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槟榔是什么意思(吃槟榔是什么意思污)

作者:张九龙

最近,BBC推出了“诗圣”杜甫的纪录片。杜甫被冠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但丁、莎士比亚比肩,第一次以纪录片方式,介绍给西方世界。

“老杜”年轻过、狂过、野过,经历过中年危机,起起落落,活得辛苦。但他始终有股子活力,或者说叫“青年气”。无论世道多么艰难,生活多么不易,他的心是火热的,热得足以温暖天地苍生。长江后浪推前浪,杜甫活出了“前浪”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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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讲杜甫诗》莫砺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和河南巩县杜甫陵园,各有一尊李白、杜甫雕像。江油的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的意气风发的形象。他佩着一把剑,昂首阔步,非常像人们想象中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也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他愁眉苦脸,充满怜悯地俯视着满目疮痍的大地,让人看了以后心情沉重。

唐朝的诗人灿若群星,唯独人们在杜甫的姓氏前冠以“老”字,称之“老杜”。盛唐的那批诗人,论起年纪孟浩然较长,也没见有人叫他“老孟”,只有李白叫他“孟夫子”。千百年来,只有杜甫担了一个“老”字。

“老杜”之老,老得彻底。他诗风老到,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写满了少林扫地僧般的厚重感;他大器晚成,成都草堂和夔州迎来创作高峰,已逼近人生的暮年。

然而,杜甫也曾年轻过。他出生当年的七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为帝,翌年改年号为开元元年。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

杜甫“少小多病”,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正如冯至在《杜甫传》中所说,杜甫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

那是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盛唐,国家统一已将近百年。农村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甚至科学技术,都有相当的发展。“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无论在体质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

少年时,杜甫也曾“仗剑走天涯”。他漫游江南,登临山川,结交名士,眼界大开。二十四岁时,杜甫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几乎没有悬念而落第。这在当时很正常,杜甫并未在意,又开始北方的漫游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好生潇洒。

天宝三年(744年),三十三岁的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会,不久又结识高适。三人登高赋诗,肆意人生。翌年,在济南又与李邕相识,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留下“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名句。

胸怀长安梦,随后他迎来了长达十年的“京漂”之旅。为了得到提携重用,他频频献诗,却屡屡碰壁,前半生“后浪”的快意戛然而止。

天宝十一年(752年),杜甫与高适、岑参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同题赋诗,寄托感慨。别人都是登高升空、遁入虚远、与世隔绝,只有杜甫充满苦闷:“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那一刻,杜甫已经预感到歌舞升平背后所隐伏的危机。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乌鸦嘴”会那么快应验。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四十四岁。面对空前巨变,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们竟然集体沉默了。

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放浪形骸;王维躲进辋川别墅,高念起佛经;高适身居要职,诗却写得越来越远离现实;岑参“自从干戈动,遂觉天地窄”,忙着摩拳擦掌,哪还有心搞创作。

只有杜甫,在最动荡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记录了一部“诗史”。出身名门的他,从此沦落到社会底层,加入到流浪者的队伍中。杜甫不仅看到了民众的苦难,也亲身经历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靠野果充饥,还要仰人鼻息,受人接济。

人在落难的时候看人生,视野、心态都会发生变化。莫砺锋说,正是这种流浪的生活,促使杜甫把目光转向自然、转向自我,诗的题材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深刻。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在历经人生百味后,越发成熟、厚重,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跃然而出。

从安史之乱起到元、白、韩、柳登上诗坛,其间足有三十多年,整个唐代诗坛都被杜甫的光辉所笼罩。

平民惜平民

杜甫这一生,得意的时候少,倒霉的时候多;欢乐喜笑的声音少,叹息呻吟的声音多。可如果他只是心疼自己的话,也终究配不上“最伟大”。

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唐政府许多官员选择投降,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变节,到伪政权任职,就连杜甫的好朋友王维也没能免俗,留下人生污点。

杜甫当时只是个官居从八品下的小官,却坚决不肯屈膝。因为官太小,叛军根本没有将杜甫瞧在眼里,只是把他关在长安。即便如此,杜甫还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九死一生地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投奔“王师”。当时的诗人里,大概只有杜甫这样做。

后来,他到奉先县探亲,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因挨饿而夭折。身为父亲,杜甫无比悲痛、惭愧,但他马上又想到,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那些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在前线戍守的将士,又该过得多么艰难?

在成都,一个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雨水漏下来,床上都是潮湿的,他整夜失眠。这个时候,他想到的居然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如今,成都杜甫草堂是美丽的园林,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环境幽静。后人们觉得,杜甫不该住在漏雨的破草房里,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优雅的园林里,守着锦绣山河,继续创作诗篇。

BBC纪录片里,有个老人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杜甫草堂,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杜甫对他这么重要”。老人说,因为杜甫关心穷人。

南宋理学宗师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严苛著称,《朱子语类》里,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五位伟大的人物: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这五人,除了杜甫以外,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要么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要么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唯独杜甫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他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东西。他要报效祖国,他想忠于朝廷,他坚决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

忧国忧民的杜甫,一生基本是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杜甫认为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然而,谁说平凡的人就当不起“最伟大”呢?

杜甫人生最后一年,又见到了李龟年。当年两人初次相见,杜甫意气风发,“开口咏凤凰”,而今住在湘江的破船上,杜甫见到故人,依旧兴奋直呼:“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人生的际遇离合,大多不受个人支配。苦不苦,想想晚年杜工部。杜甫在痛苦的处境中,能“勉为常人之所难”,这是每个人都可学的。如此为人,走了运,当然会成功;倒霉了,也不至于失败。因为,纵使风雨一生,他仍然是他。(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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