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董座哪个向，三边英雄谱：李志恒回忆在定边工作的二三事

一九○三年，我出生于山西应县一个雇农家庭。自小当童工。一九二一年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以出卖劳力到外蒙古去学当油画匠。一九二七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搞地下革命活动。

（一）

一九二八年夏天，驻防盐池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开赴兰州、西安，随之宁夏马福祥的回军和国民党地方党部相继进驻盐池县。当时，蒋介石已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已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一时，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我从乡下回到县城找不到我们的同志，犹如鱼儿离水。痛苦至极。正在这时，我从敌人报纸上看到“渭华起义”的消息，便自已决定到渭华去找党组织。不料，走到定边恰好遇见了熟悉我的共产党员王化南同志（王是党派到定边国民党八十六师任和亭团搞兵运工作。我把情况说明后，他便把花留下来在定边眼他一道工作。我的公开身份是油画匠。可以在社会上活动。一九三○年春，王化南同志把我我叫去说，组织调他到别处工作，叫我给他搞两套便衣。我把此事办了。他临走时把我介绍给龙惠民和高志超同志（他们都是在榆林六中念书时入党的党员。当时龙任定边县教育局局长，高任定边县建设局局长），并向我们叮嘱：“任和亭团是个反动的封建地主民团（后被井岳秀改编为警备二团），从团长到连长（不设营）都是地主出身的本地人，非常反动顽固。”还告诉我们，他在任和亭团安排下两个同志：一个叫段经文·一个叫赵锦生（此二人对后来任和亭团哗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同王化南从此再未见面。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打问他的下落。才知道早已牺牲。多好的同志啊！我为他不能分享今天革命胜利的喜悦感到无比悲痛。

（二）

王化南同志走后，我在龙惠民同志的领导下，他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于三○年七月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入狱。具体原因是:

自二八年以来，陕北三年无雨，造成近百平所未有的大年慌。真是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定边也如此。逼的穷人剥树皮、刨草根，吃“观音土”，卖儿卖女，走投无路。乡下的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纷纷进城逃逃荒要饭。那些自称为“民之父母”的定边县长李心田，和杂税局长张德山等一伙贪官污吏们，不但不体恤饥民，反而变本加厉敲诈勒索，鱼肉乡民。什么户籍人口税、房产税、买卖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牲畜税、皮毛捐、婚姻登记税等等。苛捐杂税层层加码。走赈济款也都装进他们的腰包。人口市上每次成交后的那种悲惨情景，穷人家孩子端着破碗被地主老爷赶出大门可怜情景，激起我无限的同情和悲愤。于是我把七、八生来给人家搞油画积攒下的二百来元钱，全部拿出来分给那些嗷嗷待哺的饥民，并且愤不由己地当众大骂狗官李心田、张德山一伙。因而被逮捕入狱。入狱三个多月，李心田和审判员何绍南对我进行过数次软硬兼施的威逼利诱，妄图得到什么，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次又一次的失望。敌人在搜查我住的王二寡妇那间破房时，除了我那件旧被毡和吃饭用的一个沙锅、两套碗筷，还有几把油漆刷子，画笔及五色碟子外，再一无所获。黔驴技穷，那个张德山又诬赖说：我订婚的老婆原是他未过门外甥媳妇。说我霸占娶了良人的有夫之妇，也被我的“三媒六证”反驳的理屈词穷。加之党和惠民、志超等同志多方奔走营救，由高志超同志出面，将我保释出狱。出狱后惠民、志超等同志严厉批评了我，说我盲目蛮干、不自量力。我接受了组织的批评。后来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虽然那件事当时影响很大，穷人是需要我那二百元钱的。但更需要我帮助他们拔掉穷根；党有更重要后的任务待我完成，而我则以感情用事，险些儿因小失大，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教训是深刻。

（三）

我出狱后，党派李民临同志到定边搞地下工作（李是刘志丹在榆林六中时的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我仍然以油画匠为名，在西街街面上租贷地主余鼎九市房一间，按起了“同德会油画社”品招牌。李临民同志也辞掉了原搞的教育工作。和我住在一起。具体指导我工作。他常常在家和来往同志洽谈工作，我则经常出外在定边，安边，盐池及宁条梁等地给地主官吏们和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做活，一面到他们公馆内了解情况，回来给临民汇报。

为了更好地掩人耳目，避开敌人的注视，我们还吸收了三个无家可归的穷苦小孩（即丰智明、程凤楼、侯虎子）。这样既使这些孩子能安度荒年，又为革命培养人才。可是人多，口多，生活难以维持，于是李临民同志就决定买了一匹马，给“永兴明”和“福成元”等商店揽的磨面粉。当无麦可磨时，就给商店拉货物。这样名为油画铺，实则是党的地下联络点。在敌人眼皮下平安无事地开展工作。

在此期间国民党八十六师的任和亭团和段有安旅前后两次哗变，我才知道这是我党搞军运工作同志们的成果，但还不知具体是谁搞军运工作。在那时保守机密是铁的纪律。尤其对搞哗变工作的同志。那更是严格，上下都是单线联系，不允许有横的关系存在，党要你知道的事，纽织会告诉你，不许知道的事，绝对不打问。我们党这这种保守机密，严守纪律的作风，许多老同志习已为常，至今不逾。到定边解放后。我才知道李临民和李静波，马定帮，还有一个打进任和亭团给高广裕当护兵姓高同志（绥米人，名字记不起），他们当时都是老刘派到定边搞兵变工作的。而我自已只是为党做了一点掩护同志的工作；协助同志们侦察解了一点敌情。这几年内，我利用旧的习惯，结拜了崔岳嵐，郭维纲，武培德，高俊民，汤若舜等几个干兄弟，培养了丰智明，程凤楼两个徒弟；还以“得志当为天下雨”的形式给他们灌输革命理想，完成党交给我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工作任务。

（四）

一九三五生，我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与此同时鄂豫陕红二十五军亦北上。特介石为之惊慌失措，慌忙调兵遣将，纠集井岳秀、高双成，杨虎诚，张学良，马鸿逵，马鸿宾、汤思伯，胡宗南，高桂滋等大批反革命力量，妄图一举推毁我陕甘及陕北革命根据地，把我中央红军主力置于死地。高柱滋的八十四师开陕北，他借机回定边来探亲，为本家及亲属们助威。定边县长张烱堂（李心田已调走）和大恶霸余鼎九等一伙定安两地品贪官污吏土豪劣神亦狐假虎威。一时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不久，就传来了我中央红年到达陕北吴旗镇的喜讯。敌人闻风丧胆，那些自知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一个个携带老婆孩子和财物四处逃亡，连那些大商店的老板们也都把财宝货物运走，逃之夭夭，只留下一两个人照门。

当时駐防定边 城的匪部是丁志诚营（丁是地主反动势力鹰犬亲信，头脑简单、愚蠢骄横，部下多系他亲友和结把子弟兄），是有名的“草包三抢营”，不仅武器陈旧，火力稀松，而且官兵一点军事素质也没有。准备顽抗死守，威胁城里人都上城墙替他们守卫城防。这时程凤楼也被抓去守城，丰智明给商店拉货物到宁夏去了，侯虎子己病故，只剩下我和李临民二人。丁志诚派其走狗魏步月盯着我们，于是我俩研究决定先出城避一避。

出城后·李临民同志到沙场村，我准备往南山，向吴旗镇方向去找党中决。当我走到南山的陈西掌村时，我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定边城，全歼丁志城营。丁跳城墙摔断了腰，后逃到安边去了，敌军粮草枪支全部缴归我有。打了一个漂亮仗。运已是一九三六年的夏天。消息传来，我连赶回定，就在解放定边城第三天早晨，守卫城门的同志细问了我后，放我进城·，一进东门到旧衙门前就碰见了程凤楼，他见了我非常高兴，第一句就说：“我们胜利了。李瑞璋一进城就找咱们，问你去哪？”并说：“红军打进城把监狱里的犯人都放了。”我回到家里。马剑冰又说：“红军一进城，就来了一位军官找你。叫很快派人把你叫回来。”边说边给我一张纸条，是李瑞璋写的。我很快吃完饭去找龙惠民同志（他在城里没有走，其他教育局同志都走了），和他一道找的组织部长王聚德，向组织汇报了我俩的工作。王聚德听说我会画画，就叫和张剑印同志一起画漫画，做党的政治宣传工作。

在战争年代那种特定环境下，每开展一项工作困难都很多。画漫画没有颜料，又没处买，就把自己的油画颜料拿出来用，一面画画，一面还要到城门洞里防空，哪里有个安稳的工作环境？自定边解放后，敌机每天上午盘旋在上空，反复狂轰乱炸，党动员群众，上午出城防空，下午回家，机关带上办公用具出城办公，记得有一次，在西街“德兴义”铺门前，一个卖柴成，被敌机炸成肉浆。死得十分残忍，这件事，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都纷纷起来痛斥蒋介石卖国贼屠杀无辜老百姓的滔天罪行。我和张剑印在旧衙门前墙壁上画了一幅见方三、四米的漫画，题为“打倒蒋介石”。“打倒”二字用真体字写；“蒋”字画成蒋介石面向法庭站着受审的样子，“介”字画成被欣掉脑袋还未倒下的蒋介石的尸体，“石”字则画成蒋介石被砍落在地下的头，远看是“打倒蒋介石”五个大字，近一细看便是蒋介石被砍掉了袋，群众看后拍手称快。不少人当场高呼“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为死难者报仇雪恨”就在此后不久，一次县委书记刘悠安出城防空办公，被叛徒打伤，离职疗养了一个时期。从此以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更加引起了我们高度注意和警惕。

记的定边刚解放时，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成立，政权机构叫革命委员会，主席是王玉海·副主席左生泰，内务部长赵兴诚，副部长程风楼。

在那战争年代。工繁忙，生活艰苦，左生泰和赵兴诚病累交集，调延安党校学习。不久就先后病逝3。程凤楼也在保卫延安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此三人终年时都仅有二十ー、二岁。年轻有为，是党的宝贵财富。每当我回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斗争年月，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

（五）

一九三六年七月底，我西征红军围攻安边两个多月未克。彭总下令叫文年生同志和八十一师全体指战员回定边休整。于此中决党校导许多机关，还有三边特委等地方机关亦相继来到定边。时值盛夏，些中央、地方机关和红军的大分部同志和战士还穿着破烂不堪的旧棉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缴获国民党的军衣和打土豪分地主的衣裳。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急待解决更衣问题。这就需要大量的布匹。同时还需要有大量的粮食，文具纸张、医药器材等日用品供给。可是有些大商店铺门紧闭，只留下看门守摊的不敢出来。一方面没有货物（货物早就转走了），另一方面的即使有也不敢拿出来买，主要是怕白军回来了报复。在此情况下，我看到解决供应问题比搞宣传工作更为重要和紧迫。于是便主动找组织部长王聚德。提出把城关小商贩和大商店动员 起来。好解决这一急待解决的问题。组织支持我，随后聚德同志就和我一同到旧商会召集大小商贩开会，把会名改为。“工商抗日救国会”。大家还推举我当“救国会”主席。于是在县委领导下，我把城内和东、西、南关的商贩发动起来，把他们的存货都搬出来卖给国家支持红军。但我们用苏祟买货商人不行。为因苏票到外地不但买不来货。而且被国民党 查获有生命危险（当时在定边推行的苏票是用白老布油印的并益者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品大圆印）。这时我请了董老到会给大家作报告。大意是说:江西苏区群众如何推行使用苏票，如何维护苏维埃政府 。结果费了很大劲，作了很多解释，还是行不通。我又到中央的国民经济部找到毛泽民部长，汇报了使用苏票不便的实际情况。毛部长就亲自去“工商抗日救国会”，把全体商会的商贩们召集起来，讲了党的各项政策，如保护工商业政策以及经营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等。鼓励他们到白区购买我们急需要的布匹和其他日用品，并说：“有多少买多少，要白洋有白洋，要银子有元宝，要金子有金子，至珍珠玛瑙也有的是。可以以物易物，既不花苏票，也不用法币。”会后大家一下情结高涨，所有商贩积极行动起来，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都涌跃到白区去购买我们急需的货物，使百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定边。有的资本不足，还支付给他们资金。让其往回购货，其中最积极的是南关开店的阎殿臣，他始终拥护我党。每次会议后，他都带头先走一步，还有石印工入梁明德，回民杨彪，金三寿。我们运种很好的经济贸易形势却被安边敌军张子英和张廷芝弟兄所发觉，他们派匪军四处拦截、抢窃货物和你银钱，有的连人抓去，不但罚款。还要判罪，严重地打击我商贩和堵塞我货源交通。极大影响着我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生活问影。怎么办呢？就在这关健时刻，毛泽民同志和高岗把我和“聚义阳”留下看门的陈寿田，“元升西”的周旭初叫去说。“敌人封锁我们，不让货物流通。你们可不可以和安边通一下气？让货物流道。”当时周旭初提议叫我去，毛部长本来想叫“聚义阳”的陈寿田去（因该店老板还在安边城，所以陈去最保险），但经周这么一说，毛部长接者就对我说：“志恒，你就去一趟吧！”既然组织决定，就坚决服从，我满口答应，并向毛部长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求商会给我拿出几百元钱，以备去安边送礼用；二、把“聚义阳”的轿车借我坐上去安边。我还在石印部印了名信片。一路上我在想办法看怎样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至于个人安危已置之度外。车行至安边西门时，东门外就把我们一个村粮秣干部拉出去枪杀了。守城的卫兵问车夫，我拿出印好名信片给他看后，便放我进城。一进城我先到安边商务会长畅少堂家里。他一见我就吃惊地说:“这时你来干什么？”我不慌不忙回答他，我来是叫你们发财的。”他一听“发财”二字，就把我领进屋问。“你刚才说发什么财？”我就把定边红军国民经济部有多少金银、大土和珍珠玉器，要和商人以物易物，换大批布，医药，文具，纸张等情况告诉给他，并说:“这是千载得得好机会。安边存这么多货物，不换取这些金银财宝，那才是愚蠢。这不是发财是什么？”他听了说：“还要和张司令说通才行。”当晚他就跑到张司令部张子英家中把我来意向如实做了汇报。张一口答应做这笔发财生意。次日上午张把我叫到他公馆，详细地盘问了我的情况，我说：“我亲眼看见用骆驼和骡子驮到定边的金条、元宝、玉器和用油篓子装的大烟土什么部有。

张司令。咱们岂能让这些财物流到别处去？所以我来请司令发这笔财”他老婆阴险地试探问我说：“李师傅你，你红了（亦化）？”我说那里。我还当我的油画匠。红军到定边，大家叫我来应应差罢了。”接着张又问我：“红军近城杀了多少好人？”人家没打土豪也没分田地。更没有杀过一个人。军纪严明，公买公卖，秋毫无犯。”张说：“我派一人和你一同去定边一趟。”翌日，正遇张廷芝弟兄给他祖父过周年，我借机送重礼，他们也都以礼接待了我。第三天我要走时。张子英派姓董的副官坐他们的轿车同我一起来到定边，受到我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接见。从此，定、安两地物资交流便畅通无阻，胆利先成了党 交给我的重要任务。得到毛泽民等领导的表杨和鼓励。

出人意料部是，时隔不久，畅少堂和那个董副官给我写来一封信，并附寄一张《上郡日报》，至今还记得登载几句写我的话。“赤匪李志恒窜到安边爆动游说。其人善为说词…”信不要我：不要多心。是为掩盖上级对他们行为而投的稿。

在安边时，制还见到由定边逃跑出去许多同志，我把党的政策一一给他们做了宣传解释，后采他们都一个个回到定边。如郭维刚，崔岳岗武培德，汤若舜，何建元、丁子齐，汤中甫，赵秉日、高俊民，郭子范，葚玉莲等。

（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整个定边城顿时象山洪暴涨似的沸腾起来。广大群众敲锣打鼓，呼呼跳跃，和中央党校，特委等地方党改军干部、战士。云集在北街老爷庙前。召开“祝捷大会”。

到会的首长有董必武、毛泽民、罗迈、成仿吾、丁玲、王首道、贾拓夫、揭俊勋、毛齐华、白爱玉、罗梓铭、文年生、高岗、王聚德、唐振烈、秦力生、杨一木、赵通儒、张剑印、康建熙、左生泰等，有的首长先后讲了话，我代表“工商抗日救国会”也讲了话，大会还通过了给党中央的电文。

最后，大会在“枪毙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中宣告结束。会后，我动员大小商号杀猪宰羊，磨白面，并拿出最好出大米慰问红军和中央地方各机关的同志。大家欢聚一堂，共进祝捷酒餐。我还回了一幅题为“西安事变”的漫画，散发各地。其内容是:蒋介石正在临潼温泉洗澡，被张、杨二将军活捉，将先孝被打死在温泉的深塘门外，当周恩来同志到温泉浴池时蒋全身只穿一条裤叉正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地乞求饶命。

过两天后，特委传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当时在定边的许多同志对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还很不理解，后米径过传达解释，方知蒋介石对促成抗日民旅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

“西安事变”动摇了安边反动顽固阵营里的一些人。有些原来从定边逃到安边的现在又从安边逃走，没处逃走的也象惊弓之鸟，龟壳缩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而我们解放区却一天天壮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定边的工商业也如春天的花园，万紫千红，欣欣向荣。贸易局支持小商贩兴旺起来，动吴他们粉刷铺面，起理货架，打扫卫生，挖通水沟，垫高马路，美化市容，组织他们到外地办货。购回我们所需。食盐、皮毛、甜甘草的销路也随之广开，市面显得非常活跃。

（七）

从定边解放到三六年底·定边市一直是革命委员会。市委书记白享贤，平革委会主席是李德元，儿篮团长陈生荣，军事部长张德胜。后来径选举正式产生定边市苏维埃政府。我被选为市政府主席兼工商抗日救国会主席和县戒烟所所长·当时南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牛生科，北乡的姓方，名字记不定了；乡支书是刑贵章。

我到职不久，特委和县委一耳指示，要下面抓紧结束土地革命工作，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成立，国共合作苏维埃政权就要改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到那时再不能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得不到土地是会骂我们。特委的同志还亲自到市协助分房分地工作，把地主的土地和房产一律分给贫农和工人、市民了、但对地主的工商业产党一律给予保护。群众要求划分白×的果树园，经我们到果树园给群众讲党的政策，才决定不分，而是收归国有。

根据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谈话笔录整理）

（注）李志恒，山西应县人，年八十一岁，己离休。原在东北沈阳、鞍山等地工作。

附:

李志恒(1903-1988)，男，山西朔州应县留义村人，出身农家，家境极贫。一岁丧母，无以为生，外祖母乞求本村地主，只给祖孙二人一口饭吃，甘愿为奴。就这样他一生下来就成了地主的家奴，啼饥号寒，悲惨至极。六岁时给地主放牛放羊，十二岁扛长工，受尽虐待打骂。八岁时，叔父李延裕参加应州孙本然领导的反清起义，兵败被杀。李志恒一家作为叛逆家属，大人们四出逃命，他无依无靠，更受尽折磨，直到民国。

李志恒(1903-1988)，山西朔州应县留义村人，出身农家，家境极贫。一岁丧母，无以为生，外祖母乞求本村地主，只给祖孙二人一口饭吃，甘愿为奴。就这样他一生下来就成了地主的家奴，啼饥号寒，悲惨至极。六岁时给地主放牛放羊，十二岁扛长工，受尽虐待打骂。八岁时，叔父李延裕参加应州孙本然领导的反清起义，兵败被杀。李志恒一家作为叛逆家属，大人们四出逃命，他无依无靠，更受尽折磨，直到民国成立，家人逃回团聚。

?相关事件

1921年，李志恒因贫困所迫，跟随乡亲到绥远伊克昭盟、陕甘宁三边等地打工谋生。1925年，相随出外的应县工人相继返县，他独自留在陕北定边县。在定边、盐池等县靠给人油漆家具、赶马车、推磨等打零工维持生计。

1926年11月，冯玉祥部国民革命第1军10师36旅五原誓师后，进军陕甘，占据了定边、盐池县。李志恒被盐池县商会支应局抓差到旅政治部服务。政治部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平易近人，和应差的人经常谈心。尤其是政治部主任王恩培、军官罗进成、王自成(均系共产党员)经常给他讲述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对李志恒教育很深。1927年2月2日，经王恩培、罗进成介绍，李志恒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他又发展几名贫苦市民入党，组成了宁夏盐池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不久，形势恶化，36旅开拔，组织决定留李志恒、王自成开展地方工作，组成盐池县党支部。王自成任书记，李志恒任组织委员，委员还有刘孝喜、郭秉义、聂丙和三人。支部设在皮坊。后王自成调走，由李志恒任支部书记。

36旅开赴西安后，宁夏马福祥等军进驻盐池县，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盐池。支部被迫秘密转移到城外沿村，待机而动。后来又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李志恒被委派到西安找党。1928年1月，在定边县意外地遇到共产党员王化南(山西崞县大牛镇人)，从此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定边、安边、盐池三县支部统由定边中心支部领导，中心支部属华北区委领导。从此，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贫苦农民反剥削、反压迫，秘密发展党员。

1928年以来，陕北连年大早，赤地千里，颗粒不收，老百姓成群结队，扶老携幼，逃荒要饭。定边县长李心田等一伙贪官污吏，将发给人民的赈济款吞入私囊。李志恒等共产党员，一边发动群众与贪官污吏斗争，一边将他数年当佣工挣下的几百块钱周济贫民。1930年，李志恒被定边县政府逮捕入狱，经定边中心支部多方营救，关押半年后获释。

出狱后，李志恒经党组织安排，在定边西街租赁一间房子，挂上"同德公义学"和"金城画社"两个招牌。以教书和油漆画匠为掩护，来往于安边、定边、盐池等县，出入于官绅衙门、地主厅堂、机关学校，随时了解各界情况，向党组织负责人李临民汇报。

此期间，他们策动86师的任和亭团、段有安旅的高双成营先后起义，投奔红军。这时，三边的党组织非常活跃，党的干部来往很多。一次刘鸿飞(刘澜涛)刚到定边，就被敌人察觉。李志恒得到消息后，马上报告丁子奇。刘鸿飞连夜跳城墙脱险。谢子长、刘志丹以及高岗、刘昆山、高明礼也经常出入于三边，搞兵运工作。李志恒负责掩护联络，并协助了解敌情。

1935年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驻在定边县的吴起镇。在红28军攻克定边后，红26军进驻定边县。高岗指示李志恒与赵统儒一起到红26军政治部帮助工作。他们画漫画，作宣传，痛斥蒋介石对日军入侵不抵抗专打内战的罪行，宣传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

1936年7月间，中央机关全部移驻定边县。定边是个穷县，物资匮乏，一下子涌进这么多部队、机关，供给成了当务之急。由于当地地主恶霸逃亡时，将店铺中的货物席卷一空，市场上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贾拓夫到定边专门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经高岗指令，把李志恒从红26军政治部调出来，任定边市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市委书记，还兼定边抗日救国会主席。首要任务是解决红军及中央机关的供给问题。李志恒受命后，首先将定边城关的大小商店的店员们组织起来，接着又把业主召集来开会，动员他们把存货拿出来卖给红军。但商贩们拒绝流通苏维埃发行的布币。经李志恒请示中央经济部毛泽民部长，改用银洋购买。这样，商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纷纷四出采购货物，大批货物源源不断地涌入定边，缓解了红军急需。但没有多久，安边"剿匪司令"张子英为破坏边区的贸易，派兵四处拦截、抢劫商人货物、银钱，弄得商人们不敢外出，堵塞了货物的来源。

为此，毛泽民部长指示李志恒，让他亲自到敌占区安边县作大商人的工作。李志恒以定边商会会长的身份，冒着危险，到安边县找到了商会会长畅少堂。李志恒一见畅少堂就说:"我是让你们发大财的。"畅说:"有什么财可发?"李说:"从南方来的红军带有许多金条、元宝、大烟土和珍珠玉器，急于换粮食、布匹、药品、文具和纸张，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几句话把畅少堂说动了心。因此事不买通张子英恐怕难办，于是畅亲自到张子英家游说，张子英一听有大财可发，便让畅少堂把李志恒找来，亲自盘问。李志恒又把红军从南方带来的钱财情况地说了一遍。在发财欲的驱使下，张子英派亲信副官随李志恒到红军驻地。几经交涉，终于大批红军急需的货物通过张子英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到红军供给部长的手里。为此，李志恒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志恒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定边县议会副议长。1938年调任陕甘宁边区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长。1941年春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参加了整风运动。整风结束后，调边区民政厅第一科任科长。在此期间，他受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之命，设法绘出《陕甘宁边区行政图》。李志恒在既无绘图知识又无资料的情况下，凭着他多年在陕北当画匠跑的地方多，熟悉地理，先绘出了草图，接着又找来开参议会的各县代表一一核实，最后又到八路军总部与军事地图核对校正。几经周折，由他绘制的第一幅《陕甘宁边区行政地图》正式出版发行。为此，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赞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刘澜涛渡河东进，先任晋绥五分区大同县县长，1947年5月调山阴县任县长。此时，山阴县由晋绥、晋察冀两部分干部组成，他以身作则，团结两区干部，共同开展对敌斗争。毛主席及党中央领导到河北路经山阴时，他和县委书记郜志远亲自到广武护送。

1949年南下到临汾，任中共新绛中心县长(辖河津、稷山县)，后又调任定襄县长。

1951年调忻县，先任县长兼法院院长，继任忻州专署副专员。1953年调中央，任重工业部监察局局长，负责筹备五四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并任党委书记。后又在冶金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冶金部监察局和鞍山矿山设计院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

1957年，受屈蒙冤，被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基层劳动。1979年落实政策，彻底平反。

历史贡献

李志恒在参加革命62年中，甘当人民的儒仆，对党和人民呕心沥血，奋斗了一生，为中国革命和解放、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的最大特点是勤劳、俭朴，性格刚毅，宽厚仁慈，晚年还牵挂着由于历史原因而留在老区的亲人和收养的那些孤儿，牵挂着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关心家乡和他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的发展状况。他为人公正，爱憎分明，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是我们终生的楷模。他始终保持和发扬红军战士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关心他人胜过自己，品德高尚，刚正不阿，不向邪恶低头，不向困难让步，身陷逆境而壮志不移，体遭摧残而精神旺盛。他关心国家大事，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病危住院期间，还天天听广播，让人读报，为十三大召开写诗抒怀。

历史评价

李志恒终身好学，五十岁学中文取得大学文凭;七旬以后重登画坛，学习中国画，挥毫泼墨，造诣较深，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