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朝是哪个代，后周时期，云籍中央官僚群体的衰落原因

关于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衰落的原因,主要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该群体的内部因素。正如朱熹所讲“国初人材,是五代时己生得了”,五代的疆域便注定五代时造就的人才基本都是北方人,尤其燕云、河北诸地更因特殊的时代、自身地理位置与当地传统等因素产生了大批高级文武官僚。

后周政权中便有相当一批燕云籍中央官僚,之后这些人基本都效力于新朝。 追随宋太祖开创宋帝国的诸多励旧中也颇有些燕云籍人士,两者相加,故太祖朝初期的燕云籍中央官僚显盛一时。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批自五代时便进入政坛的人陆续面临一个共同的重要问题：死亡。这是一个既无法解决又无法回避的早必 然终结他们政Z生命的问题。

建隆元年的六位燕云籍中央官僚,除赵逢年龄不可考外,以今天的寿命标准来看,除边归焼年纪稍长外,其他诸位都可算是正值壮年,但考虑 到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远低于现在,所以按照当时的一般情况来看,除去赵普之外的几位都面临一个年龄的问题。乾德四年去职的四人中就有一 半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原因。

御史中丞边归说先于建隆三年告老,拜户 部尚书致仕。后于乾德二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窦则是在建隆元 在当年的冬天就因病去世了,年仅四十三岁。

《宋史窦传》中却并无惜其英年早逝之语。乾德四年时候仍为中央官僚的两位燕云籍人士赵普岁,窦仪则已经岁了,就在这一年冬天窦仪也因病去世了。所以在开宝六年之前,宋初的六位燕云籍中央官僚已经有一半去世,到开宝六年时燕云籍中央官僚只有两位,岁的赵普和岁的扈蒙。

他们一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还分别担任宰相与翰林学士的职务,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他们的长寿,这一年赵普62岁,扈蒙已经岁了。四年后,也就是雍熙三年，已经高龄的扈蒙 因病致仕,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淳化三年(年)七月岁的赵普也在西京去世。关于这一点北宋当朝已有人发相关感慨,“自开运中德光乱华……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服习不怪,甚至右虏而下汉。其间士人及有识者亦 尝怅然,无可奈何”。虽然所感慨的是燕云地区因时光流逝原汉民逐渐消亡导致 风气大变,但亦可知不可能再有大批燕云籍贯人进入北宋中央。

太宗朝晚期的淳化五年对燕云籍中央官僚而言是一个特殊年份,这一年,相当大程度上由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一客观原因导致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成员大换血,没有一位现任的或者曾经出任中央职务的燕云籍，中央官僚进入淳化五年的中央官僚队伍,两张薪新的面孔吕端与张鉴填补了因他们退出而造成的空白。

如此多人的退出与仅仅两人的升迁,两者在人数上形成对比,相 关职务的空缺便由日益强势的其他北方地域人氏担任了。自建隆元年到淳化五年,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共有次去职,其中次是因为疾病死亡等自然因素, 高达,因政Z原因而引发的去职只有次,仅占,两相比较,显然淳 化五年前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规模缩减的主要内部原因在于自然减员。

淳化五年之后，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规模缩减的内部主要原因有所变化,自然减员仍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该群体的后继无人。以淳化五年到天禧四年间的燕云籍中央官僚抽样为例,吕端,出生于年,因“父琦,晋兵部侍郎”而“荫补千牛备身”,后周时已“换著作佐郎、直史馆”,宋太祖继位迁太常丞、知浚仪县,同判定州,之后宦海沉浮,淳化四年(被擢为参知政事, 时年岁,至道元年拜相时已经岁,虽然其进入核心中央官僚之列是在淳化五年之后,但无论就其年龄还是仕宦经历,都不能称为新生力量。

毕士安,生于公元年,乾德四年举进士,“郊帅杨廷璋辟幕府,掌书奏。”太平兴国初,为大理寺丞,领三门发运事。之后屡有沉浮,淳化二年被召入翰林 为学士,淳化三年“以疾请外,改右谏议大夫、知颍州”。

随后,真宗以寿王为开封府尹,召其为判官,“及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迁给事中。登位,命权知开 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咸平初,辞府职,拜礼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故咸平元年毕氏以翰林学士之职成为被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年毕士安已经岁了,与吕端一样不能被视为新生力量。因此就年龄而言,有可能延续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的就只有夏侯桥、张鉴和马知节了。

咸平元年的枢密副使夏侯桥只有岁,他自真宗为襄王时他就追随其左右 直到真宗继位,数月后被擢为枢密副使,此后不断被委以重任,“真宗尤爱重之, 多所询访,每以善人目之”,但景德元年五月夏侯氏在崇政殿暴中风弦,真宗“亟诏取金丹,上尊酒馆之,肩舆还第,遣内侍召外内名医诊视。”但他还是当晚便 病亡,享年七十二。

《宋史夏侯桥传》称其“好读庄、老书,淳厚谨慎……素 好道,留意养生,少疾”,因此他的暴亡颇有些出人意料。之后数月毕士安拜相, 史称毕氏抚坐叹曰：“使夏侯君在,吾岂先据此位！”如果说夏侯桥的去世纯属意外,那么张鉴的迅速去职则纯粹是政Z因素了。

生于公元年的张鉴以父荫补供奉官,太平兴国三年擢进士第,雍熙年间判三司度支、凭由催欠司,真宗即位后“迁给事中、使如故。”淳化五年的张鉴 ,与吕端和岁的毕士安相比,是名副其实的年轻人,新生代。

咸平元年的张鉴也不过刚岁,就年龄而言可看做延续燕云籍中央官僚的希望,但第二年的人事大变动中却被调到偏远的广州,即“咸平初,改工部侍郎、出知广州”。其被调离原因,史料中并不见记载,但考虑到咸平元年的频繁人事变动，基本都发生于十月而张鉴的离职是年初,因此推测有可能是因为张氏个人的原因而导致。这次调离之后,张鉴再也没回到京师任职,直到景德元年离世。

中央官僚中的燕云籍人士只剩下马知节一人，马知节,其父马全义为太祖朝悍将,三十八岁因病去世,马知节七岁而孤,太宗时以荫补供 奉官,之后屡经战事,景德三年(年)二月拜东上阁门使、枢密都承旨, 擢拜签书枢密院事,时年四十一岁。

澶渊之盟后进宣徽北院使,加兼枢密副使。后因与枢密使王钦若对立,于大中祥符七年,出为颍州防御使、知滿州。天禧元 年九月,自颍州防御使、知天雄军加检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之后 不久,即天構二年闰四月,马知节即“以疾乞罢,除彰德军留后、知贝州兼部署”,天禧三年(马知节在任所去世,年六十五。

随着马氏的离世 真宗朝的中央官僚群体中再未出现过燕云籍人士。而这一局面显然与燕云地区的 所属问题有直接关系。据马知节的神道碑记载“太祖定天下……当是时,云中已 为契丹所得,故马氏又徙浚仪,今开封府祥符也。

”但同在太祖朝,宋太祖曾应关南百姓之请,命时为率更令的徐钱撰文《李公德政碑》并刻碑留在当地,其文称“公名汉超,其先跪西人,因官移籍,今为云中人也”虽然徐钱为南国降臣, 可能对太祖朝将领情况不够了解。

但既然此事为官方行为,且刊刻于世,则必然不会在碑主籍贯的问题上有失误,再联系马知节也被认为是云中人,可知在太祖时代人们还习惯于对来自燕云地区的人称其籍贯,换言之,此时北宋朝廷的燕云籍中央官僚已经是最后一批。

在相对自由时代进入中原政权的人,此后燕云地区的人基本不可能再到北宋朝廷为官,这些人要么羁留燕云地区无法进入中原,要么 已经从燕云地区迁出,如马知节一家落籍当地。另有仁宗天圣八年举进士的田况, 后累官三司使、枢密使。其本为冀州信都人,河北失陷后,徙居开封。

通过上述分析,能称得上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生力军的显然只有生于公元953 年的夏侯桥、生于公元957年的张鉴和生于公元955年的马知节,但夏侯桥 52岁便离世,张鉴仕途不顺,唯有马知节虽屡有沉浮却得以经常栖身中央官僚 群体之列。

马知节一个人与此前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的显盛形成强烈对比。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淳化之后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尤其燕云籍中央官僚新生代竞争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北方其他地区的不断壮大。

北方部分地区,如河东地区、河北地区等地在政Z方面具有一些与燕云地区 类似的传统优势,只是不如燕云地区明显,随着宋王朝的建立、统一的逐步完成以及局势的逐渐稳定,这些地区的政Z优势也逐步凸显。

由于具有强大地理优势而在政Z上迅速发展的开封地区，与这些地区一起形成新兴的政Z力量,这股力量 在太祖朝时候就已经有所展现,只是当时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势头正盛,所以出 现了表中所显示的结果：

建隆元年燕云籍中央官僚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乾德四年与河北地区列第一,幵宝六年与幵封地区并列第一。这种冲击在太宗朝影响尤其明显。太宗天平兴国元年,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中央官僚共计人,其中来自燕云地区人,此年份中燕云地区则第一次下降为第三名。

尤其与燕云地区并列的还有其他诸地区。淳化五年中央官僚共计人,其中来自燕云地区仅人。从太祖朝的位列 第一,并列第一到太宗朝的第二、多个地区并列第三、最后成为第四名,北方诸 地区对其冲击可略见一二。

第三个因素是来自南方人的冲击。总体而言,该因素不是造成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衰落重要原因,因为该因素发生作用基本是在真宗朝时期,此时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已经呈现式微态势,而且南方人全面崛起所造成的冲击固然对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产生影响,但受影响更多的还是后来居上的北方其他地区。

以上是对诸因素作用的抽象分析,事实上除新陈代谢这一自然因素外,其他导致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衰落的诸因素最终都作用于升迁途径。

宋真宗于至道三年三月癸巳继位,即位之初的人事变动中相关的主要有：

夏四月癸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吕端加右仆射。五月甲戌,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昌龄责授忠武行军司马。月,以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为集贤院学士。月己亥,以镇海军节度使曹彬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赵铭为寿州观察使,同知枢密院事李惟清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向敏中、给事中夏侯桥并为枢密副使。

总体而言,真宗继位第一年的人事变动不算激烈,表面来看还是比较平静的, 但这种平静并非是真宗的真实意愿,而是其不得已而采取的隐忍政策,因为此时他首要的事情是稳固皇位。

淳化五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身为太宗第三子的赵元侃会在日后继承大统,看起来他也确实没什么资格,既非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只是因为太宗长子赵元佐发疯,次子赵元佑暴死才轮到排行第三 的他继位。

但是据《长编》相关记事来看,宋真宗继位之初仍然面临诸多威胁, 后宫与朝廷中都有反对力量,帝位并不稳固,所以仍需隐忍,其当务之急是采取 措施稳固皇位。

甫继位的至道元年夏四月乙未,对朝中文武有所分封‘‘中外群臣进秩一等” 但这不过是循例而已,真正有实际意义,能表明新皇政Z意向的举措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吕端加右仆射。就分封对象而言这次分封主要针对三类人。

第一类是皇亲国戚；皇弟元份、元杰、元惺、元偁、元侄惟吉为宗室皇亲；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等不仅均为驸马而且本身就出自功励世家,这些为皇亲；对上述人群分封的政Z目的一目了然,所封大多是位高荣耀却无实际职事的荣誉性头衔。

第二类是太宗与真宗的潜邸旧人；太宗朝潜邸旧人有傅潜、王超、李继隆、高琼和赵锫。这些人都是长期跟随太宗,深得其信任的潜邸旧人,所以才会在太宗时代担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等关乎京城尤其皇城宿卫之事的殿前司诸职。

真宗继位后各人的具体状况为,傅潜“真宗即位,领忠武军节度,数月召还。”王超真宗嗣位,以翊戴功, 加检校太傅、领天平军节度。”李继隆“真宗即位,改领镇安军节度、检校太傅。逾月召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解兵柄归本镇”高琼“真宗即位,加彰信军节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复为并代都部署。”

赵铭“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检校 太傅”基本上解除了各人在殿前司的职权,属于明升暗降。太宗朝潜邸旧人为帝师李至和李坑,两人同时并参知政事,可直接参与政事,显然是真宗对自己势 力的着力培植。

第三类比较特殊,其实只有现任宰相吕端一人,其封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 书、平章事吕端加右仆射”,此时的右仆射只是增加荣誉的象征性头衔,对其实 际权力并无实质增长。吕端已经为百官之首,就其实际权力来说已经不可能在皇权许可的范围内增长。据《长编》所记,吕端对真宗有传递消息,拥立之功。

然后就本次人事变动相关职务进行分析,主要也是三类。第一是虚职或者荣 誉头衔,得到这类封赏的是宗室皇亲与吕端；第二是军职,与这类职务相关的主要是涉及京师与皇城保卫工作的殿前司诸人,全部为太宗的潜邸旧人,被解去职 务,到地方领诸军节度使；

第三就是真正涉及朝堂政Z的实职,只有真宗的老师 李至和李坑获益,双双进位参知政事。

通过对分封对象与相关职务的分析可以看出,宋真宗这次分封的主要目的如下,首先要安稳人心,笼络皇室宗亲与朝中最得力的大臣,获取这些人的支持；其次建立安全的环境,将皇城与京师的保卫力量控制在手中,殿前司诸人最有条件上下其手,发起或参与政Z变动,所以大量解除原有将领；最后,培植自己嫡系力量。

在这场人事变动中大部分人是利益获得者,似乎皆大欢喜,但我们必须看到两点,第一对于有拥立之功的宰相吕端,真宗似乎有些吝啬；第二,真宗的个人新势力似乎太少,不太符合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政Z惯例。

虽然宋真宗是北宋第一位正常继位的皇帝,但其继位之初仍然面 临诸多威胁,帝位并不稳固,所以仍需隐忍。直到一年后,也就是其继位的第二年,改元咸平之后,局势初稳,他才开始对朝中政Z力量分布进行重新布局,也因为如此,咸平元年的人事变动才会如此之多。

咸平元年的主要人事变动为：十月戊子张齐贤自守户部尚书、知安州加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坑自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本官阶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十月戊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端以太子太保免。

十月己丑,向敏中自枢密副使加兵部侍郎,除参知政事,杨砺自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浩加工部 侍郎,宋堤自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加给事中,并迁枢密副使。十月戊子,李至自工 部尚书、参知政事以检校太傅、武胜军节度使免。

乙丑,温仲舒自吏部侍郎、参知政事以礼部尚书免。夏侯桥自枢密副使以户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兼秘书监、翰林学士免。‘

考察上述诸人的升迁过程,其主要升迁因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别：以李坑 为代表的真宗潜邸旧人群体。该群体主要由两类人构成,其一是真宗为亲王（韩王、襄王、寿王)及太子时的王府及东宫属官,其中包括没有官位但服侍于王府 和东宫的人。

其二是开封府的职官。该群体升迁的主要因素是凭借其真宗旧随身份。真宗继位之初因该身份得以升迁到中央官僚的就有李坑、李至、夏侯桥、毕 士安、梁周翰、杨砺等人。

李坑与李至以真宗老师身份而首获擢升,“至道初,真宗初正储位,以至与 李坑并兼宾客,诏太子事以师傅礼。真宗每见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当礼…… 真宗即位,拜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李坑不但一同升为参知政事更在第二年十月 自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本官价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

夏侯桥自真宗为襄王时就追随其左右,真宗为开封府尹,夏侯桥兼推官,加 司封员外郎,真宗朝因皇帝旧随身份而得以重用的文武官员不少，其事实上,该因素在太祖太宗时代也是官员升 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在仁宗时代亦如是。

一般而言北宋初期各朝皇帝的潜邸旧人多为北方人,尤其太祖和太宗,他们出于草莽,发迹民间,所结交的几乎都是北人。

到太宗诸子出阁时,其属官都由太宗从朝官中精心挑选为诸王指定,而太 宗时候朝官中已经开始有一些南人,所以从真宗时代开始,潜邸旧人中开始有南方人出现。而真宗朝是南人全面堀起的时代,朝廷中来自南方的中央官僚更多, 所以仁宗的潜邸旧人中南人相应有所增加是正常的。

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说太祖和太宗的时代,由于现实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多重作用,凭借旧人身份挤 身中央官僚之列的几乎都是北方人,以至于这似乎成为北方人在中央晋升的一个 传统优势。

然而随着版图的不断扩大,南方人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源源不 断的进入中央,北方人在此方面的传统优势被打破了。

太祖与太宗时代的潜邸旧人年纪轻而且以武职居多,相比之下真宗时代的潜邸旧臣年纪明显老化而且以文臣为主。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当时已经度过了王朝的开创时期,不再需要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军人冲锋陷阵,崇文气氛下的守成时代需要的是稳重老练的文人。

所以此时的社会与政Z氛围已经决定,此升迁途径中占据传统优势的北方人, 尤其典型的北方人—燕云籍群体势必衰落,而南方人却渐渐占据上风,但让南方人大显身手的还不是这个升迁因素,而是科举。

咸平元年得以升迁的众人中还有一个重要类别,就是凭借自身才干得到当权当政者赏识而得以升迁的众人。虽然在中央官僚的升迁中有很多非制度化的人为因素,但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还是需要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才干之士,因此以自身才华为基础,得当权当政者赏识而平步青云者不乏其人。

经过太宗朝的发展到真宗朝时候,科举出身基本已经成为官员晋身中央官僚的必备条件之一,凭借自身才干得到赏识高升的基本都出于此途径,这几乎是当时南人唯一晋身途径,如林特般并无出身且为降臣的非常少见。

与太祖太宗两朝比较而言,真宗朝升迁途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升迁因素的增减,如科举出身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越加重要的升迁条件,在太祖朝,科举出身的高级中央官僚并不多,而且这也不被视为必要的升迁因素。

太宗朝时候开始重视科举,个别人通过科举高中迅速升迁,典型代表如吕蒙正和 苏易简；二是仍然得以保留的诸升迁因素排名发生较大变化,如在太祖朝初期曾经非常重要的前朝旧臣因素,在太宗朝就几乎不起作用,甚至可能起到负面作用, 但在真宗朝,情况比太宗朝略有好转。当然这与不同时代的政Z背景密切相关。

在这些变化中燕云籍人士的传统优势无法施展,而短处却暴露无遗。这一点在马 知节成为燕云籍中央官僚最后一人这一点上就可略见一斑。燕云籍人士凭借地 理、文化和传统的优势主要通过前朝显贵、潜邸旧人、自身才干等因素升迁,在新时期前朝显贵已经不是升迁的重要因素。

随着版图的扩大等因素潜邸旧人也逐不再是北方人的专利。至于自身才干,随着时代变换,需要的才干也发生了变 化,太祖太宗时代是帝国的开创时期,需要的是实干型、军事型、开拓性人才, 这些正是北方人、尤其燕云地区的文化传统所在,自太宗朝中期以来举国上下热 衷文才,善于文章辞赋者才被视为有才,这正是燕云地区文化之不擅长者。在此背景下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的衰落也就似乎顺理成章了。

其实不仅燕云地区面临上述种种问题,其他北方地区也多多少少面临类似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北方一 些地区具有与燕云地区类似的传统,只是不如其明显,所以北宋初期时候来自燕 云地区的中央官僚显盛一时,随后这些地区也紧跟上来,在中央官僚总数上太祖乾德四年与之并列第一的是河北西路,开宝六年与之并列第一的是开封地区。

当传统升迁途径日益狭窄时,这些地方也受到的一定冲击,只是不如燕云地区明显, 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到仁宗朝时候这些地区所受冲击日益严重,亦陷入窘境。

三个朝代均发挥较大作用的升迁途径也有两个,一是潜邸旧人；二是自身才 干。关于两者发挥作用过程中的变化前文已述,正是因为存在相对稳定的升迁途 径,包括燕云籍人士在内的广大北方人才能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央。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导致了真宗朝之后燕云地区人士入仕北宋的绝迹,即燕云地区的所属问题。宋人对燕云地区的态度在宋初三朝有明显变化。太祖虽未将燕云地区全部收复,但其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

建隆初年就设立封桩库,以为日后征讨燕云之军费。尤其“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 攻取耳”之语,可谓其对收复燕云决心之最好证明。开宝九年众大臣请 上一统太平皇帝尊号,太祖叹曰幽燕未定,何谓一统？”太宗起初也持同样想法,所以先后于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发动对辽战争,意图收复燕云地区,但均以失败告终。

此即高梁河之战与雍熙北伐。这两次战役的失败不仅使北宋在人力物力方面大伤元气,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在宋辽关系中辽占据了心理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宋的对辽政策从主动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守。

真宗咸平年间,辽屡次侵扰边境,双方战争互有胜负,辽并未占据太大优势。景德元年双方签订《澶渊之盟》,自此宋辽关系进入百年无事的和平时期。

盟书称“所 有两地城池,并可依旧存守”等于承认了双方边境的既成事实,这对于燕云地区民众的去向是至关重要的。自此他们就属于辽政权管辖。这也是真宗朝之后再未有燕云籍中央官僚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合上述各章节,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从宋太祖朝到宋太宗朝,再到宋真宗朝,三个朝代里经历了全盛、显盛、平稳发展、初显衰落、全面式微、最后消亡的过程。

不同时段里造成其人员减少、规模缩小的原因不同。太祖朝时候规模缩小的首要因素是年老致仕、生病死亡等自然原因,其次是北方其他地区的发展；太宗朝淳化五年之前的首要原因是北方其他地区的兴盛,其次是燕云地区的内部原因,一方面仍然存在自然减员。

一方面后继乏人,新生力量不够充分；太宗淳化五年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规模缩减的首要原因是其他北方地区的全面兴盛,其次是南方人的堀起；自大中祥符之后燕云籍中央官僚群体陷于全面式微,外有南人的全面兴起,内则前辈自然减员殆尽,继而后继乏人, 后来者缺乏竞争力。到天禧年间该集团终于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