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2年，辉煌豪劲了二百年的吐蕃王朝猝然崩盘。之后，西藏地区再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

关于吐蕃王朝崩溃的原因，长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中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那究竟吐蕃王朝的崩盘应归咎于外因，还是内应呢？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写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按照孟子的理论，“国无外患，国恒亡”，可见国家的奔溃亡于内因。

那吐蕃是否亡于内因呢？

一、外部因素

1、吐蕃的外患

吐蕃王朝的中后期，在地缘政治层面一共有四个对手，分别是西方的大食、西北方的回鹘、东北方的唐朝、东南方的南诏国。

这四个战略对手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回鹘汗国（争夺西域）和唐朝（争夺陇右和朔方）；

第二个层面是黑衣大食（争夺中亚、吐火罗）和南诏国（争夺云南、川西）。

吐蕃与第一层面两国的战争烈度和规模，远超第二层面两国。

因此，回鹘汗国和唐朝是吐蕃外患的主因。

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末代赞普朗达玛执政的头两年，回鹘和唐朝非但没有对吐蕃形成威胁，一切似乎还朝着有利于吐蕃的轨道发展。

作为嗜血搏杀了一百八十年死对头，唐蕃关系自从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长庆会盟”后，一直保持了和平。

这当然不是因为，战争贩子突然都死了，而是两个伤痕累累的大帝国，都打累、打烦了，也打不动了。

《册府元龟》中保留了这段时间，吐蕃对唐友好往来的记录：“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吐蕃……南诏蛮……各遣使朝贡。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兼御史中压，充入吐蕃答贺正使。”

“开成二年(837年)十一月，天德奏，吐蕃东北道元帅论夷加羌使信物，乃木夹，到本道，以其书信上闻。开成四年(839年)三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为入蕃使。”

《新唐书》亦载：“开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论集热来朝，献玉器羊马。”

再看另一个死对头回鹘汗国，这个为天山南北控制权与吐蕃死磕了几十年游牧政权，干脆给吐蕃献上了一份厚礼，自己先崩盘了。

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回鹘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

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因为害怕被株连，以马300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

彰信可汗战败自杀，国人立“馺特勒”为可汗。

就在此年，倒霉的回鹘人遭遇罕见的大范围瘟疫流行。年底，白灾（大雪灾）又至，数以万计的牛羊冻死。

从此，回鹘汗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公元840年，已岌岌可危的回鹘汗国再遭重创。

回鹘大将俱录莫贺，“引黯戛斯（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馺特勒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

经此一败，漠北回鹘汗国覆亡，余众南迁、西徙。

南迁回鹘与唐军发生多次冲突，为唐所败，十数万人回鹘降唐，渐渐被汉人融合。

西迁回鹘部落分裂为三支，一支西投葛罗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旧唐书》卷195记云:“……回鹘散奔诸蕃，十五部西奔葛罗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其中，投奔葛逻禄的回鹘部落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地区。

另外两支，其实都投降了吐蕃，区别仅在投降地点不同。

一支是在河西地区投降，唐史称“甘州回鹘”、“沙洲回鹘”、“北庭回鹘”。

另一支在西域投降，唐史称为“龟兹回鹘”、“安西回鹘”、“焉耆回鹘”。

回鹘汗国的崩盘，对吐蕃无异于天降之喜。从此后，天山南北只剩下吐蕃及其盟友葛逻禄人。

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公元840年。此时，距吐蕃王朝崩溃，只有短短两年。

换言之，坐享几十万回鹘人口红利的吐蕃君臣，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诸神黄昏的乐章已经奏响！

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的外患，并非吐蕃王朝猝然而亡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吐蕃重骑兵

2、天灾和疫病

历史上西藏是一个天灾、疫病频仍的地区，现存史料中多见遭受大灾打击的记载。

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均死于疫病流行，而这种天灾也多被宗教集团用来打击异己。

公元740年左右，吐蕃发生大面积天花疫情。苯教势力借用疫病流行打击佛教传播，赤德祖赞（尺带珠丹）不得不将僧侣礼送出境，佛经、圣物都被潜藏了起来。

一百年后，朗达玛执政的第三年，吐蕃也遭遇了大灾的袭击。

《贤者喜宴》记载，（840年左右）发生了大地震，天空呈现处出血红色，流星陨石如雨而坠。吐蕃神山拉日山崩塌，因之堵塞了碌曲，碌曲为之倒流，暴涨的河水淹没河滩、农田，大量农户因此无家可归。河中还发出巨大声响和光亮，同时兼有雷击。……这时的地震、声响和光亮，在拉萨也感到十分清晰。

除地震以外，《巴协》还记载，“拉萨出现霜灾，庄家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瘟和人疫。”

这场巨大的灾难，甚至远在千里外的唐史也有记载。

《新唐书》亦载:“开成四年（839），（吐蕃）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肇鼓声，人相惊。”

这次灾难的烈度，在西藏历史上也属罕见，可知受影响的民众人数众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吐蕃王朝的疆域，东至四川，北至天山、西至葱岭（帕米尔高原）可谓扶摇万里，下辖人口千万。

版图如此巨大的国家，断不会因一次大灾便彻底崩溃，就像汶川大地震，不会让中国崩盘一样。

另外，吐蕃是中国周边民族政权中的特例，相比于突厥、回纥之类的纯游牧民族，吐蕃是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吐蕃王朝的核心区域，农业是国家经济构成的基础。

农耕文明虽爆发力不如游牧文明，但胜在坚厚绵长，根基不易动摇。

因此，突厥、回鹘会因一场大灾猝亡，但吐蕃却不会。

综合上述俩点的分析，吐蕃王朝不论是外敌还是天灾，都不足以使其奔溃。

那我们再来看看，吐蕃王朝的内部因素。

二、内部因素

1、国家经济入不敷出

西藏地区的气候条件、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基数，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疆域扶摇万里的大帝国。

因此，“以战养战”是帝国扩张的必由之路。

这一战略构想在初期确实非常成功，自从禄东赞带兵吞并吐谷浑后。以青海牧场为基地的吐蕃军队，在河陇、西域两个战略方向，对唐朝发动了长达百年的进攻。

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被迫实施战略收缩，吐蕃在河陇地区大规模拓展，劫掠的财物让整个国家大受其益。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汉之财物往运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吐蕃庶民也能身着丝绸。”

但随着，唐朝逐渐从安史之乱的打击下逐渐恢复，唐军在陇山（六盘山）一线构筑工事，凭借山高谷深的地形固守。

吐蕃军队掠夺获得的收益日渐减少，为此吐蕃河陇节度使甚至率军绕过陇山，向北在灵州（灵武）、盐州（定边）、夏州（靖边）与唐军争夺。

但关中北部，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区，土地贫瘠、冬季寒冷、人口稀少，吐蕃在此方向的拓展很不顺利，所获甚少。

此时，吐蕃疆域的拓展已达到了极限，膏贻之地尽在掌握，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因此，以战养战的国家收益不可避免的走低。

德宗贞元晚期，唐蕃战争烈度逐渐降低，并不源于吐蕃对战争的需求减少，而是发动战争的性价比开始变差。

而与此相对，吐蕃国内的消耗却大幅度攀升。

随着，赤松德赞时期确立了，佛教在信仰领域的主导地位。

随后两任赞普（牟尼、热巴巾）在弘佛方面的投入，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这导致，整个吐蕃兴建寺院的热潮几近癫狂。

《西藏王臣记》记载：“（公元831年）遂由李域（于阗）招请善巧工艺匠师，由尼泊尔招请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了伍香多福德无比吉祥增善寺佛殿，高九层有大屋顶形如大鹏冲天飞翔，非常的富丽堂皇。对祖先所建的各个寺院，按照盟誓的规定对残损的进行了修理。……到这一时期，吐蕃王臣在汉地和吐蕃共建寺庙1008处。”

如果，五世达赖喇嘛的记载的数量属实，那吐蕃当时寺院数量，甚至远超他所处的清朝初期。

再考虑到法会、礼佛、译经，以及供养僧人的支出，天文数字量级的消耗，别说是资源匮乏的吐蕃，就是放在自然环境优越得多的唐朝，也不见得能承受。（唐武宗“会昌法难”，便源于“国穷僧富”）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为什么要“灭佛”？》

2、政治斗争日趋激烈

一直以来，吐蕃的政治斗争，都围绕两条主线展开：

王权与教权之争；

教权与教权之争。

每当教权甚嚣尘上，凌驾于王权，吐蕃王室都会以“灭苯”（“灭佛”）的方式打击，保持二者平衡。

当王室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平衡力量引入吐蕃后，佛苯之争成了教权博弈的表现。而王权则可以左右逢源，两相其便。

（这是松赞干布引佛教入藏的政治考量，至于松赞干布本人是否笃信佛教，我持严重怀疑的态度。）

因此，藏传佛教从其发端之始，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本质区别。

在汉地，秉持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涉入政治具有天然的阻滞性。

因此，汉地灭佛多从经济原因考量，更多是为了释放青壮年劳动力，加入劳动生产。《唐武宗“灭佛”与朗达玛“灭佛”的比较》

而吐蕃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世俗思想体系，贵族阶层受宗教影响甚至比王室更甚。

因之，吐蕃爆发的“灭苯”（“灭佛”）事件，全部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基本上，表现为“灭苯”全部由赞普推动，而“灭佛”则全部由贵族大臣推动（朗达玛“灭佛”除外）。

另外，自从赤松德赞采取“独尊佛教”的政策后，其后史料记载明确的4位吐蕃赞普，牟尼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朗达玛（牟如赞记载太模糊）有3位遭刺杀而死。

牟尼赞、赤祖德赞（热巴巾）死于苯教势力，朗达玛死于佛教势力。

赞普死于非命的比例，远高于“独尊佛教”之前。（《吐蕃王朝赞普被谋杀的比例，为何如此之高？》）

由此可见，全力弘佛的举动，并没有弥合吐蕃的社会阶层，反而让政治斗争变得更惨烈。

综上所述，朗达玛坐上赞普之位后，吐蕃国内的社会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一方面，“四大供”、“七户养僧”、“寺院不纳税、不征劳役”等制度让国家经济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世俗官僚无权锁拿涉案僧人，“用手指点僧人，断其指；用眼睛瞪僧人，剜其目”的律条，又遭到苯教和部分贵族势力的严重抵制。

在此情况下，朗达玛本人是佛教徒，还是苯教徒并不重要。

不论他“兴苯”还是“弘佛”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选择了以打击僧伽集团、寺院、译经院为主的“灭佛！”

《吐蕃赞普朗达玛，究竟是“灭佛”，还是“抑佛”》

但随着，他死于佛教徒的利箭之下，吐蕃社会百余年的积弊总爆发。几乎在一瞬间，便吞噬曾经辉煌的吐蕃王朝。

这才是孟子所云，“国无外患，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佛教安乐了吗？

吐蕃王朝奔溃后的70余年，是公认的藏传佛教“黑暗期”。

苯教安乐了吗？

苯教在之后千余年间，一直游离于西藏政治核心之外。

吐蕃贵族、民众安乐了吗？

王朝的崩盘，诱发了席卷全藏的吐蕃属民大暴动。（《席卷吐蕃全境的属民大暴动——“一鸟凌空，众鸟飞从！”》）

之后四百多年，吐蕃陷于割据的烽火不能自拔。

这一切，应归咎于佛教？苯教？还是朗达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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