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兵变（朝鲜兵书）

文：木木清华

引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戚家军军歌

戚家军自嘉靖三十八年建军，先后参加抗倭荡寇、大破蒙古精骑、援朝抗倭、决战后金，斩敌首级无数，纵横东亚，令敌人闻风丧胆，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支“常胜军”，被誉为十六、十七世纪东亚最强的军队。

大多数人认为公元1621的浑河之战是戚家军的最后一战，也是戚家军百战的唯一败，一败之后世间再无戚家军！殊不知，在浑河战到最后的浙兵（戚继光侄子戚金率领的浙兵），不过是和戚家军都是来自于浙江地区而已，实际上和戚家军并无什么渊源关系。

根正苗红戚家军仅存三千

说起戚家军，不得不说这支军队的灵魂人物戚继光——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写有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等诸多著作。

嘉靖二十五年即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戚继光目睹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以诗言志表明“有心杀贼”的心迹。

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戚继光受张居正的推荐进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戚继光初到山东备战倭寇时发现明军将骄兵惰、纪律松弛、兵不习战，跟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于是戚继光到金华、义乌等地招募了3000农民并亲自训练他们，这便是早期的“戚家军”。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家军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的农民和矿工，又称义乌兵、浙军，戚家军因为戚继光得名，是明朝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纪律严明，有东亚最先进的装备。

在嘉靖晚期东南沿海地区的抗倭斗争中，“戚家军”百战百胜，令倭寇闻风丧胆，隆庆（1567-1572年）年间，戚继光又奉命率领“戚家军”镇守北方的边防重镇蓟州镇，多次打败侵入长城的蒙古骑兵。戚继光在“南倭北虏”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战果，凭此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名的常胜将军，“戚家军”也因此青史留名，成为一支“百战常胜雄师！”

戚继光能够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去世1年后）被万历帝清算，戚继光因为与张居正生前关系亲密被御史弹劾，终被万历皇帝贬斥回家，停发俸禄，一代名将和抗倭英雄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中死去。

戚继光镇守蓟州镇的时候，将南兵调到蓟镇，戚家军的军纪有目共睹，他想以此作为垂范，整顿北兵的风气，籍此来练兵。但这样做，必然会伤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造成南北兵之间的矛盾，戚继光在的时候，还不至于表现得很明显，等戚继光去世以后，裂缝就越来越大。

戚继光离任后，蓟州镇总兵换成了北方人，戚家军处处受到排挤，还成为了欠饷的重灾区。他们曾经多次聚众讨饷，被上司称为“刺儿头”。官员上奏说他们“气愈骄，行愈横，最难束也”、“南兵屡躁乃蓟镇痼疾”，戚家军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明廷决定入朝作战，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爆发，朝鲜之役被征调的北方边军中就包括战斗力强悍的戚家军。

援朝战争中有三名出身浙江的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李必迪，合称南兵三营将。但其中，只有吴惟忠所部和戚继光有直接关系。《明史·王保传》载：“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这里的三协南营兵，正是吴惟忠所部，乃是根正苗红的戚家军无疑。戚继光由于东南抗倭经验，后来掌管蓟镇时也招募了一批南兵。实际上蓟镇南兵巅峰时代曾多达2万，不过吴惟忠所率领的只有3000余人。

一诺千金，却食言成儿戏

入朝作战前夕，时任辽东经略的浙江人宋应昌为鼓舞南军士气，向南军将士作出承诺：“在正常军饷之外，给每名南兵‘月支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犒赏银三钱，共三两六钱’。”相当于在标准年军饷18两银子之外多了一项丰厚的补助，合计一年能够拿到43两银子。

戚继军本身战力超强，加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戚家军在朝鲜作战十分勇猛，屡建战功。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吴惟忠率领蓟镇3700多南兵参战，表现出色，有目共睹。

朝鲜人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

“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在第二次平壤之战中，戚家军一路猛冲猛打，第一个冲上了平壤城头，立下了头功。但是，军队的统帅李如松，是北军的灵魂人物，他在战后的军功分配上，明显偏向北军，把原来南军的战功按到北军头上，比如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

不得不说，李如松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将领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级当面斥责上级，可想而知南兵的愤怒。

李如松赏罚不明的做法，给明军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宋应昌在写给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朝鲜宣祖实录》记载：“当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为录功，是以南兵多怨对者……”这一事件导致“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是以功罪淆耳”。

蓟州兵变的恶性影响是长远的。短期来看，浙兵的素质和作战意志下降，后来的南原、蔚山两次败绩，都是在城邑攻防战中缺乏能够死战的步兵力量的结果。长期来看，明军家丁化的局面由此越发严重，戚继光军事改革的成果迅速削弱。明末对农民军和后金军作战的一系列不利局面，或许都能或多或少地联系到数十年前的蓟州兵变。

蓟镇之变后，戚继光花费十六年，苦心构筑的防线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后，皇太极指挥清军长驱直入，大明的北边各重镇不堪一击。在清军面前，它们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边墙。

这样的大明不亡，天理难容。蓟镇之变之后再过49年，明朝灭亡。

千里之穴溃于蚁穴，明廷上下如果能从蓟镇之变得到警示，认真反思就会发现：身为九边重镇之首的蓟镇出了这样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这样继续下去，大明帝国很危险！

但上至君王，下至文武百官，都选择性忽略了。明朝军事无论是明初的军户制还是中后期的募兵制，都需要强大的财政保障才能正常运行，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十年间，国库得以充实，不过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没有恢复。他们不但没有反思和及时革除弊端，却忙着党争、防务松弛下还不断差“饿兵”，最后，大明终于亡于“饿兵”手里。

结语

《两朝平攘录》记载，事变之后，“人心迄愤惋，故招募鲜有应者。”曾经是明廷优质兵源地的浙西地区再无法为朝廷输出死战之士，人心失去，朝廷渐成孤家寡人，20年后，被人称为“戚家军最后消亡”的浑河血战成了帝国的绝地悲歌，自此，浙兵、戚家军、以及与他们有关的鸳鸯阵、狼筅等等一切，全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其实戚家军的精魂早在20年前就被朝廷亲手断送了。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应忘记戚继军曾经上演的这幕历史悲歌，痛哉，惜哉，悲哉！（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