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哪个最早，清朝学术让《五经》的先天缺陷充分暴露

说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的原因在晚清今文学，可能大多数人都一头雾水。一方面，自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的根源在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的冲击，从未有人说还有“今文学”什么事。另一方，更重要的是，并未有人真正理解“今文学”，包括号称参与其中，并写下清朝学术史的梁启超。

其实，西方的入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崩溃的外因，其内因则在清朝考据学和今文学，而终极原因则在清朝学术所致力于恢复的“汉学”，即汉代基于《五经》的经学。

经学系统成型于两汉。从文本上来说，汉学也是完整经学的最早形态。汉以前，《五经》的《传》文字化程度很小，很多依然保持在口耳相传的状态。汉学的主要贡献，就是把这些原本口耳相传的《传》文字化、文本化，形成书籍。

因此，汉代之前，并不存在完整的《五经》文本，这和秦始皇的烧书毫无关系。并非在秦始皇之前存在完整的《五经》文本，因为秦始皇的焚书，所以《五经》的文本残缺了，致使《五经》的传承由原本的文本相传，变成了口耳相传。秦始皇之前的经学本来就是没有完整的文本，其传承方式也本来就是以口耳相传为主。因此，汉朝《五经》文本的出现和定型并非是对曾经已经存在的《五经》文本的复原，而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创新”。

因此，秦始皇的焚书行为，不仅仅让他成为中国经学史上最大的背锅者，被冤枉地安上一个破坏《五经》的大罪名，更重要的是，而且也阻碍了后人去探求经学起源史的真相。

可以印证秦始皇之前并不存在完整的《五经》文本的是，文字本身在那时也未完全成熟和定型。成熟的文字尚且没有，何谈成熟的文本。

《五经》的《经》和《传》实质上是用两套不同的文字系统写成的。《经》出现在西周，用的甲骨文金文系统，我将这种文字称为“微言文”。而《传》则是用“文言文”系统写成。中国的文字发展到“文言文”，才成为成熟的文字，才可以书写成篇的文章。甲骨文金文的“微言文”并非成熟的文字，不可以书写成篇的文章。而“文言文”的出现和形成过程则是从春秋一直持续到两汉。其形成和成熟的标志就是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出现。

也就是说，汉字的成熟成型过程，与《五经》文本的成熟成型过程是重合的，是同一个过程。

遗憾的是，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地大混乱、大断裂的过程，就是“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所出现的“文言文”和“传”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混乱的特征，最终导致了整个《五经》体系充斥矛盾和混乱。这个过程让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大转型，由没有专制的“三代”道义社会，转型为有专制的利益和道义相冲突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很多观念和制度是相矛盾的，而《五经》的《传》往往会错误地把后一种社会形态中的观念和制度当成是前一种的，而进行记录。即把战国、秦汉的专制制度当成三代的王政制度。

这种混乱和矛盾，到了汉代就表现为经学中混乱的“师法”、“家法”上。

两汉经学之所以会出现“师法”、“家法”问题，根源在西汉时期，经学依然没有文字化、文本化，传承依然主要靠口耳相传。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找经典的权威解释，就无法依赖文献证据，而只能靠追溯口耳相传的师承。有师承的就是权威的，没有师承的，就不可靠。东汉之后，“师法”、“家法”问题也就逐渐消失了，因为经典的都已经文本化了，权威支撑就由文献资料替代了师承，即考据学替代了师法、家法。

两汉经学的混乱表现在师法、家法的混乱，而师法、家法的混乱则表现在同一部经典有多个老师传授，而每一位老师的解释又相互矛盾。这样就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因为只能同时保留所有的解释，尽管相互冲突和矛盾。

因此，到了西汉末期，就出现了所谓的“十四博士”。“十四博士”其实就是十四家，《五经》的十四个版本的解释。博士还只是官方认可的，实际上存在没有被立为博士的，没有被官方正式认可的。

对经学的混乱状态，汉朝人也感觉到头大，西汉晚期以及整个东汉，汉学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对混乱的经学进行整合统一上。甚至，皇帝亲自出面做这个事。这样便有了两次著名的学术会议，皇帝亲自参与裁断，推动经学的统一。一次是西汉末期的石渠阁会议，一次是东汉早期的白虎观会议。

再后来，到东汉的中晚期涌现出两位人物，对经学的统一做了突出贡献，一位是许慎，一位是郑玄。尤其是郑玄，算是两汉经学的压轴式人物，最终超越师法和门派，在形式上实现了《五经》的系统统一。

《许慎》做的工作更急促。他认为经典文本的基本单元是字，他希望通过对字的统一和标准化来实现对经典的统一和标准化，因此他写第一步中文字典《说文解字》，此后他还写了致力于贯通《五经》的《五经异议》。《五经异议》就是各家各派对《五经》记录和解释的矛盾的地方进行梳理和解释。

事实上，无论《许慎》还是《郑玄》，对《五经》所做的统一工作，都是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仅仅是在形式上掩盖了矛盾，并没有对那些矛盾给予真正的解释。举个例子，对因受过刑罚而身体有缺陷的人是否可以留在宫廷为皇帝服务，《礼记》的记载是可以，而《公羊春秋》的记载则不可以。然后郑玄出来圆场说，两者都正确，因为时代不同，一个是夏朝的制度，一个是商朝的规定。其实这是臆断。

随着东汉的结束，《五经》逐渐偏离学术的中心。魏晋以“三玄”为重，南北朝、唐朝以佛教为重，宋明则以《四书》为重。更重要的，魏晋玄学、佛教、宋明理学都是追求更抽象更有超越性的“理”，包括“玄理”、“佛理”和“义理”，对具体制度、“礼制”并不在意。此，在汉、清之间这1400年前，人们对《五经》中的矛盾并不太关注，稀里糊涂也就过去了。

但是，进入清朝，局势开始大变，稀里糊涂的局面无法维持了，《五经》中混乱和矛盾再次暴露。原因在于，清儒的儒家，为反对宋明理学，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居然武断地将汉学等同于孔孟之道，等同于儒家道统。譬如顾炎武说：“经学即理学”。于是后来的清儒变致力于恢复汉学，即恢复两汉经学。其手段就是文字、文献考据，因此清朝前半段的学术被称作“考据学”，或“汉学”。考据是手段，汉学是内容。

从技术上看，考据学是非常成功的，恢复汉学目标基本达到。复原了一批两汉时的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失传了，有些内容散落在其他文献中，清儒通过海量的文献阅读和检索，逐字逐句地再把这些书拼凑出来。甚至通过同样的方法，顺便辨识了一批伪书，最著名者如阎若璩证明《古文尚书》为假，胡渭证明包括太极图在内的各类易图为假。

说清朝考据学恢复汉学是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成功恢复了汉学的门派之争和混乱。很简单，西汉的《五经》就有十四博士，十四家，而每家又相互矛盾。请问你认为哪一家才真正代表孔孟之道，哪一家才真正代表儒家道统。这个问题两汉的皇帝和大儒们无法解决，清儒也同样无法解决。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清朝考据学在乾嘉末期开始转向、转型，从以恢复汉学的考据为中心，开始转向追求“大义”、“义理”。其中又包括四个路向。第一个路向是戴震的临终悔悟，舍考据，取义理；第二路向是章学诚的“史义（意）”说；第三个路向是由庄存与所开启的《春秋公羊》派，后来形成所谓的“今文学”；第四个路向由今文学所孕育和派生，以廖平所代表的矛盾解释派，后经康有为的渲染而名声大噪。

这个路向的共同之处，都是以“大义”、“义理”为中心，而非以考据为中心，但是他们讲的“义理”又与宋明时期有着本质不同，都是“实化”的，而非“空谈”性的，抽象性的。有清一朝的学术都是讲“实学”，前期的考据学和后期的今文学皆然。戴震的“义理”有点偏向于唯物主义，而宋明义理则是偏向唯心主义。章学诚干脆将“义理”和历史绑定在一起，这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公羊春秋》派实际上和章学诚是同一派，不同的是，他们以《公羊春秋》为中心，而章学诚更在意“史义”的一般性。

五经哪个最早，清朝学术让《五经》的先天缺陷充分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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