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一中（和顺一中是高中还是初中）

山西晋中和顺县，和顺一中是该县唯一的高中，经历过县中衰败，又在当地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回到了正循环。 （受访者/图）

2019年夏天，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带着两个学生，深入中部一座县城调研当地高中。

此后两年，林小英去了湖南、到过陕西，发现“出走”在不同的县中上演，学生如此，老师亦如此。

很大程度上，高中是县城的稳定器，在维系一地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托底作用。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县域高中约7200所，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

林小英将县中教育比作一场麻将局，当县教育局局长、县中校长和老师、学生和家长三方坐定，突然发现代表第四方的优质生源纷纷离场，一桌牌局成了三缺一，剩下的人如何玩下去？

所有人都知道，防止生源离场是关键。

2021年4月，邻近衡水的河北蠡县就打起了一场生源保卫战。距离中考还有两个多月，部分初三学生被送到了县城两所高中上课。此举正是为了留住生源。

而在太行山脚的山西晋中和顺，故事有些不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县中也曾遭遇同样困境，但在过去二十年，历经多项改革和国家专项计划政策后，衰败趋势得到了明显遏制。当中，晋中市自2013年起实施的优质高中学位100%指标到校政策尤其前卫。

截至目前，这看起来是一个成功拯救县中的样本，改革多年后，和顺县第一中学（下称“和顺一中”）——全县唯一的高中如今生源稳定，高考一二本达线率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师生“出走”

河北蠡县的生源保卫战发生时，南方周末记者正在晋中采访，新闻引起当地很多老师的注意。蠡县生源外流严重，2020年，全县成绩前500名初中考生，有近两百人去外地上学。

和顺县一位老师直言“太疯狂”，而幸运的是，“我们县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在10年之前，这也是和顺的故事。和顺县是晋中两个原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位于太行山中段，以山地、丘陵居多，全县常住人口14万多人，共有13所初中，全是公办学校，和顺一中是一所典型的县中，建于1952年。

和顺县教科局局长周武生回忆，2010年，中考前十名有一半去了晋中市区最好的榆次一中，有些优秀学生被邻近县挖走，还有家庭条件较好的把孩子送走。

“好苗子”流失，能考进重点大学的人数也随之减少。很多老师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年中考后，校长老师们组成团队，敲开学生的家门，去做思想动员工作，挽留学生。

可对于一心想跳出“农门”的家长和学生来说，高考仍是最大的机会。一旦高中的办学质量遭到怀疑，初中的教学自然会受影响。越来越多家长跑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城区买房子，希望孩子能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

接下来，困境传导到初中。和顺县实验学校副校长赵宇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重的时候，三百多个名额，只能招来八十多个学生。“没办法，家长不相信学校能把教育办好。”

学生都去哪儿了？榆次区王湖中学原校长闫汉卿对此有着深刻的记忆：当时好学生都往城里跑，成绩中等的学生往一般的中学跑，薄弱点的学校就挖剩下的，“大鱼吃小鱼，我们吃虾米”。

“‘择校资本’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家长的‘离场能力’。”在林小英的观察中，资本包括家庭经济能力、孩子学习成绩或社会人脉关系等。

剩下的基本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复杂，父母文化水平低，无法为孩子提供经济、文化甚至情感方面的支持。“这些学业基础薄弱、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孩子，成为县中一蹶不振的‘背锅侠’。”林小英认为。

下一个离开牌桌的，是年轻老师。“一个初中部64个老师，50岁以上二十多个，教师老龄化严重。”赵宇亮说，而且很多老师不愿上课。

一位在和顺县某中学服务了36年的老师回忆，那些年教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老师不认真上课，布置了作业，学生完成后自己对答案，“一种僵化的教育模式”。

和顺一中。 （受访者/图）

指标到校，教师流动

在人口不过十多万的县城里，高中教育起着基础性的托底作用。

其原理并不复杂。一个县域的高中升学率不高，办学质量差，家长和学生只好向外流。“一个县域办不好高中，初中自然也办不好。”晋中市教育局副局长贺利捷反复提到。

但懂得原理并不意味执行变得简单。事实上，针对县中遭遇困境的现实，很多地方都出台过文件，比如河北多个地市下文禁止公办中学跨县招生，2019年福建也曾下发方案，严控高中跨县域招生。

然而，这些文件始终未能断绝优质高中的“掐尖”路径，仅家长的反对声就不容忽视。

反对声并非不合理。“为什么孩子凭成绩考入全市最好的高中，就不被允许呢？难道就因为自己出生在小县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就撰文表示，禁止学生跨区考，他们只能在县里读高中，限于师资条件限制，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全部天赋，无法达到自己本该达到的成绩，在高考中，比不过在城里高中上学的学生。

改革的问题回到原点。

在晋中市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史进智看来，依赖于行政手段的改革必须多管齐下。

例如早从2001年就开始施行的优质高中指标到校政策，从最初的5%发展到2013年以后的100%，让更多“择校生”回流，意味着县城高中的生源变多，质量变好。

晋中市在推行指标到校政策、稳定生源的同时，于2008年，再次强力推行另一项改革——教师交流制度。交流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男50周岁、女45周岁以下，在同一学校任教满6年以上，并完成一轮教学任务的教师。交流时间一般为3年。

这项改革举措同样并非首创，但同样需要很大勇气，在全国不少地区就难以执行。尤其是，史进智回忆，“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涉及人的改革，闹不好是会出问题。”

但当时市政府也不敢拍板，贺利捷说，时任教育局局长鹿建平最终将改革方案提交到市委常委会，得到了“不向教育部门打招呼、递条子，杜绝人情干扰”的承诺。

到了制度一推行，很快，有校长找到教育局长“哭诉”：“我们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好教师，你们说拉走就拉走了？”有一所优质初中学校租好了欢送交流教师的大巴车，结果有教师从前门上车，转眼从后门就溜走了。

诙谐的一幕幕在全市上演。一位县城初中老师回忆，自己当初犯难，因为自家孩子在城里读书，担心交流后没法照顾孩子。“有些老师情绪比较激动，私下里串联，还是不想去。”

教育局又想了个折中的法子，先城区内交流，后城乡交流。县城教师在县城学校之间交流，农村教师在农村学校之间交流，并提出了城市“一刻钟”、农村“半小时”交流圈概念，以免给教师生活带来额外负担。

“稳妥起见，确因故不能交流的，写申请。比如孕期、哺乳期或有疾病的。”贺利捷说。

改革颇有些见招拆招的架势。贺利捷回忆，老师有顾虑，那校长先带头交流，凡是在同一岗位任职满6年的中小学校长和中层干部，都要去。“不去，怎么办？那就免职。”

强力的行政推动下，教师流动制度在磕磕绊绊中运转了起来。2009年，又是下了一剂“猛药”：教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评选学科带头人和特级教师时，必须有异校交流经历。

政策实施后的4年里，晋中市共交流教师1.2万人，公选和交流校级领导1300人，交流总数占专任教师的48%。贺利捷对一件事记得很深，一位优秀老师到了办学质量更薄弱的榆次八中交流，结果四十多个孩子就放弃“择校”，跟着回去了。

多年后回看，生源“回流”的原因也并非全倚仗于指标到校和人事改革。自2012年起，定向招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国家级贫困县等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开始落实，其中一个条件是，学生要在户籍所在县高中学籍连续3年并实际就读。

周武生介绍：“在山西，清华北大（含北大医学部）每年共有30个左右指标，面向全省36个原国家级贫困县定向招生。2018年，和顺占了7个，而后两年分别为8个和7个。这对学生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人事改革并行

多种改革措施，让县城教育渐渐回到正循环：教育出了成绩，地方看到改革成效，也愿意提高教育经费支出。

“2015年投入2.2亿。2019年是2.99亿。”周武生介绍，教育经费支出占全县GDP超过5%，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刚刚超过4%。

细节比数据更直观。2020年之前（注：2020年山西有相关规定，被取消），在和顺，县城最繁华的街道，路灯杆上悬挂的不是商业广告，也不是偶像明星，而是优秀教师的巨幅照片。

“晋中有个特点，就是各个县对教育都很重视。”晋中市教育局局长张海荣解释，在政策护航下，全市16所优质高中较为均衡地分布在了11个县（市、区），这意味着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优质高中。

更为特殊的是，张海荣觉得，在以县为主的背景下，相对其他地区，晋中的市级统筹功能发挥得更好。“前两天甘肃省教育厅有官员来考察交流，还专门谈到了这个特点。”

2001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此后，“县”级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管理责任主体和资源中心的地位得以确定。

林小英分析，这种体制使县政府拥有了较大的资源配置权，从而拥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但县政府的“自身利益”，与基础教育所负载的公共价值不一定相容。

而市级统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以县为主”的弊端。正是在统筹下，2017年，赵宇亮所在的和顺县实验学校成为当地“教师县管校聘”“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的试点学校。

“教师县管校聘”，一项被称为打破老师“铁饭碗”的制度，其更准确的表述为：县级人力资源部门，分学段核准教育行政部门制订的岗位设置方案，对中小学教职工岗位实行总量控制，不再定岗到学校。相关权力归口到县教育部门。

“比如，以前教师工资关系调动，只有见到人社局的章，财政局才会调入，现在见了教育局的章即可调入。”和顺县教科局副局长温彦虎举例说。

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是由晋中市统筹、辐射面更广的人事改革。一方面，校长被取消行政级别，实行“四级九档”的职级制，设立“校长职级薪酬”，改革之初，在保证原有工资待遇不变的前提下，最少的三级一档校长每年可另增1.125万元薪酬，最多的9万。

另一方面也在放权，“教师聘用权”“副校长提名聘任权”等7项权力被下放到校长手中，此外设定“团队激励性资金”。这项资金为除校长之外的教职员工设立，其中50%用于班主任奖励，以提高班主任的职业认同感。

根据贺利捷的说法，仅校长职级薪酬和团队激励性资金两项，每年市、县两级财政就需要专列经费1.2亿元。

在周武生眼里，改革再多，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办学质量。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21年高考放榜，和顺县达线人数再次增长。

2021年5月20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办公室里，林小英仍在关注着县中的“塌陷”与自救。她没去过晋中，但对那里有所耳闻。

“全国很多县城学校，都面临着师资和生源‘出走’的现实，上演的故事也大同小异”。林小英说，大家都在说“塌陷”的问题，但总得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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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袁小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