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与寻哪个长，《孟子》原文译文（八）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市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

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孔伋,是孔子的孙子）的门人（门人指学习于某人的弟子）。

滕文公下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原文】

陈代①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②’，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③，招虞人以旌④，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⑤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6）。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7）使王良（8）与劈奚（9）乘，终日而不获一禽。靡奚反命（10）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11），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12），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13）。”我不管（14）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15）；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被，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①陈代：孟子的学生。②枉：屈。寻：八尺为一寻。③田：打猎。④招虞人以旌：虞人，守猎场的小官。古代君王有所召唤，一定要有相应的标志，旌旗是召唤大夫的，弓是召唤士的，若是召唤虞人，只能用皮冠．所以这个虞人不理睬齐景公用旗旗的召唤。《左传·昭公二十年》曾经载过这一件事，孔子并对这个虞人有所称赞，所以下文孟子说到“孔子奚取焉”．⑤不忘：不忘本来是常常想到的意思，虽然常常想到自己“在沟壑”和“丧其元”的结局，但并不因此而贪生怕死。所以，这里的“不忘”也可以直接理解为“不怕”。（6）元：首，脑袋。（7）赵童子：名鞍，晋国大夫。（8）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善于驾车的人。（9）箕奚：一个名叫奚的受宠的小臣。（10）反命：复命。反同“返”。（11）范我驰驱：使我的驱驰规范。“范”在这里作动词，使……规范。（12）诡遇：不按规范驾车。（13）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引自《诗经·小雅·车攻》。意为按规范驾车，箭放出就能射中目标。（14）贯：同“惯”，习惯。（15）比：合作。

【译文】

陈代说：“不去拜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拜见诸侯，大则可以实施仁政，使天下归服；小则可以称霸诸侯。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似乎是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吧。”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族旗召唤猎场的管理员，那管理员因为他召唤的方式不对而不予理睬。齐景公想杀了他，他却一点也不怕。因而受到孔子的称赞。所以，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山沟，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孔子认为那猎场管理员哪一点可取呢？就是取他因召唤不当就不去的精神。如果我不等到诸侯的召唤就自己上门去，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所谓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的说法，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弯曲着八尺长，伸展开一尺，那也是有利益的啊，难道也可以于吗？从前赵简子命令王良为他所宠爱的小臣名叫奚的驾车去打猎，整整一天没有打着一只猎物。那奚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不会驾车的人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对奚说：‘请让我再为您驾一次车。’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奚回去后又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会驾车的人啊／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吧。’当赵简子征求王良的意见时，王良却不肯干了。他说：‘我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整天都打不到一只猎物；我不按规范为他驾车，他却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诗经》说：“按照规范驾车去，箭一放出就中的。”我不习惯为他这样的小人驾车，请您让我辞去这个差事。’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不好的射手合作，即便合作可以打到堆积如山的猎物也不于。如果我现在却扭曲自己去追随那些诸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况且，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扭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

【读解】

陈代为孟子所出的是一个以屈求伸的主意。“枉尺而直寻”，先弯曲自己，哪怕显得只有一尺长，有朝一日实现抱负，伸展开来，就可以有八尺长了。

陈代所说的，其实正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做法。先顺着诸侯们的胃口来，然后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说穿了，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味道。所以，孟子坚决不同意，而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主张．

同时以齐景公时的猎场管理员和赵简子时的优秀驾驶员王良为范例，说明了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不能搞机会主义的道理。最后指出，机会主义的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把自己弄得弯曲起来，扭曲了人格，怎么还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这就又回到他的前辈孔子的说法去了：“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自己不能够正直，怎么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

内容大同小异，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孟子的出发点是反对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的思想，但在立身处世的出处方面，却是非常认真而不可苟且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坚持这个原则而影响了他们的学说为当世所用，使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大行其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正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使他们的学说在身后流传下下去，历千年而不衰，使他们本身也成为圣人、亚圣人。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社会分工的愈益精细，职业的愈益分化，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似乎已不那么突出了。但面临择业，面临进退，面临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和所谓“双向选择”，是否还是有必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出处”问题呢？

妾妇之道与大丈夫之道

【原文】

景春①曰：“公孙衍②、张仪②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①”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5）；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鄙，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注释】

①景春：人名，纵横家的信徒。②公孙衍：人名，即魏国人犀首，著名的说客。③张仪：魏国人，与苏泰同为纵横家的主要代表。致力于游以路横去服从秦国，与苏泰“合纵”相对。④熄：指战火熄灭，天下太平。⑤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古代男子到二十岁叫做成年，行加冠礼，父亲开导他。（6）广居、正位、大道：朱熹注释为：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说：“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婬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读解】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则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没有仁义道德的原则，因此，不过是小人、女人，奉行的是“为妇之道”，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不正。简言之，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

可见，“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

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怎么办呢？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样做到？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直到今天，当我们读这段书的时候，似乎仍然可以听到他那金声玉振的声音。

不由其道，钻穴之徒

【原文】

曰①：“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②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尤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注释】

①本段系节选孟子与魏国人周霄的对话。“曰”指“孟子曰”。②媒妁（Shuo）：媒人，介绍婚姻的人。

【译文】

孟子说：“男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他找一个好的妻室，女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他找一个好的婆家。父母这样的心情，人人都有。但是，如果不等父母的安排，媒人的介绍，就自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甚至**过壁支私会，那就要受到父母和社会上其他的人鄙视。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是不想做官，只不过厌恶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不经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与男女之间钻洞扒缝的行为是一样的”

【读解】

孟子以男女苟合偷情为喻，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了的人，实际上还是在谴责靠游说君王起家的纵横术士们。

根据孟子的观点，想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是非常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又恶不由其道”。说穿了，还是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其基本观点与“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一章是相同的，就是不能靠不正当手段去争取做官，不能扭曲自己的人格。

孟子关于男女偷情的比喻是非常生动而深刻的。不过，时代发到今天，恋爱婚姻一律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已被抛到了一边，少男少女们再也用不着钻洞扒缝，**过壁，像张君瑞和崔莺莺那样“待月西厢下”了。那么，“钻穴隙之类”是不是也就合理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莫说是在政治上、官场上去“钻穴隙”，就是男女关系上的“不由其道而往”，也仍然会遭到“父母国人皆贱之”，总归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吧。

所以，还是光明磊落走正道，不要“钻穴隙之类”的好。

孟子的比喻始终是意味深长的。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

【原文】

彭更①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②于诸侯，不以泰（3）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章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④，以羡⑤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6）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7）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漫(8)，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释】

①彭更：人名，孟子的学生。②传食：指住在诸侯的驿舍（宾馆）里接受饮食。传，驿舍，相当于今天的宾馆。③泰：同“太”，过分。（4）通功易事：交流成果，交换物资。⑤羡：余，多余。（6）梓匠轮舆：梓人、匠人批木工；轮人、舆人指制造车轮和车箱的工人。（7）待：同“持”，扶持。（8）墁（man）：本义为粉刷墙壁的工具，这里指新粉刷过的墙壁。

【译文】

彭更问道：“跟在身后的车几十辆，跟随的人几百个，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是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如果不正当，就是一篮子饭也不能够接受；如果正当，就是像舜那样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你说得过分吗？”

彭更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读书人不劳动而白吃饭，是不对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互通有无，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就会使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没人吃，妇女有多余的布没人穿。你如果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吃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奉行先王的圣贤学说，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吃的。你怎么可以尊重木匠车工却轻视奉行仁义道德的人呢？”

彭更说：“木匠车工，他们干活的动机就是为了求饭吃。读书人研究学问，其动机也是为了求饭吃吗？”

孟子说：“你为什么以他们的动机来看问题呢？只要他们对你有政绩，应该给他们吃的，那就给他们吃的罢了。况且，你是论动机给他们吃的呢？还是论功绩给他们吃的呢？”

彭更说：“论动机。”

孟子说：“比如这里有一个人，把屋瓦打碎，在新刷好的墙壁上乱画，但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弄到吃的，你给他吃的吗？”

彭更说：“不。”

孟子说：“那么，你不是论动机，而是论功绩的了。”

【读解】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是正当的，再多也可以接受；如果不正当，再少也不应该接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入问题，新闻媒介时有披露，其症结点在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如果是“如其道”，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如果是“非其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问题倒是在于，谁来认定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呢？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回到孟子的说法，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见利思义”（《论语·宪问》或“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观点以及他自己“当辞则辞，当受则受”的实际做法（见《公孙丑下》4·3）都是一致的。说到底，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道”就是“如其道”，“无道”就是“非其道”。

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点上，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把论辩对手推到荒唐的境地，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解决问题。孟子则是从实际功绩，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解决问题。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空话，只看工作实绩。

当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无论你是共。办了错事，还是做好事的“动机不纯”，都是反对的。

只不过，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实绩，也就是“食功”而“非食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