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不处哪个大，北京文物“摸家底”：唤醒沉睡的宝贝

今年伊始，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传来消息，2023年将筹备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计划用3到4年的时间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情况，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总目录，为系统廓清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截至目前，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共进行了三次文物普查和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

“前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而可移动文物的普查是从2012年开始的。”原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解释。资料显示，文物可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可移动文物指的是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

去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出席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时表示，“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7处世界文化遗产，3840处不可移动文物，还有501万件（套）文物藏品。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源，就是讲好文物故事的最好素材。”

简短几个数字，凝聚着几代文物普查人员的成果。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千年古都来说，文物普查可是一件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次“亮家底”两项全国第一

“北京的文物有几个特点：数量多、等级高和覆盖面广。无论从文物总数还是珍贵文物的数量来看，北京都属于全国领先。”北京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哈骏说，“就我自己而言，能够经历一次全过程的可移动文物普查，感到十分幸运，因为有机会接触如此多精美珍贵的文物，几乎每一个大型博物馆的库房我都去过，特别幸福，能学习很多东西。”

2012年底，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当时，市里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和支持，成立了工作专班，累计投入近九千万元，采取了社会招标的方式，最终中国文物信息咨询公司中标，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当时的哈骏，是这项工作的责任处室负责人。

“招标结束后，工作人员就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工作中。由于数据量巨大，需要梳理清洗，任务异常繁重。第一次摸底，我们把朝阳区作为试点，发出了五六千张调查问卷，得到的反馈是一些中央单位、大型博物馆、企业都有文物藏品，最终锁定了文物收藏量较大的200多家重点单位，作为此次普查的重点对象。”

哈骏表示，普查过程中，最辛苦的时候是数据汇总。“5年前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时传一组数据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数据来了，工作组人员就要加班加点清洗入库，还要做细致烦琐的检查工作。在公布普查数据前，甚至连续工作24个小时，确保向社会公布的数据准确。”

经过近4年的摸底，北京晒出了亮眼的成绩：新发现、新认定文物藏品总数2884873件（套），其中文博系统内新发现有1947767件。北京藏的珍贵文物数、新认定文物藏品数均位列全国第一。

一些亮点文物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故宫博物院发现22463件殷墟甲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材、昆虫也分别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国家动物馆被找到。同时，北京还发现了34件《兰亭序》拓本。

哈骏表示，尽管这些新发现的文物让人欣喜，但并非毫无心理准备。“在普查之前，我们也大致了解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曾经对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进行过解读，在调查走访时，了解到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中，参考了马王堆汉墓医书里关于青蒿素使用的记载，进一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首钢工业遗址被纳入第三次文物普查

相比之下，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要早得多。20世纪50年代起，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始，那时普查规模小，不规范，没有留下统计数据。2007年至2011年，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开展了第三次文物普查。那时，北京正值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文物普查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要对过去已经列入的文物进行复核，数据规模大；另一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变化也很大，有拆改、迁移等情况。”时任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的王玉伟说。

数据显示，“三普”中，北京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其中古建筑数量最多，达到1556处，其他还有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219处，复查不可移动文物2621处。

普查过程中，首钢旧址、茅台酒厂、长春一汽制造厂等工业旧址都被登记在案，引发广泛关注。王玉伟介绍，工业遗产、近现代建筑此前也有，但很少。“相比之前，‘三普’的范围和类别都有了很大扩充，基本‘拉开网了’，向着全面保护的方向前进。”

时任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的刘小和表示：“首钢旧址年代比较久远，其保存下来的锅炉等设备，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中国最好的钢铁冶炼技术，所以应该加以保护。与其等这些遗址濒临毁坏或消失后受重视，还不如现在就保护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从2006年4月开始，北京市历时两年多，途经35个乡镇、143个行政村，最终完成了明长城北京段的调查测量工作，共调查长城敌台1510座、烽火台165座。为此次文物普查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的长城总体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

“大家有时双休日也在工作，整理资料到很晚，加班是常态。有时还要下到属地，身处荒郊野外，当天根本回不来。”时隔十余年，王玉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细节。

文物保护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

“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远郊区难点是地形复杂，点比较分散；近郊区的难度是管理单位比较复杂，涉及中央单位、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等。”王玉伟表示，为了顺利完成普查，常常要和不同的单位打交道。

“一些部队属于保密单位，既要符合人家的规定，又要达到普查的要求，这就需要做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有些文物属于个人，你跑到人家家里去调查，要和人家沟通好，讲清文物普查的意义。”他说。

哈骏同样表示，沟通是前期的主要工作。“因为是第一次进行可移动文物普查，不知道文物的分布情况，只能采取‘广撒网、重点收获’的方式，我们几乎把每个街道乡镇以上的单位都筛了一遍。”

“有些单位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文物），只能靠上报，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都不清楚自家有没有，上报起来就很困难。我们要耐心细致地跟人家解释，争取对方最大的支持，才能如期完成工作。”哈骏说。

在大量走访、调查中，王玉伟认识到，有时光讲生硬的政策不行，还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帮助别人解决实际困难。

“比如，有些老房子要修，你告诉人家要按照文物的标准来修，什么都不能动，但人家没那么多钱，这都是实际问题。政府部门能解决的，我们都尽量去帮助，实在承担不起的，列入计划给予支持，还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比如帮助对方解决‘漏雨’问题。”他说。

王玉伟深刻体会到，文物保护中，宣传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下一步就无法推进。“宣传过程中，首先要让别人了解文物普查的意义，其次，要让他知道作为管理使用单位和使用人，需要尽到哪些义务。”

“过去我们总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自己的事，这次普查，我们体会到，文物保护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他说，“在普查中，我们加大了宣传力度，使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化、社会化，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清点可移动文物如同“库房里考古”

在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过程中，文物鉴定是一项难点和重点。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单位的文物藏品一时说不清是仿制品还是真迹，需要逐一甄别。”哈骏表示，然而，有些文保单位成立时间不长，缺少文物鉴定专家，一时间需求上升，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好在局里有很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接触文物比较多，在文物鉴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北京的一个优势所在。”

据了解，可移动文物包括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再加上本身北京文物资源较丰富，工作人员常常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物资料中，开展“心细如发”的工作。

“比如，现代文学馆当时大概有十几万册书籍、报刊、杂志、手稿等，而专家以前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古玩、字画。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我们采取了‘以老带新’的方式，让老同志和新同志一起干，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说起来很简单，看一个人的手稿可能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哈骏表示。

由于文物判定标准的变化，王玉伟同样也面临一些问题。“焦点在于一些碑刻、石构件、构筑物，区别起来有一定难度。比如碑刻，以前的普查中，有些列入不可移动文物，有些列入可移动文物。此次普查过程中，我们明确了标准，已经进入博物馆的，认为是可移动文物，不在此次普查之列。”

“此外，过去的普查比较粗线条，有些文物在平面图中没有标注，一些文物建筑里不是文物的附属建筑也画上去了。这次我们就要求清晰标注出哪些是文物，哪些不是文物，为以后的文物保护规划提供支撑。”他说。

在哈骏看来，普查的过程，其实和考古有点儿像，不过是在库房里的“考古”。“在普查中，我们发现，有些书本甚至几十年都没有整理过，在这个契机下，博物馆逐渐完善了规章制度，将没有做过基础编目的文物梳理出来，重新做了汇编；一些昆虫标本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管，通过此次清点，规范了保存环境和条件。”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博物馆的“平时功夫”，对这次普查助益很大。“大型博物馆一般有一套严格的藏品管理制度，包括征集、入藏、登记、保管等，工作基础好，数据准确，对此次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哈骏介绍，“例如，在国家动物博物馆，一个科、种、目的动物标本就有几百上千件，如果没有平时的数据登记基础，想在短时间清点清楚是不可能的。”

“摸清家底”走出文物“活化”第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深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怎么让文物“活起来”？哈骏觉得，首先要让人们知道文物的存在。“好多文物在仓库里一睡就是几十年，不经过普查，大家根本不知道有，更谈不上利用。这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第一步。”

“文物普查是最基础的工作，家底都不清楚，保护起来难度就很大。”王玉伟说，“在普查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哪些建筑保存情况较好，哪些比较危险，从而尽快制定抢险修缮计划。通过普查，可以将对文物的‘被动性保护’变为‘主动性保护’。”

普查之后，首先要保护文物的安全。“比如，一些碑刻在偏远地区，叫‘田野文物’，如果没有安全问题，我们尽可能采取原址保护的方式；如果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先把它集中保护起来，放在博物馆或者文物保护所，不同的情况下要采取不同措施。”

“一些新的文物，发现以后先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即‘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不能随意拆毁，之后再深入研究文物的价值，依法确定是区县级、省级还是国家级文物。”王玉伟表示，定级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逐级上报，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也可能保存环境改善了，够国宝级标准了，最终被定为国家级文物。”

据了解，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北京还为每个文物发放了“身份证”，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全面、准确的国有可移动文物数据档案和大数据库，进一步健全了文物登录备案机制和文物保护体系。

“有了身份之后，文物的管理、使用和保护就有了数据支撑，今后在对文物进行修复时，也有了依据。”哈骏说，“对于博物馆来说，能够让文物以崭新的面貌进行展览，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作用。”

“以前从来没留过影像资料和相关数据的一些珍贵文物，通过这次普查，既保留了影像数据，又保留了一些特殊信息，如采用三维扫描技术进行扫描，可以制作成各种数字产品。”哈骏表示。

下一步，北京还将在全国可移动文物登录网逐步公布文物数据，逐步公开符合公开条件的一般文物信息，定期公布文物资源总体情况，发挥已登录数据在文博创意产业、智慧博物馆项目、博物馆展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北京地区现存民族文字碑刻保护调查研究工作启动。北京将摸清16区存在的民族语言碑刻“家底”，掌握碑刻文物的保存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立北京民族语言碑刻的基础数据库，制定保护措施。未来两年，专项普查将一直持续，更多数量的碑刻文物将纳入普查和保护范围。

“文物保护最终目的是利用，把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让文物回归大众。”王玉伟强调，“把‘文物放在仓库里关上门’，不放在博物馆里展示，那是一种‘冰冻式保护’，文物的价值没有发挥出来，最终还是要让文物成为激励人们爱国主义情怀、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使它成为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