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尼打工一月多少钱（中国最好的出国劳务公司）

“我在肯达里，我要回家。”5名中国男子举着这张纸，试图寻求一条回家之路。

他们均来自河南，今年3月通过江苏某公司前往印尼打工，本想多挣几个钱贴补家用，没想到“演变成一场噩梦”。

到了印尼后他们发现，出国前得到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他们不仅没能拿到足够的工资，护照还被收走。他们想回家，却被告知每人要交7.5万元的“回国费”。幸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干预，这笔钱才退还给他们。

因要不回护照，他们铤而走险偷渡至邻国马来西亚，打算从马来西亚回国，却被马来西亚警方在海边抓获。因违反移民法律，当地法院原定对他们提起诉讼，不过家属称，他们找到一位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帮助的律师，达成了庭外和解，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帮助下，这5人将直接进入遣返程序。

11月初，大河报记者致电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已接到申请，需要国内核实他们的身份，完成后即可执行遣返回国程序。11月14日，一位家属表示，手续已走完，目前还在马来西亚移民局，买到机票就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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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打工，承诺成空

“这是打工十几年以来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我老公平时就舍不得花钱，我们家两个孩子还有老人，他就是想多挣点钱。”

说这话的是河南焦作农民工魏鹏杰的妻子张娅杰。

今年3月，31岁的魏鹏杰通过工友介绍，决定前往印尼打工。对方告诉他们，在印尼肯达里每天工作9个小时，一个月保底27天工，每天的薪水是500元人民币。

此外，每个月会发1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工期是5个月，他们只需要干满6个月，现场结清薪水就可以回国。对方还告诉他们，工地休息日每天会补助200元，回国隔离14天每天也能补助200元。

算算账，出国6个月，除去吃喝，怎么也能带回家大约10万元。

张娅杰担心印尼的疫情，犹豫是否该让他去。魏鹏杰坚持要去。“他觉得去那边稳定，可以一次干半年。在国内经常只能干三四个月，就不好找活儿了。”张娅杰说。

魏鹏杰十几岁就开始干工地，跑过国内二三十个城市，电焊、起重、吊车，他都会。张娅杰在村子周边的电子厂上班，家里有两个儿子，大的10岁，小的3岁。

几年前，魏鹏杰去过迪拜打工，有这出国的经历，张娅杰也没太担心，由着丈夫去了。

这次去印尼，是为江苏“某龙”镍业公司的外包公司完成工期项目。张娅杰说，出国之前，公司没有给他们签订任何合同，几人先是乘坐大巴去了南京，隔离一周后，飞往印尼。

抵达印尼工厂后，他们发现现实和承诺并不对板。“之前说好的一天工作9小时变成了9个半小时，而且没有休息时间。我们在工地抽根烟休息一下都会被拍照作为扣工资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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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娅杰说，只有第一个月他们收到了约定的生活费1万元，前三个月工作期间多次要求签合同都未能签订。在6月初，项目包工头拿出“工程劳务合同书”，他们发现，本来约定的每个月生活费1万元成了1000元，还要求他们“需要等到项目结束才能回国，不可以中途或者提前回国”。

也就是说，哪怕干满6个月，也无法回家。于是他们决定不签署合同，几人有了回国的念头。

项目甲方某龙镍业11月接受大河报采访时称，这些人员属于外包公司，与其无关。而外包公司荣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一陆姓负责人则称，5名工人在说谎。记者提出可提供相关证据做出具体解释，该负责人表示现在不想具体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介绍几人一起去印尼的工友则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来之前并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和他们5人一起去印尼的工友还有22个，所承诺的工资的确没有兑现，很多人被降低了工资。但承诺的生活费自己收到了。工期说的6个月现在已经没有期限。大家都想回国。

该工友表示，某龙镍业在当地项目有三期，大约有二三十个外包队，粗略估计有中国工人三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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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

多名在印尼工作过的工人说，他们前往印尼该工厂工作，办的都是商务签证，没有合法工作身份，无法获得印尼当地法律的保护。

他们想回国，却需要等公司“安排名额”，有的外包队活儿少，工人就闲着等，等三四个月的也有。如果罢工或者闹事，公司会派他们聘请的保安把人带走控制起来，所以不敢闹事。

工人们称，工地医疗条件很差。“平常感冒都是拿点药片，针剂都没有，外出看病也很麻烦，需要开出门证，找翻译，到医院起码需要三个多小时，如果有疾病早耽误了。”

大河报记者得知，7月底，56岁的江苏劳工张广永在印尼这座工厂里死亡，公司告诉他国内的儿子张超，是由于糖尿病抢救无效死亡，而张超怀疑，父亲是感染了新冠肺炎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父亲的真实死因和遗体去向成谜，张超至今走在寻找真相的路上。11月初，张超父亲印尼打工死亡的故事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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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

● 铤而走险，偷渡邻国被抓

6月11号，魏鹏杰等人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

这之前，他们的护照在3月份抵达印尼做核酸检测时被统一收走，之后护照再没回到自己手里。工业园区门口有内保持枪把守，需要相关部门的便条才可以走出工业园区。

他们的家属曾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寻求领事协助，家属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立即给该公司发了信函，向其施压。魏鹏杰等人在求助信中说，收到大使馆信函后，老板向他们发火，工人们害怕，只好买了水果和烟向其鞠躬道歉。老板告诉他们，想回国每人需要交7.5万人民币的费用。

场面陷入僵局。这时，某龙镍业公司旗下另一个外包公司的老板找到他们，说5万就可以回国了，还帮助他们联系退护照事宜。

他们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提出愿意支付这5万元。国内的家人们通过借贷凑齐了钱，支付了共计25万的回国款，他们便一直在等护照，做梦都想快点回国。

工人张强的妻子王兰说，当时他们打电话回来时信誓旦旦，家人心中都充满了希望。然而他们在肯达里等了七八天，每天在询问护照在哪里，没有音讯。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们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精神越来越焦虑，他们每天只能吃方便面，无法走出厂外，不会说任何外语。

随后，他们又被告知需要再交2万元才能回国。回家的希望更渺茫了。于是他们向社会发送了求救信，通过自媒体“印尼那些事儿”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求救信的图片中，5人每人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在肯达里，我想回家”。

求救信发出后，他们迅速得到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帮助。随后，他们收到了“回国款”的退款，25万元扣除生活费，退了23.5万元。

国内的亲人们曾听他们说，有人告诉他们可以通过蛇头组织(即“偷渡”组织者)将他们送回中国。亲人们极力阻止，劝他们找正规途径回国。

然而，9月19日凌晨，5人中有人向家属发了一个在马来西亚边境的地图截图，随后失联。

家属后来得知，在认为不可能拿到护照的情况下，几人听信了蛇头的话，交了一万多元，选择花钱碰运气偷渡至马来西亚，却不料被守在岸边的马来警方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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