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刷了904多久能住,涉毒“红处方”

2020年11月2日，904医院常州院区。新京报记者 张宇轩 摄

两名来自山东的癌症病人

事情要追溯到两年前。2018年4月，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农民杨作青，到904医院常州院区普外科就诊。时任普外科主任汪晟（化名）回忆，杨作青是食管癌晚期术后患者，就诊时还拿着此前在北京一家医院的诊疗材料。他给杨作青做过检查，包括检视了此前手术的伤疤，确定 “材料是真的，病人也是真的”。

据判决书，杨作青已年近六十，山东人，文盲。中国庭审公开网上的此案庭审录像中，他站在被告席上，身形枯槁，又黑又瘦，讲话也不利索，审判长向他发问时，他用一口方言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知不道”。

对于这样一个老农来说，他的这次异地就诊经历显得颇为奇特。据杨作青当庭供述，一个叫“索儿”的人此前通过电话联系到他，确认他是癌症晚期病人后，表示要带他去常州看病，一路上管吃管住，连看病的钱都管，甚至“还给买了衣裳”。这样的“好事”杨作青自然没有拒绝，于是就乘上火车，踏上前往江苏常州的旅程。

汪晟回忆，杨作青来医院时有一个戴着墨镜的人陪同，后来警方找他确认嫌疑犯身份时他才知道，此人就是杨作青口中的“索儿”——毒贩仇加索。

就诊后，杨作青被收治住院，住院医林某成了他的管床医生。汪晟回忆，杨作青在病房一直喊痛，“天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他说痛啊，难过啊。”考虑到杨作青食管癌开完刀，确实会有肋间神经痛、癌痛等情况，普外科为杨作青开具了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用于止痛治疗。
2020年8月19日，一审庭审中，杨作青向法庭供诉自己套购药品的经过。图片来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至于普外科为何仍然选择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来给杨作青镇痛，主任汪晟的解释是，病人称自己以前就吃这个药，吃别的药不管用，“当时也没有多想。”

实际上，当时904医院常州院区也没有盐酸二氢埃托啡。普外科打了批件，层层审批到院长后，药剂科购进了这种药。

5个月后，2018年9月，另一位来自山东的农民刘广聚来到904医院常州院区。几乎是同样的套路，刘广聚也是被仇加索和另一名在逃嫌疑犯王存辉以“免费看病”为诱饵，带到了常州。据刘广聚当庭供述，“我在家的时候，王存辉找我，给看病，给两个钱儿，我有病，啥也不能干，当时就去了。”王存辉对他管吃管住，先后一共给过他8400元钱。

作为一名贲门癌术后患者，刘广聚在普外科就诊后住进医院。汪晟说，刘广聚的病情“比之前那个（杨作青）要严重得多，躺在床上一个劲喊疼。我看了术后伤口，是真的病人”。和杨作青一样，刘广聚也使用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进行镇痛治疗。
2020年8月19日，刘广聚在一审法庭上。图片来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开药程序混乱，用药剂量过大

据一审判决书，医院处方笺显示，林某曾多次为杨作青、刘广聚开具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

林某在供述中称，按照杨作青带着的其他医院的出院小结，是汪晟吩咐他使用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给病人进行止痛治疗。而自己作为住院医，并不具备开红处方的处方权，“我就是底下的小医生，写字这种事情肯定不可能主任亲自去写……就是由我在上面写字，然后交给主任签字就可以了”。

对于是不是自己让林某使用的这种药，汪晟未做正面回应，但他承认，“我们医院只有主治（及以上）医生才有麻醉处方权的，需要我在上面加签一个。”“林某他开处方，拿到我这边审签，然后护士去拿药。”

一名当时也在普外科工作的医生陈池（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不具备红处方权限的医生是不能决定开这种药的。但究竟是不是汪晟决定的，陈池未给予明确答复。

在林某家属提供给新京报记者的一段录音中，904医院常州院区的一名汪姓副院长在案发后与林某家属的沟通中表示，无开具红处方资格的林某在红处方开具的过程中“不是一个多大的违规”。

一位肿瘤学权威专家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在临床上，确实存在下级医生起草处方、有资格的上级医生签字的情况，但上级医生必须做到切实审核，对病人的病情做出详细的诊断，确定癌症发展程度、疼痛发展程度、疼痛来源，据此选择所要开具的药品种类、剂量、给药方式、给药时间等。

除了红处方的开具流程，药品剂量也出现了问题。

据一审判决书，涉案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由北京华素制药有限公司制造，规格为每片20微克。药品说明书显示，“（该药）允许使用的最大剂量一般为60微克（3片），一日180微克（9片），连续用药不得超过三天。”

然而，医院处方笺显示，从2018年4月杨作青住院后的约6个月内，林某共为杨作青开具了该舌下片2521片。平均每天约14片。据林某当庭供述，该药品的用量在初期甚至一度高达每天20片。

在一段林某家人提供的汪晟与林某辩护律师的谈话录音中，汪晟向律师讲起当时的情况，杨作青入院后一直喊痛，初期的治疗方案中的确给他使用了超大剂量，也考虑过降低剂量，但病人不接受。考虑到病人已经是癌症晚期，出于“临终关怀”的目的，权衡之下，只得开具出这一系列超大剂量的红处方，持续了两三个月。

上述肿瘤学专家表示，病人大闹不应该是医生屈从或轻信的理由。正确的剂量使用方式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癌痛三阶梯止痛法——对病人的疼痛进行评估，确定疼痛量级，使用药品时从小剂量开始，逐次提升剂量，以确定病人适宜使用的剂量。

几个月后，904医院常州院区的药剂科发现了药品使用剂量的异常。一审判决书中药剂科工作人员黄家富的证词显示，药剂科曾经在当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发现该药超剂量使用，医院采取了紧急措施，限制了该药单处方用量不得超过9片。

到了当年9月刘广聚入院时，该药用量的确降了下来。处方笺显示，刘广聚入院5个月内，医院为其开出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平均每天约8.5片。但为时已晚，截至药剂科发现时，医院已经开出去该药超过2000片。而截至案发，二人更是共计开出该药超过4500片。
2020年11月3日，904医院常州院区住院部中心药房墙上的工作制度。新京报记者 张宇轩 摄

“纸面住院”期间药品仍在开出

“红处方”开出的药品，并非都进了癌症病人之口。

杨作青供述，他一共只在住院之初的两天吃过共计8片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而剩余的药“他（仇加索）一直收着……我也闹不清是咋回事。”

除了被仇加索带走不知去向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就连杨作青自己也很快从医生的视线里消失了。杨作青供述，住院一周后，他就被仇加索安排出去住了招待所。此后，他在老家和常州医院院外一处出租房辗转，再也没回到医院。

刘广聚的住院经历与杨作青几乎如出一辙。刘广聚供述，他前后在医院内住院时间只有25天，王存辉就让他回家了。住院期间开给他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都被王存辉悉数收走。

虽然人早已不在医院住院，但护士周红的证词显示，两人“住院手续还在医院里。”据一审判决书，杨作青前后共办理过5次住院，刘广聚也办理过不止一次。

之所以二人要在手续上保持“住院”的状态，是因为原卫生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多份文件都曾明确规定，盐酸二氢埃托啡仅限住院病人使用，不得开给门诊病人。

在病人的多次“住院”中，904医院常州院区的管理显示出“宽松”的一面。护士章彦萍在证词中称，杨作青的5次住院中，只有前两次在院内出现过，其余3次住院时本人就没有到场；她给刘广聚办理过2次出院和1次住院，但“没见过刘广聚这个人”。

刘广聚更是在法庭上直陈，“医院管理特别松，林某医生没有见过我，入院出院都不用（本人）来办，都随便办。”

这期间，原本只能在院内使用的管制药物被持续开出。处方笺显示，开给杨作青的盐酸二氢埃托啡一直持续到其首次住院的10个月后，即2019年2月28日案发。刘广聚的处方也开到其首次住院的5个月后案发。

林某提到，他在病程记录中写明了“（病人）未在病房”，汪晟也签了字，但这种情况依然继续下去。判决书上，证人徐松梅护士长的证词显示，她发现病人不在医院住院治疗时，曾让护士向医生反映过情况，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汪晟在电话中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原则上）病人不住院都是要写请假条的，（但）其实也没这么严格的”。在判决书的证词中，他承认，病人出现实际未住院仍能开药的情况，是自己“管理不严造成的”。

北京一家戒毒医院主任医师徐杰表示，在住院管理工作中，原则上不允许病人在办理了住院手续的情况下长期离院“挂床”，但在现实中，也存在有医院允许病人短时间离院的情况，但是不会允许超过24小时。而且，像盐酸二氢埃托啡这类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应严格监管，他所在医院要求护士严格遵循“发药到手、服药到口、咽下再走”。
2020年11月2日，904医院常州院区门诊部2楼，普外科诊室。新京报记者 张宇轩 摄

魏氏姐妹冒充“女儿”代领药品

杨作青、刘广聚不在医院住院期间，药品绝大多数时间由他人代领。

事实上，这两名所谓的“女儿”姓魏，此前与杨作青并不相识。“大女儿”真名魏风婷，据一审判决书，魏风婷在2018年夏天认识了仇加索，后经其介绍又结识了王存辉。她受王存辉的请求，去904医院常州院区替癌症病人取药，“共取了一百片左右，没得到什么好处，王存辉只是给了1000元左右的路费”，于是她“就不想帮了”，把这份工作转让了出去。但是在判决书的辨认笔录中，杨作青辨认出她曾与仇加索住同一房间，二人关系似乎并不寻常。

这份工作转让给了她的姐姐魏霞，也就是杨作青的“小女儿”。魏霞在法庭上供述，自己是2018年底从魏风婷手中接过这份取药的“工作”，“当时没有多想，又是俺妹妹，一看是那种大医院”，再加上魏风婷承诺每天给200元作为报酬，于是便欣然前往。

两名“女儿”代领药物很顺利。护士刘娟在证词中称，“病人不在给家属很正常。”护士长徐松梅表示，领取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时，“他们的亲属不签字”。

汪晟承认领药环节上，院内管理缺位，“她说我是他（杨作青）女儿，我们又不去查女儿身份证，最多是看病人的身份证嘛”。

对于取药人魏霞而言，这份“工作”或许因医院内疏于审核而轻松一些，但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她的“雇主”。

据其供述，取了几次药后，她因家中有事，想“辞职”回去照顾孩子。但仇加索很快打来电话，称魏霞代取的药品是“违禁药品”，如果她再推辞，仇加索将举报魏氏姐妹。在这种威胁加哄骗之下，只有初中文化的魏霞只得继续从医院代领药品。直到魏霞案发被捕，曾许诺给她的报酬仍杳无音讯。
2020年8月19日，一审庭审中，曾冒充杨作青女儿代领药品的魏霞坐在被告席上。图片来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据判决书，2019年2月起，河南省台前县警方发现线索后，先后将魏霞、杨作青、刘广聚、林某等人抓捕，仇加索、王存辉两人在逃。

林某表示，自己并不知晓杨作青、刘广聚等人是贩毒分子，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从这些人身上获得过任何经济利益，而且自己没有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的处方权，杨作青、刘广聚的治疗方案也不是自己制定和实施的，因而是无罪的。

对于整件事情，汪晟将其归咎于医疗行为中的监管不力，从而被不法分子利用漏洞，使用套路蒙骗了医院和医生。汪晟说，他曾问过林某，“你有没拿过好处啊，（林某说）没有”。

陈池在与林某家人的通话中表示，就自己对林某的了解，“他绝对不会为了钱去做这个事情”，更“不存在‘明知’这一说，我们科室也没有人‘明知’，否则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目前，林某已提起上诉。

案发后，904医院常州院区掀起了一场“整改”。汪晟也遭到了处理，离开医院，目前待业在家。“我这一年来也不好过，大会小会批。（要没这个事情）我最起码还能干十年。”

2020年8月19日，该案一审开庭。图片来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新京报记者 张宇轩 常州报道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