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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51期,原文标题《人间椅子:权力、身份与情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注重营造高品质的生活。人们对设计的追求往往是从家具开始的。而一把设计师椅子是很多人入门之选。椅子当之无愧是与设计勾连最紧密的家具。一部椅子的设计史,几乎就是工业设计具体而微的缩影。人们在椅子上倾注如此多的心血,是因为椅子绝非仅仅满足某种功能的产品,它是关于人的故事。
主笔/徐菁菁
椅子是历史的见证者。1960年,**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竞选电视辩论,肯尼迪和尼克松坐的是瓦格纳设计的圈椅
不只是家具
作为家具博主,新家的装修对于苗露来说自然意义非常。如果要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工程提炼一个灵魂,那么,它是一把椅子。在苗露长长的椅子名单上,闪耀着一连串20世纪设计巨匠的名字。“乔迁之后,一定要买一把他们的名作来镇宅。”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这么想。
今年4月,苗露参观了法国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巴黎的住宅。柯布西耶所用的家具大多是包豪斯时期的产物。苗露被那种朴素而生动的美感击中了。最后她选择了一把D42魏森霍夫扶手椅(D42 Weissenhof Armchair)。白亮坚冷的钢管弯曲成简洁的悬臂椅架构,温柔的米色藤条编织成舒适的靠背和坐垫,这是包豪斯设计巨匠路德维西·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927年的创造。
苗露把这镇宅之椅放在客厅主沙发的一侧,靠着维纳·潘通(Verner Panton)设计的二手杂志架。有时候,享受椅子的是苗露自己,她喜欢盘腿坐在上面。有时候,她的猫会占据这方小小的领地。两种情形,都恰到好处。
选择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是一场仪式。审美品位包裹着外人无从猜想的私密内心。“椅子不像家具,更像是建筑,它很独立,很完整,它不需要搭配。它有自己的个性,又很稳定,它有很强的自洽性,它是能够拟人化的。”苗露说,她是一个特别害怕孤独的人。从小,她讳谈死亡,这一终极的孤独会吓得她睡不着觉。她无数次想象,自己应以何种姿态面对那个时刻。至少,此刻的答案是:“坐在一把喜爱的椅子上,手抱金猫的安详状态。”一把椅子的拥抱和陪伴,“是的,这听上去很扯,但人到中年,总会痴迷上一些东西,不唾手可得,也不遥遥无期,这大概是所谓‘爱好’,用来和一些不可抗力和解”。
人们总在试图赋予物品额外的价值和意义,但很少有物件获得的意义能够和椅子媲美:椅腿、椅背、搭脑,我们用人体部位的名字来为它的各个构件命名;它属于我们,又独立于我们;我们依靠它,躲藏在它的怀抱里,甚至直接默认它为人类的分身或映射。
荒诞派戏剧之父尤金·尤涅斯库(Eugene Ionesco)写过一出代表作《椅子》。孤独居住的老年夫妇要开一个讨论人生真谛的演说会。两人喋喋不休地说着,倾诉对象却只有椅子。越来越多的椅子占据了舞台,原本处在中心的演员则被挤到了边缘。尤涅斯库说,这出戏的主题不是老人,不是人生的挫折,而是椅子本身。他在用“椅子”展示信仰缺失的情境下,现代人狂躁不安、精神无所归依的生存状态。去年,英国艺术家尼格尔·罗尔夫(Nigel Rolfe)来北京待了五天,做了四场行为艺术表演。这些表演几乎都用到了椅子。其中的一场,罗尔夫在美术馆的花园里,放火烧了把椅子。有评论说:“罗尔夫烧了那把中式扶手椅,看到火熄灭之后那伫立在冷风中的椅子残骸,仿佛看到经历各种病痛、垂垂老矣的自己。”
人与椅如此之密切,为何椅子享有这样的“殊荣”?用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前校长约里奥·索塔玛(Yrjo Sotamaa)教授的话说,座椅并非是仅仅满足某种功能的产品,“椅子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
201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英国华人社团为女王敬献的礼物是一尊珐琅御座。这把传统造型的欧式座椅主体骨架为铜胎掐丝珐琅,点缀着手工掐出的万朵铜花,历时近5个月反复焙烧,使用200克黄金鎏金。女王特别代表皇家菲尔德勋爵在接收仪式致辞中说,御座精美绝伦,涵义深远,将被收藏于白金汉宫。用椅子为王权献礼,妥帖得当。
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坐在一把王座上。在人类文明史上,椅子曾经是权力的代名词
在人类文明里,椅子生而是权力的代言人。这种家具起源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一带。1924年,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在“王陵之谷”被发现,他的墓中有一件宝座,通体贴有金箔,脚部雕刻成狮足形,扶手上装饰着飞翼、神蛇和王冠。椅背上,白银、方解石、琉璃等材料描绘出国王生前的生活场景,王后正在给坐在宝座上的国王涂抹圣油,天空中太阳神光芒四射。在古罗马,几种典型的椅子只限于规定人群使用:高官座椅(Sella Curulis)归官员们,主教椅(Cathedra)归主教。在共和时期的罗马,一个家庭就餐时要遵循这样的安排:父亲斜躺在长床上等着仆人伺候,母亲坐在父亲旁的一把椅子上,儿童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仆人坐的也是凳子,而且是另外的一张桌子旁。不同的坐具显示出男女、长幼、主仆之间明确的尊卑差别。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威巴·克里根-里德(Vybarr Cregan-Reid)写过一本讲人类生活变迁的书《重大改变》(Primate Change)。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圣经》和3万行长的《荷马史诗》中都找不到“椅子”一词。写于1599年的戏剧《哈姆雷特》中也没有。但到了19世纪中期,情况完全变了。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椅子一词出现了187次。这意味着,人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改变。
威巴·克里根-里德发现的现象不难解释。12世纪至15世纪,即使在极其豪华的住宅中,也很少有两把以上的椅子,能够享用它的只有主人或重要来宾。在当时流行的哥特式设计里,坐椅采用垂直线条,座面下封闭成箱形,座面装有铰链,好比一个带盖的箱子,靠背较高,采用嵌板结构。高椅背强调椅子在空间中的体量感,目的就是让坐在椅子上的人显得威严。这种高背椅常放在大厅正面的高台上,有时上部还装有顶盖,同样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接下来的300年,椅子开始丰富起来。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留下了许多巴洛克风格的椅子,它们大多由山毛榉和橡木制成。木质部位饰以繁多的雕刻并涂金处理,宽大的座面和高高的靠背用带有大型花纹的织锦或天鹅绒包面。到了18世纪路易十五时代,洛可可风盛行,椅子开始变得纤细、轻巧,仿若妇女的体态。它们的色彩娇艳,线脚多用金色,通身雕刻着千变万化舒展着、纠缠着的草叶,还有蚌壳、蔷薇和棕榈。很显然,这些椅子造价不菲,它们不一定勾连某种具体的地位和身份,但都是权势和财富阶层的附属物。
东方的情形大同小异。在高古时期,中国人崇尚席地而坐,在现代汉语中留下了“席间”“一席之地”等词语。游牧民族的用具“马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融入到中国原有的家具系统中,在宋朝成为了—种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具。后世的人们读《水浒》,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哪位绿林好汉坐上了第几把交椅。交椅就起源于马扎,在行军打仗、打猎时供地位高者使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春游晚归图》里,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回府,前后簇拥着10位侍从,其中一位专门为他扛着一把交椅。到明清两代,中国椅子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系统,服务于礼教文化。官帽椅的椅背与座面多呈直角关系,坐椅子的人只能保持正襟端坐。统治者如果希望被尊敬,便要学习接受这种威严的代价。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还亲自设计了一张高椅背、矮坐垫的西式座椅“九龙宝座”放进太和殿,把清政府留存下来的龙椅置换了。
2018年,英国艺术家尼格尔·罗尔夫来北京进行了四场行为艺术表演,椅子是他的重要道具
摄影师迈克尔·沃尔夫拍摄了摄影集《坐在中国》,用椅子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凡·高的椅子
**人类学家戈登·休斯(Gordon W. Hewes)曾经研究了不同文化里超过100种的常见坐姿,三分之二以上都和椅子没关系。坐在椅子上阅读的你可能要问:如果没有椅子,人们如何休息、吃饭,做案头工作?别忘了,蹲着吃饭、蹲着聊天、蹲着等公交车——中国蹲的流行不过刚过去几十年。在今天的日本,住在传统民居里的人们依然盘腿坐在地板上或是跪着吃饭。阿拉伯人习惯盘腿书写,既不需要椅子,也不需要桌子。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想让他们的印度工人从地上挪到椅子上工作,还需要用强迫和命令的手段。
“坐在椅子上”作为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文明传播的结果。到了19世纪末,随着打字机、电报的发明,以及用电的进一步推广,第二次技术革命推进,劳动力市场开始发生变化。办公室文员成为这一时期后半段增长最快的新工作岗位。1851年英国人口普查显示,只有不到4.4万人在做行政工作。仅过了20年,在办公室坐班的人就变成9.1万人,是原来的两倍多。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办公室坐班。而且在整个20世纪期间,还出现了一系列坐着进行的活动,与我们新的工作模式相匹配。19世纪时,读小说变得大受欢迎——随着电影院、收音机、电视机的诞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坐着的活动。“人类世”需要椅子来完成上述所有的“活动”。1895年7月,玛丽娅·斯可罗多夫斯卡(Maria Sklodowska)与巴黎的大学老师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结婚。玛丽娅的信条是:“我永远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于是,居里夫妇的客厅空空荡荡,只放了两把椅子,一人一把。
脱离权力和财富的定义,进入大众生活,获得“自由”的椅子,价值和意义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更为丰富。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王座
在公共层面上,椅子可以是观察社会变迁的工具。艺术家、摄影师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曾说自己是一个“拿着相机的都市人类学家”。2002年,他出版过一本摄影集《坐在中国》(Sitting in China)。1996年他来到北京,在胡同里溜达的时候注意到一类特殊的椅子:有些用残破的椅子改造而成,有些就地取材,用木头、石头、砖头、电线和破布搭成。这些椅子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正经历“下岗潮”,失去工作的人们突然多出许多空闲时间,白天就坐在这样的椅子上聊天、打牌。后来,迈克尔·沃尔夫再到北京来,发现类似的椅子越来越少见了。他说:“随着闲散生活的结束,它们都被清理掉了。”
在私人层面,椅子和个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了。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说,身体是现代人的“最后退隐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稳定的、强大的文化体系中,身体总体上是一种需要控制和约束的对象。而在现代社会,身体成了消费主义文化体现个体关怀的重要媒介之一。消费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衍生,主张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体,要充分地关怀和满足身体的欲望,充分地发掘和推崇身体对于自我的积极意义。身体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创设的一种新的意义,我们从中感受自我、表现自我。
还有什么家具比椅子和身体的关系更为亲近呢?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但很可能,你我在椅子上消磨的时间更多。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有篇短篇小说叫《人间椅子》。一位贫穷、丑陋、卑微,但是手艺精湛的工匠每做完一把椅子就会想象谁会是它的主人。出于好奇,他突发奇想,躲进了一把奢华的沙发椅,变成了椅子的一部分。这把椅子最初被放在酒店的大堂。工匠因此揣摩过无数人的身体:“人类与平日肉眼所见完全不同,是一种奇妙的生物。他们不过是声音、鼻息、脚步声、衣物摩擦声及几个浑圆富于弹力的肉块罢了。”“就算身材再相似,人和人也必定有所差异。”
而相比床,椅子必定有更多的精神性。用日本设计师黑川雅之的话说,坐、卧、行走是人的三种基本状态,分别用来冥想和思索,迎接生死和参与社会活动,“坐忘是首诗,要用身体去聆听”。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间椅子》里,女作家买下了藏有工匠的椅子。在她的书斋里,除了用餐和就寝外,她与他朝夕相处,完成创作,以至于使工匠产生了爱情。
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19世纪末,逐渐开始有艺术家尝试把椅子形象融入艺术作品中。凡·高在1888年创作了两幅以椅子为主体的油画作品:《凡·高的椅子》和《高更的扶手椅》。这一年,凡·高和高更在法国南方的阿尔乐市一起创作了几个月。然而,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差异较大,关系不断恶化。凡·高曾说:“我相信高更对美丽的阿尔乐市没有信心,对我们一起居住的小黄房子没有信心,尤其是对我没有信心。”在画作里,凡·高的椅子侧向右面,高更的椅子侧向左面,当人们把两张画放在一起时,就仿佛看到了两个人在对谈或者争论。
凡·高的画作《凡·高的椅子》
画面上,凡·高的椅子放置在白天的自然光线下,而高更的椅子则放置在夜晚的人造光线中。凡·高的椅子质朴简单,坐垫是黄色稻草做成的,上面有一支烟斗。椅子被放置在红色的方块地板砖上,靠近墙壁。地板上还有一只木箱露出一角,里面放着几只洋葱。细心的观画者不难想到,这把椅子的主人是个普通的人,过着朴素的生活,有简单的嗜好。而高更的椅子呢?这把红色的座椅有精心制作的曲线造型,椅面上是舒适的绿色坐垫。椅子上放置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和两本浅色封面的书。在这个房间里,地板上铺着饰满金色花纹的红色地毯。墙壁上的蜡烛发出黄色的光,映照在绿色的墙壁上。不难想象,椅子的主人浪漫、优雅,生活条件舒适、安逸。但事实上,高更一生拮据。当他孤身一人来到阿尔乐与凡·高一起创作时,凡·高的弟弟西奥(Theo)不得不为他支付旅行费用和生活费用。凡·高用两把椅子展现了两位画家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这两幅画完成后不久,两人的友谊即告终结。
社会学家、《公共人的衰落》的作者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说,18世纪,欧洲贵族阶级无论男性女性都喜欢穿精心制作的服装,化很浓的妆,戴浮华的假发。这种时尚的目的,并不是试图表现人的个性,而是要将穿着者的身体固定在某个位置上,表达一个人在社会上恰当的身份。而今天,我们选择一件衣服,更想通过它去回答: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椅子同样如此。某种意义上,椅子可能比衣服更能说明问题——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件衣服,而购买椅子的机会却不多,更需要费尽思量——那张椅子的面料一定要让皮肤觉得最亲和,色彩让人觉得最悦目,安顿身体的方式让人相信最像真实的自己。
而且,衣服有更多的公共展示目的,处于家庭中的椅子则是私密的,更接近于自我剖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得知有人斥资13万元,为新家买下了一把芬兰设计师芬·居尔(Finn Juhl)的酋长椅。我想让他谈谈这背后的故事,不幸被拒绝了。但他的理由让我欣然接受:“这是件很私人的事情。”
凡·高的画作《高更的椅子》
祖父的椅子
几年前,我听过日本设计师青山周平的一段演讲,其中有一个细节触动了我。大意是,他每次回到在日本的父母家,坐在自己儿时用过的书桌前面,看着上面留下的使用痕迹,觉得这就是家的感觉。而漂泊在异乡的旅客,暂居的房子里一切都是新的,没有承载追忆的吉光片羽。
这句话让我产生了不小的遗憾和失落,那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绝大多数家具都是上一位主人留下的。在那之后,我开始逐步换掉了其中的一些。我期望替代品们能够足够结实,记载下这个家庭流过的岁月。但同时,我又感到庆幸和慰藉。因为我有一张小小的木椅,棕黄色的油漆已经斑驳,椅背雕刻了一棵松树,下面有一只老虎经过。那是我的外公——一个东阳木匠——亲手给他的外孙女制作的礼物。去年,在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很快就骄傲地宣布,要把这把椅子从远在南方的父母家扛回北京,转赠给她。
一把来自曾外祖父的椅子,啊,多么合适的礼物!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感慨。后来我发现,并不只有我认为椅子是最适合传承的家具。小说《红字》的作者纳撒尼尔·霍桑写过一本童书《祖父的椅子》。为了让**的孩子们能够理解和记住那些历史上发生的陈年往事和著名人物,霍桑虚构了四个孩子——查理、劳伦斯、克拉拉和小艾丽斯。他们的祖父坐在一把椅子上给他们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也是一把椅子。这把橡木做成的椅子是英国林肯伯爵送给女儿阿贝拉的嫁妆,后来它先后传到了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邓斯特(H-Dunster)、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等名人手里,椅子的主人们都在这把椅子上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什么是椅子?在美食纪录片《贪嘴意大利》里,两个离开意大利50年的大厨安东尼奥·卡卢秋和詹纳罗·康塔多走遍意大利各个大区,他们在旅途中反复追问:意大利人曾经极为看重的大家庭是否还存在?每个家庭里的妈妈、奶奶是否依然掌管着厨房?美食是否还连接着一家人的情感?詹纳罗·康塔多说,一个家庭大餐桌意义非凡,见证了一个家庭所有重要的时刻。“人们在这里哭,坠入爱河,离别,结婚,经历亲人的去世。”
其实,椅子比餐桌更能承载情感。餐桌是公共的,而家庭里总有一些椅子属于某个特殊的人。即使是成套的餐桌椅,我们也习惯于在特定的某一把上就座,把衣服搭在它的上面。久而久之,椅子便足以唤起对一个人的特定记忆与情感。
“从后边看椅子,它就像是父亲的背影。”黑川雅之曾经在书中这样描述他对椅子的感受,“从前边看,它就像是母亲的双膝,仿佛在对我说:‘来,坐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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