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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备受两岸争议的特别展览“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如期举行。此次展览消息一经公布便获得圈内关注，它将展出177件日本以及**馆藏的书画作品，集中呈现颜真卿所代表的中国书法演变史。

而其中，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出的顶级展品《祭侄文稿》引发了轩然大波。《祭侄文稿》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手稿，被公认为书法史上继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此次借出赴日参展，很多网友难以接受，更担心日方保护不当，致使贵重脆弱的文物书画遭受破坏。《环球时报》报道称，日方对《祭侄文稿》无特别保护，甚至允许直接对文物拍照。随着展览即将开幕的消息，担忧与批评之声四起：

“以傲骨之人手迹献媚”

“日本劣迹累累不配送展”

“送出一份《祭侄文稿》，请拿半个正仓院（位于奈良东大寺，藏有大量文物）来和我们换”……

尽管台北故宫博物院随即表示，借展过程符合专业审议及程序，文物外借展出也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但质疑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众人为《祭侄文稿》争论担忧，然而回到这起争议的起点，我们对于《祭侄文稿》的深重情感，是出自于情绪的传染，还是源于对它所代表的书画艺术的热爱？我们每日接触的汉字，经历了怎样的字体演变史？我们的艺术品，在被怎样保护着？纸张的寿命真的那么脆弱吗？展览的保护水平达到了何种层次？喧嚣之后，也许我们更应该反求诸己，借此契机，去扫除对于书画艺术和书画保护的认知盲区。

《祭侄文稿》赴日展出

“程序合规、保护得当”，舆论为何愤怒？

这场展览规格之高，从其展品可见一斑：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初唐四大家之一虞世南楷书《孔子庙堂碑》；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另一位初唐四大家褚遂良楷书《雁塔圣教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已消失近一个世纪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作品《五马图》……

据介绍，东京国立博物馆策划的这起展览，共向20家机构借用文物，其中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和香港中文大学。

启功临摹的《兰亭序》

包括《兰亭序》的真伪，学术史上都有过争议。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倾向接受《兰亭序》反映了初唐人对王羲之的认识，应该是王羲之有这样一幅作品，被初唐人勾摹了，但过程中是否融合了初唐人的改造，这就不太好说了。虽说我们把《祭侄文稿》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但是它的可靠性是高于《兰亭序》的。比《祭侄文稿》还早的名家真迹，不能说绝无仅有吧，但恐怕没有多少。在研究中我们首先要恢复原貌，真人墨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京报：那为什么要称《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呢？

邵彦：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要高于颜真卿，再往后是苏轼。首先是年代问题，王羲之年代最早，对后世影响比较大，那会儿行书刚刚成熟，后来写行书的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其次这样的排序是个比较通俗的便于记忆的方法，从反映作者原貌的准确性来说，《祭侄文稿》要高于《兰亭序》。

新京报：所以“天下第二行书”的排行并不是学术上对它们艺术价值的排序？

邵彦：对，我觉得可以把它们理解为行书发展上的三个节点，不能简单地说它们价值、地位、水平分为一、二、三级，这样理解比较公允。

颜体字难得在于个性

新京报：从艺术角度来说，颜真卿的书法有哪些突出的成就？

邵彦：我们通常说的颜体，是指颜真卿的正楷，正楷是庙堂书法。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楷大部分都是当时官方的碑刻，或者家族内部具有礼仪性的正规碑刻。各个时代要求不一样，有一些士大夫写楷书不会写得那么规整，但正楷的用途就是庙堂书法。

颜真卿的楷书也是在庙堂书法的规范之中，但它很有个性。它的笔画有一种向外膨胀的感觉，内在的气场很强，照他的笔画写下的字力量很重。颜体的感觉就像戏台上宰相出场，端着范儿。所以后来宋代很多官员学习楷书的时候，都会选择练习颜体打底，我们小时候练书法时大人也都建议我们学颜体，字可以写得很大气，将来的书法艺术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颜真卿的字从规范化的正楷发展出如此强烈的个人面貌，跟他的个性有关，我们知道颜真卿这个人特别忠烈、正直。字写得漂亮不难，但是想避免千篇一律很难。

显微镜下的补全痕迹（采访对象提供）

电脑管理并分析作品的色度（采访对象提供）

新京报：修复能达到怎样的效果？

邓锋：很多人理解修复就是复原，其实不然，任何物质材料都有其有限的寿命，真正复原也是不现实的妄想。任何具有物质形态的作品都逃不过时间，修复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针对修复对象的保存现状，尽可能阻止其有损状况的加剧，尽可能延长其寿命。所以，对于修复效果以及可能的复原，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修复实际工作中，我们又应该是一个面对未来的、积极的理想主义者。

最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保护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天职，修复是不得已才采取的必要措施。日常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应该是修复工作的前端，从书画保护的每一个细节做起，我们才能“防患于未然”。

作者：吕婉婷

编辑：徐悦东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