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资料（大运河的资料用表格形式）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罕见的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它贯穿南北，联通古今，全长3200公里，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的重要动能和载体。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总书记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普及大运河知识，推动大运河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奉献。

为此，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下，由北京市社科联牵头，联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组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8省（市）有关单位，合作编纂一部《大运河文化辞典》，正是社会的期望、时代的要求。

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运河文化辞典》？总的要求是，按照辞典的编纂体例，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大运河的历史和现状，尽可能展现大运河的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编纂好一部辞典，实现总体要求，应做好顶层设计，这是辞典编纂的决定性工作，也是对辞典领导体制、读者对象、全书主题、编写体例、总体规模、框架设计以及条目选定原则的定盘决策。

关于领导体制。在有关党委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下，由北京市社科联牵头，联合各省（市）有关部门主办，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和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承办，8省（市）和中国传媒大学编纂负责人组成统一的编委会，进行重大方针原则的决策。聘请主编和若干副主编，负责具体编辑工作，落实编委会的决策事项。聘请若干专家顾问，进行编纂业务指导，把好质量关。

关于读者对象。我们设定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大众读者。他们不同于专家学者和专业人群，是对运河知识接触较少、最需要也最应当了解运河文化的群体。这就决定辞典反映的不是关于大运河的学术性、探索性、争议性的知识，而是已有社会共识、历史定论的基础性知识。

表述方式不是论述、推理、求证，而是写实、展示、叙述，文字和图片要尽可能美一点、巧一点、文一点，但不过分追求形式美，而是应准确、简要、通俗、易懂，尽可能使用大众化语言，避免过多使用专业词语、生僻词语或引用古籍经典。为方便读者阅读，应设置检索系统、参考系统和内容分析索引。

关于全书的主题。这部辞典的主题，就是大运河文化，包含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大运河文化辞典》的核心内容应是大运河水道、水系、水工、水运、水管及其历史变迁。其中水道是纲，各类运河文化都是由它而生，随它而来。把水道及其历史变迁弄清楚，就可提纲挈领地展示各类运河文化。

这个问题上比较容易混同的是以地域主题代替运河主题，即把运河文化带规划范围的行政区划当作运河文化带区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大运河文化带以大运河流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省（市）为规划范围。”

也就是从国家的角度划分，运河文化带就在这8省（市）。国家文物局编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具体化到北京、天津2市，加上其他6省的25个地级市。目前各省（市）的运河文化带规划范围正在制定之中。

2020年6月21日，《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发布。按照该《规划》和《行动计划》，通州将按照“一河、三区、多点”发展格局——着力将通州大运河文化带打造成为内涵丰富、蓝绿交织、水城共融、产业兴旺的中国大运河文化金名片

关于编写体例。《大运河文化辞典》的体例是专题性的条目体。辞典是对某类知识作简明扼要、经典性解释的一种文体。主要特点：一是内容是社会共识，不同于专著、议论文的论辩性、探索性；二是采用条目体，对某种知识作简明解释，不同于志鉴等记叙体，对事物作全面记述。辞典的编写体例不同于同为条目体、但是大中小条目结合、以大条目为重心的百科全书体，而是以条目字数相近，内容点到为止的小条目组成辞书。

在辞典中，《大运河文化辞典》不同于综合性辞典，需要反映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每一方面都不可或缺。它作为专题性辞典，只反映一项专门知识。

此外，辞典的词条有规范性写法，大体可分为条头词、定性语、释文3部分。条头词是知识的引擎，应尽可能名词化；定性语是对条头词作简明扼要评点；释文是对条头词的解读。

关于总体规模。按照中国大运河罕见的长度、规模、历史变迁和丰富文化含量，参考国家文物局编写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体可满足大众读者对大运河基础知识需求的原则，我们设计这部辞典的总规模为8卷本约400万字，400幅图照，每省（市）编1卷，每卷约50万字、50幅图照、1000个条目，每条500字左右。条目索引比为1∶2，即全书可包含16000个可检索的知识主题。

由于大运河流经各省（市）的长度、规模、历史变化和文化含量不同，各分卷规模可适当增减。时空设定，时间可按省（市）内第一条人工河开通算起，直至2019年；空间由各省（市）按与大运河有无关联划定。

关于框架设计。由前言、凡例、专文、图照、条目正文、大事年表、条目汉字笔画索引、内容分析索引等组成。专文包括8卷统一编写的总述专文和各省（市）分卷的分述专文，是从总体上介绍大运河知识或省（市）段全局性知识，承担词条释文不能承担的功能。

它应是介绍性、叙述性文体，不应写成探索性、论证性篇章；应尽可能汲取对大运河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不追求自身内容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篇内容丰富、篇幅较长的综合概述性条目。图照应有全景图、分段图、特色古迹景物图，古代与当代图都应有所选用。节点条目还应有随文图，达到图文并茂相互映照的效果。大事年表应以表格形式顺时序排列大事名称，起纵观全局、易查易记的作用。

关于条目选定。条目是辞典的主体。条目选定是否科学、合理、全面、平衡并突出主题，是这部辞典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条目选定的标准：

一是紧紧围绕运河主题，与运河主题无关的一律不取。在条目设置上把较多篇目给予与运河有直接关联的内容，可称核心条目。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是关于水道水系的条目，这是运河文化的引领性内容，基础性条目。其他内容都是因它而生，围绕它而存在的。对于间接关联的内容要酌情选条。作为核心内容的补充，可称非核心条目，应尽量避免主次不分，甚至主次颠倒。

二是全面展示运河文化的内涵，但“是选不是全”，只追求各种文化类型的全面，不追求每一类都面面俱到。要在有限篇幅内进行比较，分层次进行选择。在资料搜集上应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在条目选择上，则是把重点、特点、亮点摆在重要位置。在比较中，精简或舍弃文化价值不高或和运河主题关联度不强的内容。特别要注意，不可随意增加编写者熟悉但离题太远和意义不大的内容。

三是对大运河文化进行科学分类。大运河文化丰富多彩，要选择对读者最有价值的内容作条目，需要在选定条目前进行分类。按每一类在运河文化中的占位和内容的分量，分配大体条目数，加以选定。

按照中央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的大运河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参照《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对大运河文化的分类原则，《北京卷》分了9个部分，即水道水系、水工设施、运河管理、与大运河有关的地名、大运河承载或随大运河而生的经济、有关大运河的文化艺术及其设施和活动、与大运河有关的文物、与大运河有关的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综合性内容。这个分类是为方便组织编写，成书时的条目不以此排序。

四是条目总表应当充分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避免出现重大错漏。选定的条目，也不是一锤定音，只能是初定，在编纂过程中还可不断调整、补充。

以上7个方面，都是编纂《大运河文化辞典》不可或缺的顶层设计环节。此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和明确，如关于运河文化的内涵、辞典的时代特点等。

关于运河文化的内涵。在中央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关于运河文化内涵概括了3个方面：遗存承载的文化、流淌伴生的文化、历史凝练的文化，并作了具体说明。这个概括和说明是比较准确和全面的，应作为辞典编纂的依据。

具体讲，遗存承载的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运河文物遗存和其他关联遗存所承载的文化，是千年历史的真实印记；流淌伴生的文化是以人为基础的、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至今仍然影响沿线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力量；历史凝练的文化是以思想精神为基础的大运河数千年形成的文化思想精髓和价值观念，是一种精神特质和价值判断体系。把这些内容分门别类地转化为条目，就是编纂《大运河文化辞典》的主要任务。

关于辞典的时代特点。讲时代特点应当区别辞典的时代特点和大运河的时代特点。大运河历史久远，不断变迁，不同时代开凿的目的不同，流经的地域不同，承载的任务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具有不同时代特定的历史需求，也必然反映特定的时代风貌。在编纂辞典时应给予充分重视，不仅记述历史变迁，还应点出变迁的历史动因，使读者从中领悟不同的时代特点，加深对运河文化的理解，促进对运河文化的传承。

辞典的时代特点，是指在当代编纂的辞典就应有当代的精神、当代的烙印，也就是要把这部辞典编纂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展现出中华文明正向现代化迈进的精神风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逐步发展完善的时代烙印。这在具体的编纂中，就是要连通古今，展示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大运河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利用，从而焕发青春，古为今用。

作者：段柄仁，《大运河文化辞典》总主编兼《北京卷》主编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12期，原标题“流淌在大运河里的历史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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