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书（叔本华的书谁的译本比较好）

一、亚瑟·叔本华简传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于1788年2月22日出生在但泽(当时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现在波兰的格担斯克Gdańsk)。他是约翰娜·叔本华(née Trosiener)(1766-1838)和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1747-1805)的儿子，都是德荷贵族的后代。他们都不是很虔诚的教徒，都支持法国大革命，都是共和主义者，都是世界主义者，都是亲英派。当但泽于1793年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时，海因里希搬到了汉堡，一个拥有共和制的自由城市，尽管他的公司继续在但泽进行贸易，他们的大部分大家庭都留在了那里。阿黛尔是亚瑟唯一的妹妹，生于1797年7月12日。

1797年，亚瑟被送到勒阿弗尔，与他父亲的商业伙伴格雷瓜尔·德·布莱西迈尔(Grégoire de Blésimaire)的家人生活了两年。他似乎很享受在那里的生活，学会了流利的法语，并与同龄人让·安提姆(Jean anthme Grégoire de Blésimaire)建立了友谊，这段友谊持续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早在1799年，阿瑟就开始吹笛子了。1803年，他跟随父母踏上了前往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漫长旅程；虽然海因里希也拜访了他的一些商业伙伴，但这主要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海因里希给了儿子一个选择：他可以呆在家里，为大学教育做准备，也可以和他们一起旅行，继续他的商人教育。

亚瑟后来对他的选择深感遗憾，因为他发现他的商人训练枯燥乏味。他花了12个星期的时间去温布尔登的一所学校，在那里他对英国国教严格而浅薄的宗教信仰感到非常不快和震惊，尽管他一般都是亲英的，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继续尖锐地批评这种宗教信仰。他还承受着来自父亲的压力，父亲对他的教育成绩非常挑剔。海因里希变得如此挑剔，以至于他的妻子开始怀疑他的精神健康。

1805年，海因里希在他们汉堡家附近的一条运河里溺水身亡。虽然他的死亡有可能是意外，但他的妻子和儿子认为这是自杀，因为他很容易出现不合群的行为，焦虑和抑郁，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尤其明显。亚瑟从年轻时起就表现出类似的喜怒无常，并且经常承认这是他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他父亲这边的家庭也有其他几例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他的母亲约翰娜(Johanna)通常被描述为活泼、善于交际。

尽管困难重重，叔本华似乎很喜欢他的父亲，后来总是以积极的态度提到他。海因里希·叔本华留给这个家庭一笔可观的遗产，这份遗产分给了约翰娜和孩子们三人。阿瑟·叔本华在达到法定年龄时有权控制他的部分。他保守地把钱投资在政府债券上，每年赚的利息是大学教授工资的两倍多。

为了纪念他死去的父亲，亚瑟做了两年的商人，因为他自己也怀疑自己年纪太大了，不能开始一个学者的生活。他之前接受的大部分教育都是实用的商人培训，他在学习拉丁语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而拉丁语是任何学术生涯的先决条件。

他的母亲和阿黛尔搬到了魏玛，当时的德国文学中心，去享受作家和艺术家的社交生活。亚瑟和他母亲的关系不太好。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让人无法忍受，难以忍受；你所有的优秀品质都被你的自负蒙上了阴影，仅仅因为你抑制不了自己喜欢在别人身上吹毛求疵，它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用处。”

亚瑟离开了他的母亲，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24年后母亲去世。这位后来的哲学家对女性的一些负面看法可能源于他与母亲的糟糕关系。亚瑟和他的朋友让·安西姆住在汉堡，他也在学习经商。

他辞去商人学徒的工作后，在母亲的鼓励下，投身于位于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的欧内斯廷体育中心的学习，但他也享受着与当地贵族的社交生活，花了大量的钱，这引起了他节俭的母亲的关注。他写了一首关于一位校长的讽刺诗后离开了体育馆。尽管亚瑟声称他是自愿离开的，但他母亲的信表明他是被开除的。

教育

他搬到了魏玛，但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甚至试图劝阻他来，解释说他们会相处得不好。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指责母亲在经济上不负责任，轻浮，还想再婚，他认为这是对父亲记忆的侮辱。

他的母亲在表达对他的爱的同时，严厉地批评他喜怒无常、不圆滑、好争辩，并劝他改正自己的行为，不要疏远别人。阿瑟专心致志地学习，现在学习进展顺利，他也享受着社交生活，比如舞会、聚会和剧院。那时，约翰娜的著名沙龙已经在当地知识分子和权贵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其中最著名的是歌德。

阿瑟参加了她的聚会，通常是在他知道歌德会来的时候，尽管这位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似乎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的不知名的学生。歌德之所以保持距离，可能是因为约翰娜警告过他她儿子的抑郁和好斗的天性，或者是因为歌德当时与亚瑟的语言老师兼室友弗朗兹·帕索关系不好。

叔本华也被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卡尔·奥古斯特的情妇、美丽的卡罗琳·贾格曼迷住了，他给她写了一首已知的唯一一首爱情诗。尽管叔本华后来推崇禁欲主义和对性的负面看法，但他偶尔也会女人发生关系，通常是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比如仆人、女演员，有时甚至是妓女。

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声称这样的婚外情甚至在他成熟的时候还在继续，并承认他有两个非婚生子女(分别出生于1819年和1836年)，她们都在婴儿时期就去世了。在他们年轻时的通信中，亚瑟和安西姆对他们的性剥削有些吹嘘和竞争，但叔本华似乎意识到，女人通常觉得他不太有魅力或身体上的吸引力，他的欲望常常得不到满足。

1809年，他离开魏玛成为哥廷根(G?ttingen)大学的一名学生。叔本华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而不是当时更著名的耶拿大学，没有书面理由，但哥廷根被认为是更现代和科学的导向，较少关注神学。像叔本华这样地位的年轻人，既需要事业和收入，通常会选择法律或医学；他选择医学是因为他对科学感兴趣。

他在《埃涅斯》(idemus)的作者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Gottlob Ernst Schulze)的指导下学习了形而上学、心理学和逻辑学，舒尔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建议他专注于柏拉图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810-1811年左右，叔本华决定从医学转向哲学，他离开了哥廷根，那里没有一个强大的哲学项目:除了舒尔茨，唯一的另一个哲学教授是弗里德里希·布特维克，叔本华不喜欢他。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医学和科学研究;甚至在柏林，他参加的科学讲座也比哲学讲座多。在哥廷根的日子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但也继续他的长笛演奏和社交生活。

1811-1812的冬季学期，他来到了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与此同时，他的母亲刚刚开始她的文学生涯；1810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一本朋友卡尔·路德维希·弗诺的传记，该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亚瑟参加了著名的后康德主义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讲座，但很快发现许多与费希特自己的《知識学》不一致的地方；他还觉得费希特的讲座枯燥乏味，难以理解。

后来，他只以批判的、负面的措辞提到费希特，认为他的哲学是康德哲学的低质量版本，并认为它有用，只是因为费希特拙劣的论证无意中突出了康德主义的一些缺陷。他还参加了著名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讲座，但他很快也开始讨厌他。他对施莱尔马赫演讲的笔记和评论表明，叔本华正变得非常批判宗教，并走向无神论。

他通过自主阅读来学习;除了柏拉图、康德和费希特，他还阅读谢林、弗莱斯、雅克比、培根、洛克的作品，以及许多当代科学文献。他参加了8月奥古斯特·伯克 (August B?ckh)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的语言学课程，并继续他的自然主义兴趣课程。

早期作品

叔本华于1813年匆忙离开柏林，因为普鲁士刚刚加入对法战争，他担心柏林会受到攻击，也担心自己会被迫服兵役。他回到魏玛，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因为他的母亲现在和她所谓的情人穆勒·冯·格斯坦伯格(Müller von Gerstenbergk, 1778-1838)住在一起，一个比她小12岁的公务员。他认为这种关系是对他父亲记忆的不忠。

他在鲁道夫斯塔特定居了一段时间，希望没有军队会通过这个小镇。他在孤独中度过时光，在山脉和图林根森林徒步旅行，并撰写他的论文，《论充分理性原则的四重根》。他完成论文的时间差不多是法国军队在莱比锡战役中被击败的时候。他对进城的士兵感到恼火，于是接受了母亲的邀请，到魏玛去看望她。她试图说服他，她和葛斯坦伯格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她没有再婚的打算。

但是叔本华仍然持怀疑态度，并且经常与葛斯坦伯格发生冲突，因为他认为葛斯坦伯格没有才华，自命不凡，而且有民族主义倾向。他的母亲刚刚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1803年、1804年和1805年旅行回忆录》，这本书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欧洲之旅，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她觉得他的论文难以理解，说不太可能有人会买一本。阿瑟一气之下告诉她，在她写的那些“垃圾”已经被完全遗忘很久之后，人们还会读他的作品。

事实上，尽管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认为她的小说质量可疑，但他们对她的评价很高，因为她的小说一直卖得很好。汉斯·布罗克豪斯(1888-1965)后来声称，他的前辈们“在这篇手稿中什么也没看到，只是想通过出版一位畅销作家儿子的作品来取悦她。”我们出版了越来越多她儿子亚瑟的作品，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乔安娜了，但她儿子的作品需求量很大，这有助于布罗克豪斯的声誉。”他在莱比锡的办公室里放着两人的大幅肖像，以便给他的新编辑们以启迪。

叔本华的论文给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歌德。尽管歌德是否同意叔本华的哲学立场值得怀疑，但他对自己的智慧和广泛的科学教育印象深刻。他们后来的会面和通信对一个年轻的哲学家来说是极大的荣誉，他最终得到了他心目中的智慧英雄的承认。他们主要讨论歌德最新出版的关于颜色理论的著作(受到热烈欢迎)。

叔本华很快就开始就此课题写自己的论文《论视觉与色彩》，这篇论文在许多方面与他的老师的不同。尽管他们对彼此保持礼貌，但他们不断增长的理论分歧，尤其是叔本华极度自信和不得体的批评，很快使歌德再次疏远，1816年以后，他们的通信变得不频繁。叔本华后来承认，他被这一拒绝深深伤害了，但他继续赞扬歌德，并认为他的颜色理论是他自己的伟大介绍。

他在魏玛逗留期间的另一项重要经历是结识了弗里德里希·马耶(Friedrich majer)，马耶是一位宗教历史学家、东方学家和牧人的门徒，马耶将他介绍给了东方哲学(印度学)。叔本华立刻对《奥义书》(他称其为“人类最高智慧的产物”，并相信它们包含着超人的概念)和佛陀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它们与柏拉图和康德相提并论。

他通过阅读《博伽梵歌》继续他的研究，《博伽梵歌》是一份由亚洲协会出版的业余德国期刊《亚洲杂志和亚洲研究》。叔本华对印度哲学有着深厚的敬意；虽然他喜欢印度教文献，但他对佛教更感兴趣，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宗教。然而，他对印度教和佛教文献的研究由于文献的缺乏而受到限制，而佛教文献多局限于早期佛教。他还声称自己的大部分思想都是独立形成的，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与佛教的相似之处。

叔本华读了奥义书的拉丁文译本，并在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年)和他的《附录与补遣》 (1851)中赞扬了奥义书。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门学问像《奥义书》那样有益和令人振奋。它一直是我生命中的慰藉，将来也会是我死后的慰藉。

1814年5月，他离开魏玛，搬到了德累斯顿。他继续他的哲学研究，享受文化生活，与知识分子交往，从事性活动。他在德累斯顿的朋友有约翰·戈特洛布·冯·科万特、弗里德里希·朗、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斯和路德维希·西格斯蒙德·鲁尔。

朱勒斯是一位年轻的画家，他为叔本华画了一幅浪漫的肖像画，在画中改善了叔本华丑陋的身体特征。

当他在公共场合遇到当地艺术家时，他对他们的批评偶尔会引起公众争吵。然而，他在德累斯顿期间的主要工作是他的开创性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于1814年开始写作，并于1818年完成。费迪南德·冯·比登菲尔德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Biedenfeld)把他推荐给了出版商弗里德里希·阿诺德·布罗克豪斯(Friedrich Arnold Brockhaus)，这是他母亲的熟人。尽管布罗克豪斯接受了叔本华的手稿，但由于叔本华爱争吵、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及1818年12月出版后这本书的销量非常糟糕，叔本华给布罗克豪斯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1818年9月，叔本华在等待他的书出版的时候，恰巧避开了他与一位女仆的风流韵事而意外怀孕，他离开德累斯顿去意大利度假一年。他去过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米兰，或独自旅行，或与他遇到的大部分英国游客结伴而行。他在罗马度过了冬天的几个月，在那里他偶然遇到了他的熟人卡尔·维特 (Karl Witte)，并在咖啡希腊(Caffe Greco)与德国游客发生了许多争吵，其中包括约翰·弗里德里希·博哈姆 (Johann Friedrich B?hmer)，他也提到了他的侮辱言论和令人不快的性格。

他欣赏艺术、建筑和古代遗迹，观看戏剧和歌剧，继续他的哲学沉思和恋爱。据说他的一桩风流韵事变得严肃起来，有一段时间，他考虑娶一位富有的意大利贵族女子——但是，尽管他多次提及此事，没有任何细节被知道，这可能是叔本华夸大其词。他经常与妹妹阿黛尔通信，并与她关系密切，而阿黛尔与乔安娜和穆勒·冯·格斯坦伯格的关系也在恶化。她告诉了他他们的经济困难，因为位于丹兹的穆尔(A . L. Muhl)银行濒临破产。她的母亲把他们所有的积蓄和阿瑟三分之一的钱都投到了这家银行。

亚瑟提出分享他的财产，但他的母亲拒绝了，他的侮辱性言论进一步激怒了她。如果是他母亲只能拿到她们存款的30%，而亚瑟利用他的商业知识，对银行家采取了怀疑和咄咄逼人的态度，最终拿到了全部存款。这件事进一步恶化了叔本华家族三个成员之间的关系。

由于与穆尔的麻烦，他缩短了在意大利的逗留时间，回到了德累斯顿。由于受到金融风险和对他的书缺乏回应的困扰，他决定从事学术工作，因为这既能给他带来收入，又能给他提供一个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联系了海德堡大学的朋友，哥廷根和柏林，发现柏林最吸引人。叔本华把他的演讲安排在与著名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的演讲同时进行，而黑格尔则被叔本华描述为“笨拙的江湖骗子”。他尤其对黑格尔所谓的对自然科学的贫乏知识感到震惊，并试图在1820年3月的测试演讲中与黑格尔展开一场争论。

当时黑格尔也面临着政治上的怀疑，许多进步的教授被解雇，而叔本华在他的申请书中谨慎地提到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傲慢地要求黑格尔与自己的演讲同时安排，但他仍然投票接受叔本华进入大学。然而，只有5个学生来听叔本华的课，他就退出了学术界。他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论大学哲学》表达了他对学术研究的不满。

学业失败后，他继续广泛旅行，访问了莱比锡、纽伦堡、斯图加特、沙夫豪森、韦威、米兰，并在佛罗伦萨度过了8个月。然而，在他开始为期三年的旅行之前，他和他的柏林邻居，47岁的女裁缝卡洛琳·路易丝·马凯发生了意外。1821年8月事件的细节尚不清楚。他声称，在她粗鲁地拒绝离开后，他刚刚把她从门口推开，她故意摔倒在地上，以便起诉他。她声称，他对她的攻击是如此猛烈，以至于她的右侧瘫痪，无法工作。她立即起诉叔本华，直到1827年5月，法院判定叔本华有罪，并强迫他每年付给她退休金，直到1842年她去世。

叔本华喜欢意大利，在那里他学习艺术，并与意大利和英国的贵族交往。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他去了慕尼黑，在那里呆了一年，主要是为了恢复各种健康问题，其中一些可能是由性病引起的(他的医生使用的治疗方法是梅毒)。他联系了出版商，提出要把休谟的著作翻译成德语，康德的著作翻译成英语，但他的提议被拒绝了。回到柏林后，他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这样他就可以阅读一些他最喜欢的作家的母语。他喜欢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 (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洛佩·德·维加 (Lope de Vega)、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特别是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Baltasar Gracián)。他也曾尝试出版他们作品的译本，但均以失败告终。很少有人试图恢复他的演讲，又一次和黑格尔的演讲安排在同一时间，也失败了，同样失败的还有他关于迁往其他大学的询问。

在柏林期间，叔本华偶尔提到他想结婚成家的愿望。有一段时间，他追求比自己年轻22岁的17岁的弗洛拉·韦斯(Flora Weiss)，但没有成功。他那时候未发表的作品表明，他已经非常批判一夫一妻制，但仍然不提倡一夫多妻制，而是在思考一种他称之为“四合制”的一夫多妻关系。他曾与年轻的舞蹈演员卡洛琳·里克特(Caroline Richter)有过一段分分合合的关系。

他们相遇时，他33岁，她19岁，在柏林歌剧院工作。她已经有了许多情人和一个非婚儿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次是与一个不知名的外**交官(她很快又怀孕了，但孩子是死胎)。1831年，当叔本华准备逃离柏林时，因为霍乱流行，他提出带她一起去，条件是她要留下她年幼的儿子。她拒绝了，他就一个人去了。在他的遗嘱中，他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钱，但坚持认为这笔钱不应该用在她的第二个儿子身上。

叔本华声称，在他在柏林的最后一年，他做了一个预言般的梦，促使他逃离这座城市。当他到达他在法兰克福的新家时，据说他有了另一种超自然的体验，他死去的父亲和他仍然活着的母亲的幽灵。这段经历让他花了一些时间研究超自然现象和魔法。他对现有的研究持相当批评的态度，并声称这些研究大多是无知或欺诈的，但他确实相信存在这样的现象的真实案例，并试图通过他的形而上学来解释它们作为意志的表现。

到达法兰克福后，他经历了一段抑郁和健康每况愈下的时期。他重新与母亲通信，母亲似乎担心他会像父亲一样自杀。到那时为止，约翰娜和阿黛尔的生活非常俭朴。乔安娜的写作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收入，她的知名度也在下降。他们的通信被保留了下来，叔本华似乎对1838年她的死无动于衷。他和妹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直保持着通信，直到她1849年去世。

1832年7月，叔本华离开法兰克福前往曼海姆，但在1833年7月返回，除了几次短途旅行外，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除了相继有两只名叫阿特曼和巴兹的宠物狮子狗外，他一个人住。

1836年，他的论文《论意志的自由》(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参加了挪威皇家科学院(Royal Norwegian Society of Sciences)的竞赛，并在第二年获奖。他给丹麦皇家科学研究学会寄去了另一篇文章《基于道德》，但尽管是唯一的参赛人，却没有获得该奖。几位杰出的当代哲学家被以一种非常无礼的方式提及，这让学会感到震惊，并声称这篇文章没有抓住设定的主题，其论点也不充分。叔本华本以为自己一定会赢的，却被这一拒绝激怒了。

他发表了两篇论文《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1年出版了第一版，再次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哲学的注意。

1860年，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仍然在对丹麦皇家学会进行猛烈的抨击。两年后，经过一些谈判，他成功地说服他的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出版了《作为意志和代表的世界》的第二版，即更新版。这本书再次被大多数人忽视，少数评论褒贬不一。

然而，叔本华确实开始吸引一些追随者，大多是在学术界之外，在从事私人哲学研究的实践专业人士(其中有几个是律师)中。他开玩笑地称他们为“传道士”和“使徒”。最活跃的早期追随者之一是朱利叶斯·弗朗斯塔德特 (Julius Frauenst?dt)，他写了许多文章推广叔本华的哲学。在布罗克豪斯拒绝出版《附录与补遗》 之后，他帮助布罗克豪斯找到了另一家出版商，因为他认为这将是又一次失败。虽然叔本华后来停止了与他的通信，声称他不够坚持自己的思想，弗朗斯塔德特继续推广叔本华的作品。

1859年，他们继续交流，叔本华为他的文学遗产指定他为继承人。弗朗斯塔德特也成为叔本华第一部全集的编辑。

1848年，汉斯·阿道夫·厄德曼·冯·奥斯瓦尔德将军和菲利克斯·利希诺夫斯基王子被谋杀后，叔本华目睹了法兰克福的剧烈动荡。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和财产。甚至在生命的早期，他就有过这样的烦恼，他在床边放了一把剑和上膛的手枪来保护自己免受小偷的伤害。当奥地利士兵想从他的窗户向革命者射击时，他给予了他们友好的欢迎。当他们离开时，他把自己的望远镜给了一名军官，让他帮助监视叛军。

这次叛乱没有给叔本华带来任何损失，他后来赞扬了温迪许-格莱兹 (Windisch-Graetz)的王子阿尔弗雷德一世恢复了秩序。他甚至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一个普鲁士基金，该基金用于帮助1848年因抗击叛乱而致残的士兵或战死士兵的家属。当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鼓吹变革和进步时，叔本华声称，苦难是人类的天性，即使建立了一些乌托邦社会，人们仍然会因为无聊而自相残杀，或者因为人口过剩而挨饿。

1851年叔本华出版了《附录与补遗》，正如题目所说，其中包含了对他的主要作品的补充文章。这是他第一本成功的、被广泛阅读的书，部分归功于他的门徒们写的赞扬评论。事实证明，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实际上不包含他的体系的基本哲学思想的文章。许多学院派哲学家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体和文化评论家，但并没有把他的哲学当真。他的早期批评者喜欢指出他的思想与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的相似之处，或者声称他的哲学中有无数的矛盾。

两种批评都激怒了叔本华。然而，他对智力斗争不那么感兴趣了，而是鼓励他的门徒这样做。他的私人笔记和信件显示，他承认关于矛盾的一些批评，不一致，关于他哲学不一致和模糊性，声称他并不关心和谐和协议他的主张，他的一些想法不应该被逐字解释而是隐喻。

学院派哲学家也开始注意到他的作品。1856年，莱比锡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叔本华哲学的作文比赛，鲁道夫·塞德尔的批判性作文赢得了比赛。叔本华的朋友朱勒斯(Jules Lunteschütz) 为叔本华画了四幅肖像画中的第一幅，叔本华并不特别喜欢这幅画。这幅画很快卖给了一个富有的地主卡尔·费迪南·威斯克，他为画盖了一所房子。对此，叔本华似乎受宠若惊，觉得很有趣，并声称这是他的第一个教堂。

随着他名声的增长，他的绘画和照片的复制品被出售，崇拜者们参观他曾经居住和写作的地方。人们参观了法兰克福的英国人霍夫，观看他用餐。崇拜者给他礼物，并要求他签名。然而，他抱怨说，他仍然感到孤立，因为他不太善于社交，而且他的许多好朋友都已经老死了。

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保持健康，他认为这是因为无论天气好坏，他都经常散步，而且总是有充足的睡眠。他胃口很好，不戴眼镜也能阅读，但他的听力从年轻时就开始下降，并患上了风湿病。他一直保持活跃和清醒，继续阅读、写作和通信，直到他去世。

他在这些年中所做的大量笔记，其中包括关于衰老的笔记，在他死后以《衰老》的标题发表。

1860年春，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经历了呼吸短促和心悸；九月，他患上了肺部炎症，虽然他已经开始康复，但仍然很虚弱。

最后一位拜访他的朋友是威廉·格威纳。据叔本华说，叔本华担心自己无法完成《附录与补遗》 的计划，但对死亡却泰然处之。

1860年9月21日，他死于肺呼吸衰竭，当时他正坐在家中的沙发上。他已经72岁了。

兴趣爱好

叔本华有广泛的兴趣，从科学和歌剧到神秘主义和文学。

在学生时代，叔本华去听科学讲座的次数多于去听哲学讲座的次数。在他去世时，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近200本科学文献，他的作品都是关于图书馆里找不到的科学书籍。

许多夜晚是在剧院、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度过的；叔本华尤其喜欢莫扎特、罗西尼和贝里尼的歌剧。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最高的艺术，他一生都在演奏长笛。

他通晓多种语言，懂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还酷爱阅读诗歌和文学。他特别尊敬歌德、彼特拉克、卡尔德龙和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