膈是哪个部位，近代中国简史系列之二：近代中国的奇耻大辱——租 界（2）

二、租界的形成

孙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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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侵占租界的手法并非单一的，他们或者采取狡诈的诱骗，或者公开出兵强占，或者借别国发动侵略之机，以进行了政治上的干预而邀功请赏，借机得到一个或几个租界，也有的干脆直接援引“利益均沾”的原则，白得利益。总之，他们的手法是多样的。因此近代租界的设置就有了下列四种不同的情况。

1. 强开租界

1842年**战争结束，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社会沉重的封建之门被资本主义的利炮坚船轰开了。《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座城市做为第一批开埠的城市，率先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1843年11月8日,英国第一任驻沪领事偕同译员麦华陀以及军医、书记员等人到达上海。同月17日,他发布通告,宣布上海正式开埠。

《南京条约》

接着,他自行规定从上海县城到吴淞之间为上海港区,还规定从苏州河口到外滩这一大段黄浦江沿岸地区为外国轮船的停泊之所。于是,上海港向全世界的商人、冒险家开放了。来中国的外国人欣喜地看到,这里的"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不容置疑,在几年内,它非但将与广州相匹敌,而且将成为一个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冒险家们来了,商人们来了,投机者来了。他们到中国,到上海实现他们的发财梦来了。

当这些冒险家登岸之后,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购地建房,建起他们立足的大本营。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偏偏不愿意卖地,少数能卖的人也"索价奇昂"。于是,中国百姓拒卖而外国人非买不可的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英国领事巴富尔一见此景,便从(南京条约》中找到"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的字样,去和中国的管事官们商量解决的办法了。

其实,对开口后外国人会申请租地建房,清政府早就有思想准备。早在签订《南京条约》的附款《虎门条约》时，耆英，这个参与谈判的钦差大臣就向道光皇帝打报告，详细说明了怎么防止列强“任其自择基地”而又不能“置之不理”的情况发生，他说，要搞一个“永久相安”的办法，莫过于派“地方官会同该夷目，各就近地民情，议定在何地用何项房屋或基地，租给居住修造，华民不许勒索，该夷不许强租”。

后来，这条被清政府视作万全之计的办法就写到了《虎门条约》中。当巴富尔应英国商人之请，非要商议租地办法时，清政府便派了两江总督璧昌，江苏巡抚孙善宝，江苏候补道员咸龄以及上海道台宫慕久一起“妥办”。璧昌、孙善宝借口自己的官位比巴富尔高得多，“勿廉亲与筹议，自可不必遂行接见，借示天朝体制，以别等威，”结果避开了当时都视为“畏途”的与“夷”谈判。这时咸龄并没有到任，因此宫慕久责无旁贷，只好硬着头皮和宫衔、职位与自己相当的英国领事巴富尔打交道。

上海道台宫慕久

宫慕久是个举人出身的山东人，从他个人的品德修养来看，还算是个清廉正直的官。据说在他的任内，外国人持意相送的礼物，都被他封存起来，一直到去官都未曾动一动，一时间“世尤重之”。尽管他人不坏，可是却与当时清王朝大大小小的官一样，对外交谈判和国际事务不懂丝毫，因此他与巴富尔的谈判，自然而然地把基点在了“少生事，勿相扰”这个原则上，当巴富尔说“华洋杂居，事端难免”的时候，宫慕久的心自就不平衡了，而巴富尔提出申请一块土地，供外国人居住以达到“华洋分居”的目的时，他当会欣然许诺，认为这样一来，把洋人圈到一块地皮上，少和中国百姓接触自然可以免去是是非非。于是，巴富尔以“华洋分居”为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第一块租界地。

第一块租界占地830亩，而在这一年，上海的各国洋人全部加起来才90人。

英国人得到了租界，**人和法国人自然不甘人后。

1848年，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做为第一批上岸的法国人来到上海。在此之前，全上海几乎没有法国人的足迹，而英国领事馆房顶上的旗子已经飘扬了三年多，英国租界也已经经营了二年多了。在英租界里，已经星星点点地排列了不少欧式建筑，有领事馆办事处，有**领事馆，还有一家叫做维多利的饭店。英美商人在租界里建起了意大利式、希腊式或中世纪风格的宽敞住房，看来，英国人在这里已经扎好了营盘，立稳了脚跟。这一切，都使这个刚刚上岸的法国领事眼红心切。他左顾右盼，终于发现在英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还有一大块空地，于是，他处心积虑地想把这块地皮弄到手。到上海的第三天，他抢先下手，在这块地皮上租下一座房子，做为法国领事馆的临时办公处。1848年4月，一面象征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三色旗就升起来了。

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

敏体尼是个意志决断的人，他看到英美商人的势力在上海获利很大，自然为自己国家的商人未形成优势而着急，而要使法国的势力扩大，没有一个租界做地盘是不行的。巧在这时，一个叫雷米的法国商人从广州来到上海，他一来就向敏体尼提出要买地建房，于是，敏体尼抓住时机，马上照会上海道台，要“按照别国人的同样待遇，即便指定这个地区为法国租界”。他还表示，在“研究了尚未出让之土地”之后，“认为洋泾浜南岸，从城关开始可一直伸展至将来需要的地点为止，最为适宜。”

当时在任的道台是吴健彰，他是靠买办行当发了大财而捐了官的，别看他几乎都不识字，为人却狡猾精明。他接到照会后，采取了拖延战略，后来敏体尼催得急了，就干脆上报到巡抚和总督那里，等待批示。到后来，连这个办法也不行了，他就想出了个祸水东移的办法，让敏体尼到英国租界里找一块地盘，让法国人去和英国领事打交道。

敏体尼不干了，他搬出了那个时代外国侵略分子常常使用的伎俩，他发了一份近乎于讹诈的照会，傲慢地说：“我大而强的法国是按条约规定向中国天子租地，并非向大英国租地。”接着他重申，法国人必须像英国人一样，得到一块他想得到的租界，如果不给，那么法国公使就会随同军舰一块来上海，那就要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对话了。敏体尼要挟说：“我想他会和我一样感受到您对大法国的无礼。”至于百姓硬是不肯卖地，敏体尼也有办法，他告诉继吴健彰后上任的道台麟桂说：道台“有权迫使百姓出卖地皮，并惩办抗命者”，比如原先的那位道台宫慕久遇到百姓坚决不肯卖地的棘手问题，就先把他们关进监牢，然后再和他们讨论卖地的条件，这样，多么困难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

在这样的开导启发下，麟桂逐渐采取了“合作”态度，终于在1849年4 月，正式签订了有关上海法租界的条约。正式租给法国人的土地，达986亩，而居住在上海的法国人只有10个。在双方协定中，还写明了这样的话，“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其所议界内地，凭领事府随时按照民价议租，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如若内地人民违约昂值，不照中国时价，凭领事官向地方官，饬令该民人等，遵行和约前录之条款。”也就是说，将来法国人想扩大地盘的话，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加以扩大，这样，就为日后法国租界的扩张提供了足够的“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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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外的租界

不久之后，在上海虹口一带又出现了**租界，不过，**租界并没有与上海地方官签订正式的条约，四周的地界也未划得十分清楚，只不过得到了口头上的认可。特别是对**人来说，他们这时候并没有把精力放在经营一个专管租界上，而是与别国纠缠不清，执意反对英法等国的专管租界，于是，**人的领事馆在英国租界里每天照样升旗降旗，借以反对租界的独霸权。

1852年3月，一个**人要求租占英国租界内的几块地皮时，道台吴健章说这些地皮“未经英领同意不能居留”时，**人不干了，他们强迫清政府同他们谈判租地问题，而坚决拒绝要通过英国领事。当中国道台左右为难的时候，**代理副领事金能亨便发出最后通谍，声明“我将不再与阁下往来。我认为此地中美两国间依条约的行动已经中止。在有争辩的权利得到承认之前，进入此地的**船只将不交纳任何进口或出口税。我将立即请求在广州的**委员长速派一军舰来此。军舰未到之前，我将组织**侨民，使之成为足以保卫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们已经不复指望中国当局的保护”。

结果，这份赤裸裸以武力相威胁的最后通谍把吴健章吓坏了，他赶紧表示同意。金能亨在报纸上发布一条告示，说**“侨胞在上海及其附近，依照条约购买土地，得由本领事与上海道台直接会商决定，不容任何国家干涉”。这个声明也被英国方面认可，因为在这个时候，英法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迫在眉睫，英国不能树敌太多，只能在**与他们关于英租界内享有同等权利的问题上稍做妥协。

英法美三国在租界问题上，都使用了诱骗加威逼恫吓的手段，只不过程度略有差别而已。当法国租界的界碑竖起来以后，法国领事敏体尼曾得意洋洋地谈到自己“成功”的秘诀，他告诉别人，自己是靠掌握了中国官吏的致命弱点才取得成功的。

那么，什么是中国官吏的弱点呢？他分析说：“中国官是三年一任的，官都是用钱买来的，所以他们便使尽聚敛法子，以求翻本。他们只怕一件事，就是怕搅出乱子，给政府难受，终于酿成他们革职的原因。因此，当人家攻击他个人，尤其是当人家要拖着他，要使他们来负责的时候，他们便常肯屈己从人了。”说的明白点，就是你的气焰愈高，他的腰杆愈软，你若是拔出枪来，他肯定马上投降。这简直是一套强盗加流氓的逻辑，可是，在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历史上，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的。

类似这种强迫订约而开辟租界的情况还很多。比如在第二次**战争之后，列强们乘着战胜中国的军事淫威，胁迫清政府将新开埠的天津城南紫竹林地区开辟成租界区，先后建立了英国、法国、**三国租界。同时，英国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在九江设立英租界。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和德国比照英、法等国，要求签约在天津设立租界，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开辟租界的形式是近代历史上出现的最多的一种形式。

2.邀功请赏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借朝鲜发生内乱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由于清政府任用非人，前敌指挥李鸿章处处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陆路战场，清政府先后任用淮军、湘军，但无一能抵挡住日军的全线进攻，终于彻底战败。于1895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军兵费2亿两白银，割让中国的台湾岛、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还给予了日本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战败签约的消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惊，也引起了列强的深切不安。尤其是把远东当成自己势力范围的沙俄，更是眼红心切，大有不可坐视不问之势。

1895年4月17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沙俄联络了德国、法国，要求三国一起对日行动。4月23日，三国同时照会日本政府，劝其放弃已经吞进肚子的辽东半岛，同时，早已集结在中国海的沙俄舰队进入了整装待命的状态，这些舰只上配备的装甲和重炮远比日本舰队厉害得多。三国的一致行动和门口游弋的军舰使日本政府狂妄的野心稍有收敛，经过一番交涉，日本接受了“还辽”的意见，要求中国方面追加3千万两“赎辽费”。这就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三国干涉还辽”漫画

俄国在干涉还辽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主动帮助清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决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或者“见义勇为”，沙俄的真实意图是想排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同时它还想增加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至少能与英国平分秋色。当时的沙俄外交大臣曾说，俄国之所以“为中国效劳”，主要是要“使中国处于依赖我们的状态，而不让英国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

不过，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实施这种干涉，则完全要看沙俄自己的利益受到多么大的威胁。在李鸿章动身去马关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时，曾经暗地里与俄国进行过接触，希望就俄国干涉一事预先达成协议，使中国在对日谈判中心里多少有点数。可是，这个努力被沙俄政府拒绝了。然而，当《马关条约》签订，沙俄听说辽东半岛也要割让的时候，沙俄马上坐不住了，6 天之后，措辞强硬的“干涉”就出笼了。

果不其然，沙俄的干预获得了预想的政治效益。1895年之后，清政府内部亲俄的空气浓重起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在晚清政治中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大员纷纷向清政府献计献策，要求政府“联俄”以“拒日”，直接参与谈判的李鸿章更是“一意联络俄人”。这些空气都对19世纪末叶沙俄对华推行政治经济侵略扩张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常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沙俄帮了忙，至少也要向清政府要些酬劳，就像1895年4月11日俄国内阁特别会议上，那个三等文官维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必须指出，这里不是什么尊重，而是不敢得罪。于是，沙俄，德国，法国纷纷伸手，向清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只有全部答应，不敢稍有怠慢。

1895年甲午战争一结束，清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赶紧筹措款项，以应付马关条约所规定的第一期8千万两的巨额赔款（其中5千万是战争赔款，另外3千万是“赎辽费”），当时清政府是准备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路子，向英国汇丰银行举借这笔巨款的。没想到沙俄闻讯，即刻跑来大吵大闹，说英国人根本没有参加对日的交涉，反而却抢先得到借款的好处，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要求中国方面必须“先商俄国，方见交谊”。这样，清政府只得让第一期4亿金法朗（1亿两白银）的《四厘借款合同》让俄、法两家签订，由他们当了债主。

李鸿章

于是，俄、法两国通过借款而得到了长达36年的对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监督权，外加其它一些好处。不久，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他们几乎是点着名要求让李鸿章做头等出使大臣前去祝贺，等李鸿章去了以后，他们便软硬兼施，非要搞出一个《中俄密约》不可。这个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黑龙江、吉林修造一条铁路直通海参崴。

为什么要修铁路呢？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说，早在甲午战争战事正酣之时，俄国曾派了一支部队从海参崴出发，想去帮助中国对付日本，但不幸的是“由于没有铁路，部队走得这样慢，以致于还没有走到吉林，中日间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谁又能预料今后中日之间就不会再发生战事了呢？如果发生了，再出现上述悲剧将怎么办呢?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中俄之间建立军事同盟的关系,并修造这样一条铁路以便届时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运兵。同时,在密约中中国政府还答应"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

这样,沙俄就以非常"亲善"的动机,拿走了中国东北的铁路修筑权以及使用中国港口的权利。到此,干涉还辽的报酬还未要够,到1896年6月,他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汉口俄租界地条约),在紧挨着英租界的地方,划出了一块414亩大小的土地做为俄国租界,并且声明,这块土地"永租与俄国","并照别国章程,不准华民在租界之内建造房屋并居住,"在这个时候,要一块租界就成了清政府还报干涉之恩的最起码条件,这还不够,他们除了开设租界以外,还想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个优良的港湾,因为俄国海军早就想在太平洋寻觅一个"坚固的基地",他们最先看中的是胶州湾(青岛),可是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德国人抢了先。

于是，他们立刻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占领大连湾",借口是"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在胶州的坚决行动方式感到惶惑不安,并且请求我们保护。因此我们在北京很容易解释,我们所以占领大连湾,是希望为我国舰队获得坚固的支柱,以防太平洋上万一发生对中国更不利的事件",说白了就是，既然德国抢占胶州湾成了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为了防止今后类似的情况发生，为了中俄间的互助关系，俄国必须也占领一处港湾，借以抵消德国的威胁，照尼古拉的话就是“俄船借泊，一为胶事（指德国出兵抢占胶州湾一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这样《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就出笼了。

德国抢占胶州湾和俄国强占旅大，成了19世纪末叶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国参与干涉还辽后的二、三年间向清政府索取的报酬，远远超过一报一谢的范围，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和勒索，1896年索要的汉口租界，仅仅是全部犒劳中的最微不足道的部分，比起租地建殖民性的军事港湾，简直成了小巫见大巫。

俄国如此，那么法国、德国呢？

同俄国一样，在参与了干涉还辽后法国的气也粗了，腰杆也硬了，他们同俄国一道，先是拿走了清政府第一次大规模举债债主“应得”的权利，接着就强迫清政府与他们谈判划定中越边界，将猛乌、乌得等地割让给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另外还在云南边界增开了一批通商口岸，特许法国人在云南、广东、广西三省享有开矿的优先权。

法国人也同俄国人一样，很自然就得到了在汉口设立租界的权力。在瓜分狂潮中，他们也租借到广州湾，同时还强迫清政府做出声明，宣布“无论永暂，无论租借或以其他名义，均不将各该省地方（指与越南相邻的省份）全部或一部让与他国”。一句话，就是靠着干涉还辽的功劳，法国得到了他参加三国干涉行动所梦想得到的全部利益，而且，借着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浊浪，他们真正获取的利益比原来的预想还要多，还要大。

德国加入三国的行动也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因为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到19世纪70年代才最后完成国家的统一，当他把魔爪伸到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时才发现，剩下的肥肉已经不多了。因此，中国成了他们向外插手的最后一次机会，于是他们就把视野对准了中国的海湾，他们幻想着从这里找到一个突破口，立住脚。

1895年1月，中日甲午战争尚未结束，德国首相就给他的外交大臣发去电报，说：“倘使俄国着手占领朝鲜领土或一个海口，则我们就当立即占据威海卫，以不使英国或法国军队也像在非洲一样地捷足先登。”一方面，德国人处心积虑地想在沿海找到一个立足点，另一方面则想在内部突破，在内陆建起根据地，这是19 世纪最后几年德国对华政策的两手战略。内陆建根据地，当然非租界莫属，于是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就积极着手建立租界了。

早在19世纪60年代后，当英国、法国和**在天津开辟租界以后，原来散居在城里的德国侨民就开始纷纷迁入租界，特别是迁进了虽名义上设了租界，但实际上未设行政管理机构的**租界。远在1880年，**政府为了表示对中国的“亲善”，曾经宣布将租界归还中国，可是腐朽的清政府却并不热衷于租界的收回，相反却想拿**的这块租界去讨好德国，托德国代为管理，后因**的反对而作罢。

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在天津开设租界的要求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德国人向清政府说必须享受同英法等国相同的特殊待遇，于是清政府不敢怠慢了，他们马上饬令天津海关道，同驻津的德国领事一起讨论划界事宜，只用了四五个月，《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便“大功告成”了。该协定允许德国在天津永久设立租界，并划定了租界的四至，占地面积达1034亩。与此同时，在1895年10月，清政府又批准了德国在汉口开设租界的要求，所签的条约这样规定：“租界地基全部为六百亩……永租与德国国家。租界一切事宜归德国领事按照本合同及后订章程办理，界内，华民不准居住……。”这样，借着干涉还辽有功，德国相当轻易地就得到了在中国设立两大专管租界的权利。

内地的据点轻而易举就建起来了，这个现实，极大地刺激了帝国主义贪婪的野心，德国人甚至觉得“如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中国取得任何东西”，那么“德国在远东的威信只会下降”，而要想“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并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占据一个海口。这样，德国人借着钜野教案，武力强占胶州湾就势在必行了。

从这里我们看出，俄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帮助中国是假，而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才是真。因此，三国干涉还辽的真正结果，并不是保全了中国，而是开了19世纪末叶列强瓜分中国的先河。他们自恃对中国政府有功，纷纷来华邀功请赏，借机开辟各自的专管租界，他们强行租借了军港，窃取了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因此我们说，因邀功请赏而开辟的租界，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租界开设史上最狡猾的一个形式。

老天津地图，标示出了多国租界的位置

3. 武力抢掠

开武力抢掠之先端的，是德国武装强占胶州湾。他们武力占领于先，订立《胶澳租借条约于后。虽然，胶州是以租借地的形式出现的，与我们文中所说的租界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武装抢夺的方式，却给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既然靠抢夺可以得到殖民性更强的租借地那么为什么得不到租界呢？于是列强们跃跃欲试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烽火燃遍了北部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又怕又恨，他们纠集了八个国家调集军队入侵中国。在这支侵略军中间，沙俄派兵最多，反应也最快。

7月，当联军攻陷天津的时候，俄国军队率先用武力在天津城南紫竹林地区占领一大片土地，公开宣布，这块土地是“俄国军队通过战事行动而取得的财产”。接着，他们就以征服者的姿态向清政府提出了在天津建立俄国租界的问题。俄国公使格尔思给沙皇写信，称“租界拟建立在我军保卫城市时流血最多的那一部分……，并尽可能将中国官地划在其中，官地的出卖可以作为建设租界的资金，能使租界和天津英、法设备完善的租界相匹敌”。

而且，为了让各国都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沙俄占领该地后，马上动用军队在这里修筑了一条长5000多英尺的砂石路，并且还在道路两旁盖起了房屋。做完了这一切准备工作以后，他们就逼着清政府正式承认画押。和沙俄一直保有密切关系，做为与列强和议的钦差大臣李鸿章说了话，他说：“查各国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独无，论理本觉偏枯，今既来就范围，以礼乞请，自应允许。”

李鸿章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样做，就会使沙俄与中国更加亲善友好。一方面是侵略的气焰正旺，另一方面有李鸿章帮腔做内应，那么这块多达5474亩的土地，自然顺利地落入沙俄的手中，成了他们的专管租界。1900年12月，一份在有关租界的文献中措辞最简单，用字最少的《中俄天津租界条款》签订了。条文说“兹因天津俄国贸易日见兴旺，俄国必得租地一段，以便俄国商民居住”。这里用了“必得租地一段”这样的语言，表明了这个租界从一开始就具有盛气凌人的性质。

别看俄租界设立的时间晚，可是它的地理位置却相当优越。一方面，它的西南界与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租界隔海河相望，北边和南边分别与意大利、比利时租界接壤。另一方面，它的东面是沿着京津铁路线展开的，为了控制铁路运输，它甚至把老龙头火车站也圈到了自己的租界里，于是它便可以左右逢源了。再有它的海河沿岸特别的长，几乎等于法国、英国、德国租界的沿岸总和，这样，它的水陆交通也占有了明显的优势，于是，沙俄靠着武力抢掠，为自己对华施行政治、经济侵略，奠定了一个相当有利的基础。

俄国武力抢占租界的成功，鼓舞了后来者，列强群起效尤了。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

先来的是意大利。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意大利也在天津留驻了部队。一看到俄国人抢先下手得到了那么大的一块租界，意大利着急了。他们赶紧向北京外交团发去通告，声称：“意大利王国政府，为了有效地保护意大利人的商业及船舶之利益，在天津开设领事馆，并与既成其他外国租界同样，意国有设立租界之必要。”

做了这样一个声明后，意大利军队便开进了与俄国租界相毗邻的西部一块771亩大小的空地，设定这块地方为自己的租界。一年半之后，意大利官方代表与中国天津海关道谈判，这才最后认可了意大利租界。双方签约时规定：界内的官地将无偿地让给意大利方面，连地价也不用估，而界内的私人土地和房屋，则随意大利当局“公平购买”，至于无业之地当然是“充公”——白给意大利了。这样，凭借着军事抢掠和占山为王的强盗手法，意大利也获得了专管租界。

奥匈帝国是德国、俄国、意大利的伙伴，早在1873年，前三者就结成了“三皇同盟”。在1882年又与德、意缔结了"三国同盟",并使这个同盟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当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德国率先提议组织联军侵华时,奥匈帝国就成了天然的伙伴一起来了。别看他的军队只有大小32人,可是侵略的胃口却一点也不小。

当联军攻入天津进北京之时,各国都在天津留进了一部分军队。德军把自己原先占据的一个区域交给了奥军,由他们代为防守。可是,毕竟奥军人手太少了,守这么大一块区域简直守不过来。因此,奥匈帝国马上与该区域以南的意大利防区联络一气,请意军忙里偷闲地帮助照料。这样,奥匈帝国就有心把这里变为自己的租界了。

为了形成既成事实,奥国也开始在这里计划经营起来,他们把这块地区划分成四个行政区,以便分段管理。在奥军占领的区域内,有很大一部分是天津旧城外围的居民聚住区,这里民房鳞次栉比,人口稠密,买卖兴隆。因此奥军乘机在这里横征暴敛,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当了"统治者",必须获得清政府和列国的承认,可是在这个时候,奥国在天津连领事馆都还没有,所以他们赶紧声明要开设驻津领事馆,然后再谈相界问题。谈来谈去,终于在1902年商定把这个地区定为奥国租界,所订的条约与意大利同中国签订的租界条约内容大致相同,而占地面积却远比意大利的大，它占到了1030亩。

就这样，用武力抢掠来的地盘开辟租界，被政府自我调侃为“来就范围”而分别承认了。那个时代，不用说用真刀真枪来明抢了，就是在谈判桌上吹胡子瞪眼，也会把清政府吓得大气不敢出，乖乖地答应列强们提出的不管是多么荒谬的侵略要求。这表明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多么地屈辱！所以我们说，用武力抢掠而开设租界，是近代租界开设历史中最卑劣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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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租界示意图

4.趁火打劫

在租界的设置史上，还有一种更为奇怪的方式，它既不出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也不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去寻找借口，而是在列强们侵略气焰最高、清政府最懦弱无能的时候，跟在别人的后面出个“安民告示”便大功告成了。这样的例子主要有天津比利时租界的开设。

比利时和俄国、意大利不一样，他们并没有直接派军队参战，只是跟在侵略大军的后面摇旗纳喊，颇有一种客串帮闲的性质，因此在俄意等国出兵占地划圈定租界的时候，他们自己并拿不出人手也去抢占一块地皮。但是这种人手上的窘状丝毫不能阻止比利时侵占一块租界的野心。

1901年，比利时驻天津的领事先在天津的外国领事们中间来了个安民告示，通报了他们也要占领一块紧挨着德国、俄国租界，方圆740亩的土地当租界。接着在1902年2月，他们就和天津的地方官签订了《天津永代租地协定》。在这个协定中，除去宣布原先占领的那块地为比国租界，同时还指定了一块四、五百亩的土地做为预备租界，说是等到将来比国的商务发达了，再把这些预备租界一一发展起来。为此专门通知了这块预备租界里生活的中国商民，不准他们随便地把地卖给别的国家，因为比利时已经成了该地的“准主人”。

其实，即使是到了后来，比利时在中国的商务也没发达起来，他们始终就没有在这块地皮上搞什么市政建设。道路也修的不怎么样，到处都积存着污水，坑坑洼洼的，简直就跟荒地没什么两样。然而就在这荒土烂泥之间，比利时政府却发现了生财之道，他们发现买卖租界的土地可以大赚其钱。因此，比利时租界当局就把租界的土地分成三等，各标地价，做起地皮生意来。

于是他们更觉得租界越大越好了。所以设租界以后，他们处心积虑地是如何把它扩大。结果，他们利用各种借口和机会一次又一次企图扩大地，然而都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而失败。有一次，比利时领事称海河加宽了，要求把租界线扩充33米做为补偿，而且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前就派了租界工部局的翻译去撒白灰划线，结果这位翻译被老百姓们痛打一顿，阻止了比利时扩租界的野心。

趁火打劫是租界开设史上“最经济”、“最实惠”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什么气力都不必费，到头来却能得到和别人一样多的好处。

上述几种情况大致表明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之初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允许他们设立租界的种种手法与途径。不管是哪一种，实际上都是与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分不开的。因为即使是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战争过去了相当一段时间，可是侵略者的余威却依然存在。

比如1845年上海设立第一块租界，就是在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寻找出来的“借口”基础上设立的，而且大有你想设也得设，不想设也得设的架式，在这里根本没有“商议”可言。因此我们说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是近代中国社会耻辱、民族耻辱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租界的开设如此，租界的扩充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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