大柴湖移民挖渠筑堤、刨芦垦荒时，喇叭里的广播就这样给移民们“打气”。经历了约10余年的“战荒湖”，原来的芦苇荡成了庄稼地，一下雨膝盖都陷进去的沼泽路也变成了石子路。

“要和本地人结婚，差点被拘留了”

1976年春节刚过没多久，移民曹明光就差点被法院拘留了。

起诉他的是吴健美的父亲。吴健美是他的相好，也是湖北钟祥本地人，长得漂亮。当时19岁的曹明光模样也俊，像当时流行电影《侦察兵》男主角王心刚。春节拜年时，两人在曹明光姨妈家一见钟情。

那时移民过得确实不如当地人。一些当地人瞧不起移民，本地人不愿意和移民处对象。

曹明光和吴健美处对象的时候，本地人甚至已经能穿“的确良”衣服了，而大多数移民一年到头都是一件黑粗布衣服。那件黑粗布衣服原本是解放军捐给移民的棉服。天热了，移民就把棉花扒了当单衣，等到天冷了再塞上。

曹明光当时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吴健美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床头还拴着猪。年轻刚烈的吴健美没有嫌弃曹明光，可她父亲却不同意移民当自己的女婿。见拦不住女儿往曹明光家跑，他索性一纸诉状告曹明光拐卖了吴健美。

法院和派出所上门找曹明光的时候，他刚好外出，只留吴健美一人在家。

“这不是曹明光的错，新社会，我看上了他是我愿意的。要抓抓我。”吴健美说。

“这是你爸爸告的，你跟我们回去把问题说清楚。”

曹明光认定了吴健美，他索性借了一身当时时髦的白上衣、蓝裤子和白球鞋，上她家里去。见曹明光的干净模样并非印象里移民形象，再加上女儿是铁了心，吴健美父亲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却不愿出一分钱嫁妆。

曹明光娶吴健美，成为移民娶本地人的第一例。在此之前，除了土地纠纷摩擦外，双方几乎不来往，甚至连本地干部也不愿意来大柴湖任职。

上世纪80年代当了大柴湖党委书记的杨俊道说，当时镇里本来要调来一个本地人当妇女主任，可她一听说是到大柴湖来，宁愿被开除也不干。原来，她不完全是嫌大柴湖移民穷，也因为听不懂移民说的河南话、吃不惯移民喝的苞谷粥。

曹明光和吴健美成了“名人”。一些本地人和移民开始“效仿”他俩，再遇到阻碍时，有人就说：“曹明光都结婚了，我们怎么就不能呢？”

可全淅林说，本地人和移民的融合光靠一两家结婚不管用。改革开放前，大柴湖本地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有，当时劳动力也不像现在这样自由地流动，再加上本地人和移民时不时有摩擦，移民一代和大部分移民二代就在相对封闭的移民社区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以至于大柴湖的高中被撤销之后，移民三代不得不去钟祥市里上高中时，才发现自己和本地人说的话并不相同。

“这种集中安置的移民搬迁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移民原本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却不利于移民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去。”全淅林说，“真正的融合是改革开放之后，移民生活逐渐好转，和本地人交往变得频繁之后开始的。”

正把“柴湖”变成“财湖”

1995年高中毕业之后，移民二代马强到钟祥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厨艺。当时一口河南腔的马强还被一起学艺的本地学徒嘲笑了。等到几年前，自己的孩子到钟祥上学时，“几乎没有本地人和移民的观念了，更谈不上谁瞧不起谁了。”

马强记得明显的转变发生在2000年前后。那时候，移民的芦苇房变成了砖瓦房，再后来变成了楼房。大柴湖的变化惹得本地人也羡慕：“大柴湖真的不一样了。”

在大柴湖一些移民村里，还保留着一两间加固过的芦苇房和一些过渡房。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马季洲用泥巴混上麦糠建了2间土偏房。当时，马强和哥哥姐姐个头长得快，那间唯一安置房已经住不下了这么多人了。每次一刮风下雨，母亲怕偏房塌了，就赶紧喊住他们出来。

到了1989年，这几间泥巴房、芦苇房换成了红砖大瓦房。“1982年分产到户之后，移民们开始发展副业，多种经营。”马强解释，“与此同时，哥哥姐姐们也都南下打工，吃饭的少了，挣钱的多了。”

1983年，大柴湖党委书记杨俊道提出“立足八分地，打好翻身战”的口号。移民从人均八分的地里挖出的第一块“宝”是麦冬。麦冬喜欢沙地，种植技术也不难，当时每公斤价格在二三十块钱左右。不少吃螃蟹的移民尝到了甜头。

移民从地里挖出的第二块“宝”是蒜薹。大柴湖种出的蒜薹成熟早，产量也高，每到蒜薹上市的季节，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各地的收购商就涌进大柴湖。一些蒜薹甚至远销日本、韩国。

一些人不甘心在土里刨食，把家门一锁，背上被褥外出务工。马强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打工一年能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曾经有一段时间，留在家里的家长们在邮局门前排长队，等着取外出务工的子女寄来的汇款。

改革开放初期，移民外出打工比本地人多得多。”全淅林说，“越穷的地方出去的越多，贫困逼得人没办法。”在上海，甚至出现了“小罗城”，罗城是大柴湖一个村。

2004年，钟祥开始给大柴湖“松箍”——组织部分移民自愿搬迁到县内其他乡镇，缓解大柴湖移民人多地少的发展瓶颈。为了让移民安下心，县里给每户移民在新安置地盖好了瓦房，并承诺给予移民和迁入地居民相同规模的耕地面积。

从大柴湖镇曹寨村的移民曹明虎，迁入冷水镇董沟村之后，分到了7亩多良田，又承包了当地70多亩耕地，两年不到就买了夏利小车跑客运，让许多不敢搬的移民眼馋。

2006年，马强把家里用了几十年的挑水扁担和“压把井”的龙头收了起来。当年年底，大柴湖新自来水厂正式供水，移民们告别了喝了几十年卡喉咙的腥臭地下水，汉江水通到了每家每户。丹江是汉江的支流。通水的那天，一位70多岁的移民说，压根没想到自己还能喝到老家流来的水。

2014年1月，湖北荆门大柴湖经济开发区挂牌成立，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从那时起，汽车制造及零部件产业园、光电子产业、精品花卉产业逐个在大柴湖安家，移民们在家门口也有不错的收入。大柴湖逐渐变成“财湖”。

“从前穷出了名，很多人不好意思提自己是大柴湖人。现在大柴湖发展得比本地乡镇还好，不少人觉得挺自豪。”马强说。

共饮丹江水

全淅林的老母亲去世前，一直念叨着回淅川老家去瞧一瞧。可当时经济条件差，交通也不方便，得一路颠簸折腾，怕母亲身体吃不消，所以一直没能成行。

上世纪80年代，淅川和大柴湖通了直达的客车，每天只有一趟。当时返乡探亲的移民络绎不绝。

有一回，几个年轻人背着一个老移民上了这趟客车，一路神色紧张。直到下了客车，司机才发觉老人已经去世了。原来老移民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回淅川看看，死后把自己埋在淅川的高坡上。

尽管搬来大柴湖51年了，杨俊道和许多一代移民一样，始终认为自己是河南人。现在杨俊道还是只会说河南话，日子也按照河南的过法来。

这样的“河南特色”正在移民二代和三代身上褪色。杨俊道的孙子杨凯（化名）见本地人能说些本地话，在家能说些河南话，在学校说普通话。而在饮食上却更接近湖北习俗，吃米饭，喝米茶。

有一年清明，杨俊道领着全家回了淅川扫墓。那时杨凯还小，杨俊道指着水库对杨凯说，“咱们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里面，为了建丹江口水库搬走了，咱们的贡献是不是很大？”

全淅林曾问过在外务工的移民二代认为自己是河南人还是湖北人，很多人说不上来，只说自己是大柴湖人。

为了让移民后代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从上世纪末开始，曾任大柴湖文化站站长的全淅林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移民口述史。2005年，全淅林出版了《移民大柴湖》一书。一位在外打工的移民二代给全淅林发来短信说，“以前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柴湖移民。读了您的文章，才知道心中的阴影是我们不了解历史造成的。”也有本地老户看完主动对全淅林说：“是你给我们补了一课，看完我才知道什么是移民。”

去年12月，全淅林念叨了好几年的移民纪念馆正式开工。全淅林打算在纪念馆的一面墙上写上“舍家为国，团结奋进”几个大字。全淅林说，“当初四五万移民来到这片荒芜的芦苇荡，要是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人早就垮了。”

杨凯觉得自己爷爷那一辈人“很有勇气”。他也问过杨俊道，当初从老家搬过来后不后悔。杨俊道说，南水北调是国家需要，现在大柴湖建设得也挺好。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河南淅川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既是“大水缸”，也是“水龙头”。当时，杨凯已经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了。杨俊道激动地对他说，“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咱们吃的还是河南水。”（记者张典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