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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维克多·佩列文（1962.11.22－），俄罗斯作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获奖无数。以他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在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的剧院上演，好评如潮。法国一家杂志将他评为当代1000名最著名的世界文学活动家之一。

俄罗斯作家维克多·佩列文

中篇小说《黄箭》简介

一大早，主人公安德烈在一辆火车上醒来。车上的乘客日复一日地过着平凡的生活。活着的人为了生计，与列车长勾结，倒卖车上的物资赢利，死去的人给放在叫做杯托的板子上，被人们推出窗外，葬于杂草丛生的路基中。关押着罪犯的车厢门锁紧闭、装载着吉卜赛人的车厢拥挤不堪……富人、穷人、成人、孩子，这辆永不停止的列车，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不知来处，不知归途。

安德烈行走在列车中，所见所闻促使他不断思考，思考着如何从这辆开往废桥的列车脱身，如何从渺茫的生活中脱身。

这是一部后现代主义作品，作家用一种特殊的视角探讨了悲悯人生和必然生死的问题，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小说的写作手法也很特别，开篇第一章的序号是12，以后依次递减，最后一章的序号是0。

黄箭（下）

（俄）维克多·佩列文 译者：郭丽姝

６

安德烈把新来的报纸《道路》打开，翻到中央的折页部分，这里有一个叫做“铁轨和枕木”的专栏，经常刊登一些有趣的文章。一行黑体字占据了页面的整个上半部分：

人类学大观

他让自己坐得舒服些，把报纸对折，认真地读了起来。

“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陪伴着每个人的车轮声，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据科学家统计，各民族语言中约有２万个模仿这一声音的词汇，其中约18000个是死语。这些弃之不用的象声词大多数甚至无法根据少量现存的、又常常无法破译的录音予以复原。这种情况就像保罗·西蒙说的那样，是从未听过的歌声。不过，现存的各种语言中还在使用的象声词无疑也是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有些人类学家甚至把它们当作元语言来研究，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独特的文化暗号，来了解同一车厢的邻居。最长的象声词，是中非卡那比斯高原俾格米人的表达方式，就像这样：

‘乌－库－来－乌－库－拉－拉－喔－白－喔－白－喔－八－喔－八’

最短的象声词是亚马逊上游居民的爆破音‘坡’。下面是世界各国形容车轮声的象声词：

**—‘针摘耳—针摘耳’

波罗的海沿海国家—‘八—度巴—达姆’

波兰—‘班—班’

孟加拉—‘秋克—秋克’

西藏—‘同克—欠’

法国—‘克里卡—克里卡’

中亚说突厥语的各共和国—‘比尔—苏姆’，‘比尔—搜姆’和‘比尔—马那捷’

伊朗—‘阿弗达里—哈拉什’

伊拉克—‘扎拉—伊吉’

蒙古—‘乌兰—达拉伊’（有意思的是，内蒙古模仿车轮的象声词则完全不同，是‘温—盖尔—可汗—可汗’）

阿富汗—‘那克什班吉—那克什班吉’

波斯—‘卡尔那克—捷布坡’

乌克兰—‘特辟克思—达拉鲁赫’

德国—‘弗利里—什拉坡’

日本—‘捷斯嘎—贱’

澳洲土著居民—‘图鲁坡’

高加索山区民族和马斯克人‘达尔兰—比切森’

北朝鲜—‘乌尔杜—秋—气黑’

南朝鲜—‘杜尔杜—克万—乌姆’

墨西哥（尤其是印度移民）—‘多那里—那格瓦里’

雅库特—‘得得—得得得’

中国北方地区—‘操—操—担—金’

中国南方地区—‘得—伊—呛—呛’

印度—‘布哈伊—格霍什’

格鲁吉亚—‘勾巴—擦坡’

以色列—‘达基—巴兹—布别尔—布姆’

英国—‘克里克—啊—克里克（英格兰—‘格构陷克—啊—格构陷克’）’

爱尔兰—‘布拉—布拉—布拉’

阿根廷……”

安德烈把目光移到这一页的最下面。在列举了这么一大串之后，下面有一句简短的结束语：

“不过，最好听、最亲切、最温柔的车轮声是俄罗斯的‘那里—那里’。这声音似乎指向远处一抹明亮的朝霞。它在那里，在那里，无比美丽……”

有人在敲门。安德烈下意识地抓住锁头的把手，差点从马桶上掉下来。

“快了吧？”走廊里有人问道。

“马上。”安德烈说着，把报纸揉成乱糟糟的一团。

“那里—那里”车轮在潮湿肮脏的地板下不断地敲击着—“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

旁边车厢发生了拥堵，这里正在举行葬礼。送葬队伍从旁边经过。人群移动得很慢，停在原地待了老半天。

“巴达索夫死了。”旁边有人说道。

安德烈前面站着一个活泼的小女孩，头上戴着脏兮兮的蝴蝶结。小女孩用拳头敲着玻璃看向窗外，有时则向站在旁边的母亲回过头来，那位母亲穿着土耳其式运动服。

“妈妈，”她突然问道，“那里是什么？”

“那里是哪里？”妈妈问。

“那里。”女孩说着，用拳头指了指窗户。

“那里—那里，”母亲咧开嘴笑了。

“谁住在那里？”

“动物。”母亲说。

“还有谁在那里？”

“那里还有上帝和灵魂，”妈妈说道，“可是谁也没在那里见过他们。”

“那里有人住吗？”女孩问。

“没有，”妈妈答道，“人不住在那里，人在那里坐火车。”

“哪里更好呢？”女孩问道，“坐火车还是在那里？”

“不知道，”妈妈说，“我没去过那里。”

“我想去那里。”女孩说着，用手指敲了敲窗玻璃。

“别急，”母亲难过地叹了口气，“会去的。”

醉醺醺的列车员终于控制住了杯托。尸体啪地一声撞在地上，弹了一下，沿着斜坡向下滑去。随后飞出去的有一个枕头、一块毛巾、两个红色花圈和一个大理石镇纸。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是个名人。

“我想去那儿—儿，”女孩哼起了自编的小曲儿，“那里—那里，那里—那里……”

母亲拉住她的胳膊，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向送葬人群的方向点了点头。当她发现安德烈看着小女孩的时候，立刻朝他抬起眼睛，微微皱起眉头，好像在请他体会了不起的亚历山大·切尔涅茨基经历过的鼎盛时期，以便从那里向令人感动的童真宽容一笑。

“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安德烈对女人说道，“也许我也想去那里。”

“这是什么意思，”女人问道，“难道想去当雪人吗？”

安德烈想起来，一年前他看见餐厅窗外的雪地上有一串脚印，很明显是皮鞋留下来的。这些脚印延伸了几十米，之后突然中断，好像那个留下脚印的人融化在了空气中。

5

桌上亮着灯，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正在喝晚茶。他小心地把用华夫格毛巾缠着的杯子举到唇边，一个劲地吹气，嘴唇发出响亮的吧嗒声。他喝茶时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嫌恶之情，就像在亲吻一位早已不爱的女人，却又不忍心忽视她、伤她的心。

“应该审判他们，”他突然说道，“我跟你说吧，应该审判这些恶棍。”

“审判谁？”安德烈问道。他躺在自己的位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活着的小黑点在爬。

“所有人。”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压低了嗓门，“整个车组人员，从列车长开始。你瞧瞧这都什么事啊。勺子没了，大家习惯了。好吧，现在杯托又没了，杯托哪儿去了，啊？你告诉我杯托哪儿去了？”

“被人偷了，应该是这样。”安德烈说。

“那么小偷是谁？”彼得·谢尔盖耶维奇用恰茨基的声调喊道（恰茨基在法姆索夫的车厢连廊里又一次揭发成功时，就是这么叫的）。“现在不只是小偷的问题了。以前这叫偷窃，知道现在叫什么吗？贩卖祖国，没错。”

“得了吧，”安德烈说，“你又不是在杯托里出生的，也没生在勺子里。”

“没错，可是你以为我可怜你那些勺子吗？我可怜那些小姑娘，那么纯洁，像蓝眼睛的小燕子一样，她们在卧铺车厢里把自己卖给这些败类，明白吗？”

安德烈没吱声。

“偷窃太可耻了，”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道，逐渐平静下来，“他们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掌权。”

“不偷的情况，从来没发生过，”安德烈说，“现在至少不把活人扔出窗外了。”

有人使劲敲着包厢紧锁着的房门。

“谁？”安德烈问。

“安德烈，是我，”门外的声音叫道，“快开门！”

是格里沙的声音。安德烈跳起来打开门，格里沙溜了进来，随手把门锁上。他满脸是血，西服破了好几个地方。安德烈发现，他翻领上那个翅膀状的交通部徽章没有了，原来的位置上裂开了一个扯破的洞。

“出什么事了？”他问，让格里沙坐在沙发上。

“被人打了，”格里沙说，“我从餐厅往外走，就我一个人。快到家了，这时候，你能想到吗？就在车厢之间的过道里。来了四个人，两个在前两个在后，其中一个狗杂种，拿一把削尖了的勺子。”

“抢走得多吗？”

“挺多的。”他说，“别提了，今天是跟伊万结算的日子，全都抢走了。这帮混蛋、书呆子。”

安德烈用瓶子里的水打湿华夫格毛巾，递给格里沙。

“怎么回事，”他问，“你没及时付款吗？”

“跟这没关系，”格里沙把毛巾贴在颧骨上，“这些流氓。他们不知道打的是谁。明天我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

“也许有人指使吧？”

“瞧你说的，”格里沙说，“除了伊万，没人知道这事。而他没理由这么做。告诉你吧，就是一帮流氓。”

此前一直礼貌地将脸藏在报纸后面的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这时探出头来说道：

“看着吧，安德烈，看着吧。你说现在不往窗外扔人了吗？我看应该扔，就像以前那样，捆住手脚，头朝下扔到枕木上。当众扔下去。到那时候，茶也甜了，走廊里也消停了，也没人敢动你的朋友了。”

“您就不怕把您自己也扔出去吗？”安德烈问。

“干嘛扔我？我一辈子老老实实地干活。你去包厢里看看，有一半车门都是我这双手安装的。不管谁当权，我都有用。”

“车门？”格里沙来了精神，“对不起，您叫什么名字？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幸会幸会。我叫格里高利·斯特鲁宾，‘蓝色车厢’联合公司经理。”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握住他伸过来的手，笑了笑，整理了一下衣领。

“请原谅我这个样子，”格里沙说道，咧开残破的嘴巴，斜眼瞅了瞅自己那不成样子的翻领，“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正好想在车门方面征求一下专家的意见。当然啦，不能白干，都按合同走。”

“哦，要是我能胜任的话。”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道。

“请问，门锁真的是用镍做的吗？”

“不，”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道，“跟您说吧，只是表面镀镍，锁头本身就……”

“听着，格里沙，”安德烈说，“你们在这儿谈着，我去走廊里转转，看看有没有人在那儿等你，以防万一。”

他随手关上房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安德烈来到走廊尽头，朝连廊里看了看。连廊里没人，车厢另一头也没人。他回到自己包厢门口，听见格里沙慷慨激昂的说话声和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支支吾吾的笑声。他在门口站了几秒钟，随即向车厢远处走去，在墙上的一个玻璃口袋旁停下，从里面拿出一本没见过的小册子。封面上有作者的照片，是个大胡子男人，很像暴瘦之后显得更睿智、更清醒的尼采。小册子叫做《印度铁路旅行指南》，缺了大约一半的书页，被人从订书钉上撕掉了。安德烈在连廊前面一个光线良好的空地停住，将一只脚放在垃圾筒的三角形盖子上，用肩膀抵住窗户，读了起来。

《圣什利·巴瓦夫谢纳胡给了我建议，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几乎立刻就出现了。我记得，我这辈子最喜欢久久地站在走廊里敞开的窗户旁，把一只脚放在垃圾筒的三角形盖子上，支着胳膊肘儿，看着从墙边飞驰而过的热带丛林。有时候得把肩膀靠在玻璃上，给去连廊的人让路。每到这时我就想起来，自己正站在疾驰于印度境内的列车窗边，而其余的时间，我甚至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谁发生了什么事。

亲爱的读者，您有没有发现，当你久久地看着这个世界、忘了自己的时候，就只剩下所你所看到的东西：低矮茂密的大麻灌木丛（为此，值得让火车放慢速度，将专门的棍子从旁边的窗口伸出去采摘）、把铁路跟世界其它部分隔开的、藤蔓缠绕的一排排棕榈树、偶尔出现的一条河或者带有殖民风格的桥，或者用一根钢制起落杆保护起来的空旷的道路。这时候我会去哪儿？而当没人看着它们的时候，这些树和起落杆又会去哪儿？

可是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重要的是另外一件事。最大限度地接近幸福，尽管我还无法能确定幸福是什么。我常常从窗边和意识的边缘回过头来（因为不可能不这样）发现刚才的我又不见了，有的只是窗外的世界和某种美好的、无法理解的东西，以及绝对不需要任何‘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只存在了几秒钟，却取代了一大堆平凡的思想，其中一个思想就像火车头一样，拖着身后的其它东西，将它们遮蔽起来，并用‘我’这个词来称呼自己。远处又传来大象洪亮的呼唤声，大概是一头白象。幸福与否……》

“嗨！”

安德烈抬起眼睛。格里沙站在面前。

“怎么样？看见谁了吗？”

“没有，”安德烈回答，“你还是再待半小时吧，以防万一。”

“不啦，”格里沙说，“我得走了。你的邻居挺有用。我跟他约好明天早晨见面，再见吧。”

“再见。”

格里沙消失在连廊门后。安德烈合上小册子，塞进口袋，朝自己的包厢走去。

大约五分钟后，灯已经熄了。他正在努力让自己在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打呼噜之前睡着，突然后者咳了一声，说道：

“嗨，安德烈。为什么这个格里高利管你叫神秘主义者？他在开玩笑吗？”

“对，”安德烈说，“当然是开玩笑。没有比他更神秘的人了。”

4

像平常一样，安德烈又被广播声吵醒了。无影无形的男中音正在朗诵一首诗：

雨水模糊了彼得堡的天空，

军列车队不知要开往何处。

士兵和首长排得一望无际，

把一辆辆车厢全都拥堵……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还在打呼噜，安德烈看了看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的确被雨水给模糊了，细密的雨点敲打着窗户。

有人敲门。

“请进，请进。”

列车员端着茶水走进来，把杯子放在桌上，收起一张百元钞票，随手把门关上。镀镍锁头发出咔嚓的响声。

听见这个声音，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惊醒了。奇怪的是，他没有像平常那样翻过身去，冲着墙再睡一两个小时，而是像弹簧一样，腾地支起胳膊肘儿，看了看安德烈，眼神很是疯狂。

“您今天又打呼噜了。”安德烈说。

“是吗？你吹哨没？”

“吹了。”安德烈答道。

“现在几点了？”彼得·谢尔盖耶维奇问。

“九点半。”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骂了一句娘，腾地站起来，急忙开始梳头。他睡觉的时候穿着外衣，领带还系在脖子上。

“您着急忙慌地要去哪儿？”安德烈问。

“有事。”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把一个破旧的皮夹子夹在腋下，冲进走廊。安德烈差不多有三年没见过这个皮夹子了。

安德烈转过身子对着墙，闭上眼睛。广播里的诗读完了，正在播广告。安德烈把音量旋扭逆时针转到头，可是里面的声音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每个人，每个人都应该相信美好，”童声合唱道，“蓝色车厢在前进，在前进。”“‘蓝色车厢’公司，”女播音员激动地说道，“我们的火车真的很快。”

这是格里沙的广告。广播里有什么东西吱地响了一声，一个快活的男声说起了广告词：“‘殴打’牌香烟，抽一口，好极了。”一阵长长的停顿之后，“早间影院”节目终于开始了。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日本导演黑泽明的影片《电车狂》。”主持人鼻音很重，“这部影片拍摄于1970年，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在看不见的车轮声下》。老实说，片名本身就是对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声音的日式模仿。好啦，请闭上眼睛，想象您一大早身处在战后一辆日本列车的包厢中。车门噼啪作响，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在走廊里进进出出。透过不久前因打仗烧黑了的玻璃，著名的日本太阳光芒闪烁。突然人群中出现了第一主人公，车厢里的人都管他叫‘电车狂人’。原来这位年轻人把自己当成了一辆看不见的小火车（日本叫‘电车’）的司机，开着它在现实的车厢中来回跑动。确实立意独特，耐人寻味……”

安德烈站起来，开始迅速地穿衣服。他穿上夹克，把所有纽扣紧紧系好，从上层隔板上拿起黑色眼镜和鸭舌帽，将一副手套和从床垫子下掏出来的一小块木楔子装进口袋。穿衣服的时候，广播里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不过，当他在门旁呆立片刻，思忖着是否带齐了所有东西的时候，又听见了那殷勤的、鼻音很重的声音：

“应该说，片中人物所做的事，有充分理由认为是重要的、正当的，这些事包括小型批发生意、忍受饥饿的长期折磨、偷窃、生孩子等等。那么通过把这些人的生活跟‘电车狂人’的行为加以对照（他在车厢的走廊里跑前跑后，模仿独存于他意识之中的一个小型火车的车轮声，并大叫：‘捷斯嘎—贱’！ 捷斯嘎—贱！）黑泽明想表现的似乎是，社会中每个这样的人其实也在他们各自虚构的小‘电车’的真正车厢中前行。不过，黑泽明并没有指出他所表现的这种无处可逃的世界出路在哪里。那让人害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下面……”

走廊里的广播不响了。安德烈的好运来得相当快。向东走过两个连廊，就已经来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车厢内。从气味上判断，这里刚刚洒过蟑螂药，乘客全都紧闭房门，避免闻到杀虫剂的味道。安德烈迅速地在积尘的长条地毯上走过，在列车员包厢门口附近站住。一名列车员正哼着小曲儿，弯着腰在巨大的金属洗手池里清洗空啤酒罐（旁边车厢的人把这些啤酒罐涂上民族风格的图案后卖到西方）。等到列车员转过身子的功夫儿，安德烈从门口溜过去，进了厕所。他关上门，把楔子塞在房门和锁杆之间，又用手掌在上面按了按。这么一来就算有钥匙，列车员也不能从外面打开房门。

窗户很快就打开了。安德烈朝打开的缝隙看了一眼，旁边车厢的窗户都关着。他戴上手套、帽子和眼镜，翻过身背对着窗户，反手抓住窗框上沿，用一只脚抵住墙上的硬铝把手，弓起身子，小心地慢慢将身子探出窗外。

他早就能闭着眼睛重复所有的动作了，但每次还是会有几秒钟感觉不自在。在餐厅连廊处出售的通灵术书籍里，这一过程描写得很模糊、很神秘，很多地方让人看不懂。显然写书的人对他们讲述的事情一无所知。对这件事最委婉的表述是“死亡仪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这跟那些被扔出窗外、抛到枕木上的死者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样，不过，这显然是两者唯一相似的地方，虽然这种做法也很冒险。至于说潜意识之下的极度恐惧，解决之道就只有保持清醒和幽默感了。安德烈提醒自己，干脆爬到车顶去。

窗户上有一条凹形导水槽。安德烈抓住水槽边沿儿，将身体向上伸。现在他已经坐在了窗沿上，但两腿还挂在车里。列车前进方向的远处，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绿色灌丛。他加快了爬行的速度，免得被技条抽到。几秒钟后，他已经来到有棱的车顶上了。车顶很宽，上面的黄色涂料已经脱落，生锈的通风口长满了蘑菇。他站起来，环顾四周。

远远望去，有几个人站在西面的车顶上，但是从这里看不清他们的脸。安德烈从几节车厢的连接处跃过，发现有个地方凹了下去。他认识这地方，下面是可汗的包厢。他跺了跺脚。

大约五分钟后可汗出来了。他穿着带防风帽的粗布外套，戴着跟安德烈一模一样的眼镜。他们默默地朝西走，一路小跑着跳过过道胶皮接头上面的空隙。

很快，餐厅油滑的车顶和连廊边检车厢就落在了后面。这时站在前面的人开始向他们挥手示意。安德烈认出了几个人，也挥了挥手回应。总的来说，他谁也不认识。他和可汗在上面遇到的这些人仅限于友好的手势交流。他们从一个一动不动的老人身边走过。老人穿着肮脏的棉袄，戴一顶旧军帽，像平时一样，以土耳其人的姿势坐在车顶中央，吸着长烟杆，烟杆上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烟锅（这么大的风，不知道他是怎么点着火的）。

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一伙穿深灰色长袍的人，这些人的脸全都藏在防风帽下，因此看不出他们的性别，也看不出他们的年龄。他们围成一个圈儿，正在钻研一个难懂的几何图形。那个图形用煤笔画在车顶上，跟先前一样是个圆形，连着几条对称线，线条像断开的星星。安德烈想起来，去年还有前年，他们也做着同样的事。真不明白他们花这么长时间盯着这个简单的图形到底是为了什么。

总的来说，安德烈对他在车顶遇见的这些人之所以爬上来是否真的有某种特定的目的表示怀疑。他自己就从来没有什么目的，也不期待这些闲逛会有什么收获。不错，他跟可汗就是在这儿认识的。那一次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在这里，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跟别人说话。但是过了一两天，当他们在走廊里遇见时，认出了对方。后来可汗说，爬上车顶不仅没用，而且多半还很有害，因为在那里，人们离开列车的可能性只会变得更小。不过人们还是不断地爬上来，只是为了暂时远离令人忧心的生死之地。列车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车厢的长龙在视野中几次蜿蜒，从两侧直达地平线，但火车头毕竟是存在的，这一点除了从车厢内部可以看出种种玄机之外，还有两条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头顶上半米长的粗铜电线，还有不知从什么地方偶尔传来的轻轻的长鸣。

安德烈觉得可汗在拽他的袖子，便向他指着的方向看去。旁边的车顶有一群特别古怪的人，一共有四个。他们打扮得很像音乐家，身上的拉丁美洲服装十分夸张。紧接着，安德烈看见了他们手中的乐器，才知道他们的确是音乐家。因为车轮的声音太大，所以听不见乐声，但是显然这支小型乐队表现得十分卖力。那个吹长笛的人激动得差点儿就蹲在地上了，而几个吉它手也一脸疯狂，好像他们拿着的不是吉它，而是步枪，正在向厄斯可巴本人所在的装甲车厢发起进攻。安德烈继续向前望去。一个背着宽沿草帽的怪人正站在靠近车厢边缘的危险区域手舞足蹈，似乎想让自己暖和过来。无论是这个人，还是那些音乐家，安德烈此前都没在这里见过。

列车向一条河或者一个湖泊的窄小支流驶去（湖面上横着一座奇怪的桥）。桥的护栏很低，勉强与车顶平齐。安德烈想，这些护栏应该很容易跨跃，正当他脑子里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个头戴细绳草帽的人突然用力蹬离车顶，离开列车，朝桥栏上空飞去。

有那么几秒钟，安德烈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之后他趴下来，爬到车厢边上，探出身子想看个究竟。桥下的河水几乎纹丝未动，水面上荡起一层层波圈，中央的一顶草帽像巨大的睡莲一样摇曳着。长长的几秒钟之后，水面上出现一颗黑色的人头。这人朝岸边游去，消失在杂草丛生的路基里。

安德烈站起来，看了看可汗。可汗满意地摇着头，从嘴唇的动作来看，他在说着什么。周围的人都向消失的河水方向看去，就连那些穿长袍的怪人（通常他们从不关心别人的事）此时也站在那里，惊惶不安地向神秘未知的东方看去。只有戴帽子的老人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他常坐的位置上，向远处吐出依稀可辨的缕缕轻烟。不知道他是什么也没看见，还是看见了别的什么。音乐家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安德烈用目光搜寻着，发现几个小小的身影正从一节车厢跳到另一节车厢，已经向西走得很远了。

3

“喜欢吗？”安东问。“说实话。”

“什么？”

“新系列。”安东说着，朝桌子点点头。

“为什么叫系列？”安德烈不明白，“它们全都一个样。”

“这是概念问题，”安东说，“它们都编了号，像石印画一样。”

安德烈坐在椅子边上，看着安东手里的啤酒罐。安东轻轻地哼着小调，用一只小刷子在上面比划着，脖子不自然地弯曲，免得让颜料把胡子弄脏。但是胡子上还是有几块小白点，好像早生的白发。几只已经画好的罐子放在桌上，所有罐子上的图画都一样：画的是车厢的过道，一些面颊绯红、戴着盾形头巾的少女和身穿红色衬衫的黄发少年拿着茶杯在过道里行走，这些人的脸全都像动物的奶子。安德烈知道这些画意有所指，甚至还引用了古米廖夫的话来强调这一寓意，因为他们脸上都吊着长长的牛乳，还喷出一股股乳汁，画面下方用斯拉夫花体字写着：

司机，请把火车停下，

现在就停。

“怎么样？”安东又问了一句。

“我觉得挺好，”安德烈说，“就是太社会化了。总觉得很像‘我的百威先生’。”

“我不明白，”安东说，“为什么不管我画什么，大家都把它跟‘百威’相比？”

“我随便说说罢了，”安德烈说，“这东西的确很有创意。”

安东对面是她的妻子奥莉加。她用一小块皮子擦着啤酒罐表面，腿上盖着被子，因为包厢的房门从合页上拆走了，地风很大。在房门的位置上又挂了一床被子，这床被子没有垂到地面，因此能看见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皮鞋和拖鞋。安德烈抬起眼睛看着变了形的合页，摇了摇头。

“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让他们拆门呢？”他问，“要是你们不同意，谁都没权力这么做。”

“可是根本没人问我们是不是同意，”安东说，“来了就说要改装。从包厢换到卧铺去，让我们签了什么文件就完了。不说这事了。你见过咱们的人没有？”

“经常见到格里沙，”安德烈说，“他现在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发了，也就是有钱了。不久前还见过谢廖沙，他的变化很大，不抽也不喝，信了我教。”

“这又是什么？”

“是一种很唯美的宗教。他们认为，拉着咱们向前的是‘Y-3’型火车头，也叫三套马车，而我们大家正驶向光明的早晨。那些相信‘Y-3’的人会穿越末日之桥，其他人则不能。”

“是吗？”安东说，“不可思议。我从没听说过。你不会也加入我教了吧？”

“不，我没加入，”安德烈说，“我一切照旧。眼下正在读一本好书，叫《印度铁路旅行指南》，是偶然找到的。如果你想要，我过后给你拿来。”

“书里写的是什么？”安东问道，将一只啤酒罐举过头顶，仔细打量着。

“不太好说，就是写一个人坐火车在印度旅行，写他的见闻。不过我也不太清楚，他是真的在印度旅行呢，还是仅凭想象。你会喜欢的。”

“你带着那本书吗？”安东问。

“对。”安德烈说。

“读一小段好吗？我手上全是颜料。”

“读哪一段？”安德烈问。

“随便。”

“那么，”安德烈说，“就从我正在看的地方读起吧。我先简单说说此前的内容。一开始他写的是窗外的景色，然后写那些影响他站在窗边的人。写得挺长、挺烦的。”

安德烈从口袋里拿出书，打开夹好的那页，读了起来：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干什么去？难道他们从没听见车轮声，没看见窗外光秃秃的平原吗？这样的生活他们都知道，却继续在走廊里前进，从厕所走到包厢，从连廊走到餐厅，渐渐地把今天变成了又一个昨天，还认为会有那么个上帝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褒奖或者惩罚。可是，如果他们不是疯了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知道一个秘密。或者是我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别人都不了解的秘密。

也许有某种原因，让我这辈子从没像现在这样天真、这样无忧无虑地瞪着眼睛独自走在摇摇晃晃的走廊里，想着大家都在想着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任何秘密，我只是看着生活本来的样子，看得清楚明白。我永远不会把在铁轨上轰鸣的黄色棂车当成别的什么东西。我喜欢印度，所以才在印度旅行。可他们简直就是疯子，是疯狂列车上的乘客。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只听见车轮声。可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而我几乎一个人，所以什么都没有改变……”

安德烈听见了沙沙的声音。他抬起眼睛，看见安东的妻子正在穿靴子。安东在用沾满颜料的抹布擦手。

“对不起，老人家，”他说，“我们要去剧院了。你就读最后一段吧，看看结局是什么。”

安德烈犹豫了一下，翻到最后一页，读道：

“慈悲是无限的。我很清楚，当列车停下来的时候，一头白象会在黄色的门旁等着我，而我要骑着它，继续走向通往无名之地的永恒归途。”

“懂了，”安东说，“是挺有意思，可是我不想读。谢谢。”

“你不喜欢吗？”

“说不上喜不喜欢，”安东回答，“只是这事跟我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画的东西，”安德烈朝画好的罐子点了点头，“难道不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吗？让列车停下，诸多此类？还是说你不当真？没走心？”

“什么叫‘不当真，没走心’，”安东说，“你的想法太孩子气了。有生活，就有艺术，有创造。什么社会主义艺术啦、概念主义啦、现代派、后现代主义啦，我早就不把它们跟生活混为一谈了。我有妻子，很快就要有孩子了，这件事，安德烈老兄，是当真的。在那上面画什么其实无所谓，都是文化游戏罢了，仅此而已。所以我只在啤酒罐上让火车停下，也是因为我得考虑孩子，他得在这实实在在的车厢里继续前进，明白吗？”

他轻轻地踩了踩地板，用手指了指墙壁。

“安东，”安德烈说，“你什么都没听见吗？”

安东愣住了，仔细听了听。

“不，”他说，“什么也没听见。我应该听见什么？”

“那个，没什么。”

“该走了，”奥莉加说着，把挂在门上的被子往下拽。“要迟到了。”

“你们去看什么？”安德烈问。

“装甲列车116-511，”奥莉加答道，“别害怕，是先锋队朗诵的。”

“谁朗诵？”安德烈问。

“《上铺戏院》，”奥莉加说，“他们总是集体登台，而且匿名，所以到底是谁朗诵的，没人知道。告诉你一个秘密吧，那儿的布景是安东画的。跟我们一起去吗？会让你进的。”

“不啦，”安德烈说，“我还要到可汗那里去。很久没去了。”

“那么，他在那儿怎么样？”安东问，“找到自我了？”

“对，”安德烈说，“还找到很多别的东西。再见。”

“再见，给那儿的人问好。”

2

可汗包厢的房门上挂着一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挂历（上面有几只猫崽），盖住了那个熟悉的划痕。有那么一会儿安德烈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他向四下里看了看，确信没有走错，就敲了敲门。无人应答。

安德烈推开房门。包厢里很乱，是那种只有在葬礼、生孩子和搬家的时候才会有的乱。可汗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上岁数的胖女人，浮肿的脸上带着昔日的庸俗气相。岁月已经成功地将她从审美区域里赶了出来。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几只箱子和一只用围巾盖着的筐，里面飘出一股浓浓的香肠味。一个小女孩穿白袜子的脚丫从上面的搁板垂下来，随着列车的节奏轻轻晃动。

“您好，”安德烈说。

“上午好。”女人答道，抬起毫无表情的眼睛。

“可汗在哪儿？”

“没这个人。”

“他搬家了吗？”

“不知道，”她说，“也许搬家了，也许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排号进来的，他们让我们搬过来的。你去问问列车员，他知道。”

“东西呢？”安德烈问，“东西留下了吗？”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女人来了劲头，说道，“您想什么呢？什么东西？”

“别，”安德烈说，“您别认为我是来找茬的。我只是问问。”

“沙发是空的，”女人说，“搁板也是空的。我这辈子从不管别人的事。”

“明白了。”安德烈说着，转过身去，却撞在了门框上。

“您不会是安德烈吧？”女人突然问道。

“对，怎么了？”

“这儿有一封信。写着安德烈收，是哪个安德烈就不知道了，是谁留下的也不知道。也许是给您的？”

“对，”安德烈说，“给我吧。”

“放哪儿来着，”女人嘀咕着，在桌子上的一堆衣物里翻找，“这些东西已经整理了半年。生活真可怕。走廊里那么挤，太费劲了。啊哈，找到了。在这儿，真是给您的吗？您有车票吗？”

“我是无票乘客。”安德烈放肆地开了句玩笑。

女人淡淡一笑，把信封递给安德烈。

“你会把女孩子迷得团团转。”她开着玩笑说道，“好了，再没别的东西了。”

“谢谢，”安德烈说着，把信装进口袋。“十分感谢。”

“再见。”女人说。

安德烈从包厢里出来，差点撞上迎面走来的列车员，不过他什么也没问。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喝醉了，样子挺开心。摆在桌上的不是他常喝的“铁路”牌酒，而是一种昂贵的白兰地“拉左”。酒瓶棱角分明，商标是一只通红的机车炉膛，旁边有一些翻开的图纸。安德烈发现其中一张图纸上画了一个加大尺寸的门锁把手，还有几张带印章的官方文件。从上面的油点来看，这些文件包过熏肠（已经被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吃光了），散落在桌上的残渣好像被老鹰啄过似的。

“你怎么样？”

“还行，”安德烈说，“您呢？”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伸出毛茸茸的大姆指。

“明天一天我都不在，”他说，“早晨就走。晚上也不回来，你替我收一下床单好吗？”

“行，”安德烈说，“您先跟列车员打个招呼吧。怎么，已经30号了吗？”

“对，”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说，“30号了。时间过得真快，都来不及好好活一下。喝点不？”

安德烈摇摇头，把皮鞋脱掉，躺在自己的床上，脸冲着墙壁。他从口袋里拿出《印度铁路旅行指南》，里面夹着那封信。他犹豫片刻，把信放回口袋，“明天再看吧。”他想，随便翻开一页书。

“……其实，任何幸福都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对幸福的感觉，或者换句话说，有的只是感觉，没有印度，没有列车，没有窗户，有的只是感觉，其它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之所以存在只是身不由已罢了。我前思后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抛开一切，直接奔向快乐无穷的幸福呢？没错，连自己也必须抛弃，可是谁来抛弃呢？谁会得到幸福？现在谁又是不幸的？”

安德烈困了，已经无法理解书上的东西了。词和词互相重叠在一起，在眼前形成许多复杂的几何图形。他合上了书。

“安德烈老兄，” 传来彼得·谢尔盖耶维奇的声音，“你干嘛这么墨迹？把杯子拿起来。”

“我真不想喝，”安德烈说，“谢谢。”

“随便吧。”

安德烈翻身仰卧，研究了一会儿天棚上昏暗的黄色灯罩。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他说，“您想过没有，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你怎么了，”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边吃边问，“出什么事了吗？算了。告诉你吧，烦恼越想越多，没完没了。你去卧铺车厢走走吧，到了那儿心情就好了。你知道那儿有多少美女吗？那是他们的地盘，我要有钱就好了。”

“好啦。咱们要去哪儿？”

“怎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怎么，您很难说出口吗？”

“不，不难。”

“那就说说。您认为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去哪儿，去哪儿。怎么，你想再听一次吗？去哪儿，多明显的事，去废桥呗。为什么打从年轻时你就满脑子这种怪念头，安德烈老兄？”

1

这是个多云的早晨，天空灰蒙蒙的一层，很像走廊里的天棚，只是没有通风口。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已经走了，桌上放着给列车员的留言条，还有两杯凉茶。安德烈穿好衣服，从口袋里拿出那封信，马上又放了回去。他锁上门，坐在桌子上。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最受不了这样，他甚至不许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把脚放在沙发上，不过今天可以不去考虑他的感受。

安德烈从不错过在包厢窗户旁边单独度过一两个小时的机会，这跟站在走廊的窗边完全是两码事，在那里总得给经过的人让路，还得费尽心思跟周围的人盘旋。安德烈不太相信写《旅行指南》的那个印度人，他说即使在人头攒动的连廊门前也能平心静气地欣赏良辰美景。

今天不大走运。窗外好几米宽的树墙绵延不绝，通常这种植物会把视线挡住几小时，有时是几天，这时就只能看见火车和树林之间的草带，观看那些曾经从飞驰而过的“黄箭”车厢内扔出的东西。

刚开始，下面所有东西都是一片灰绿色的混合物，但是几分钟之后，当眼睛适应了的时候，就会有那么几秒种将这些人为造成的混乱与周围的风景合为一体。也许不是因为视觉上已经适应，而是在想象中已经适应。与其说他来得及辨认的是窗前掠过的东西，不如说是在周围世界的各种琐碎暗示下，推测和想象那里应该有什么。不过，那些扔在路基斜坡上的大部分物体，是很难弄错的。

最多的当然是空瓶子了。冬天它们好像亮绿色的斑点，在雪地上格外醒目，现在只能从发出的反光将它们跟小草区别开来。那些轻巧的啤酒罐被气流带动，通常会被吹到离列车不太远的地方。偶尔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物体映入眼帘，比如在一块小沼泽地上，露出了一幅新近插入泥土中的、镶着大金框的画（安德烈觉得这是杰伊涅基《未来铁路人》的标准翻版）。

在另外一个地方,大约离画作一公里远，有一只镀镍茶炊一闪而过，在扔下来的时候已经散了架。不远处有一只考究的皮箱，上面落着一只硕大的肥鸦。用过的避孕套到处都是，鲜艳夺目，不过偶尔也会把避孕套跟锁骨似的小骨头弄混。这种骨头在草地上到处都是，几乎跟瓶子的数量一样多。最多的是头骨，也许是因为对于小型啮齿动物来说它们太硬了，而大型动物又害怕走近轰鸣的黄色墙壁。有些头骨已经很旧了，历经风吹雨打，变得近乎粉白，而那些比较新鲜的，还残留着头发和部分肉块。最让安德烈觉得好笑的是，有一只头骨还戴着眼镜，镜片似乎还在。

灌木和树木上留着很多不久前举行的葬礼的痕迹，有五颜六色的毛巾、被子和枕套。它们像旗帜一样随风飘摆，迎接奋勇向前和擦肩而过的新生。安德烈想起来这句话是一个诗人说的。这个诗人后来大头朝下，从餐车的窗户跳了出去。枕头也有很多，还都是崭新的，却已经开始在这多雨的夏季里腐烂。它们的主人通常以各种姿势躺在不远的地方，很多人还在路基上还保持着端端正正的样子：双腿半曲，一只手枕在头下，另一只手顺着躯干伸展。这很容易解释。有时候列车员要按照家属的意愿用特别的方式绑住死者的四肢，好让他们在死后看着体面些。此外，这么做还跟宗教有一定的关系。

安德烈发现，路基草丛里干枯的白花越来越多，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避孕套。他想，它们只不过是退色了，可是他发现很多白花都用透明塑料包了起来，一枝枝大头向上。后来开始出现花束，再后来是花圈，都是用枯萎的白玫瑰做成的。安德烈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约两周前，电视上转播了**著名流行乐明星伊济达·沙宾格乌尔的葬礼（安德烈记得，他的真名叫阿夏·阿卡边）。报上说，举行葬礼的时候，从窗口扔出了两吨上等白玫瑰，那是死者生前的最爱。看来这些就是了。安德烈靠在窗玻璃上。

过了两三分钟，草地上的白点子更密了。这时他看见了一块大理石板，四周镶着钢铁做的斯芬克斯像。可怜的伊济达被一条金链子拴在石板上，在炎热的天气下身子已经开始肿胀。石板四周是广告，有“劳力士”“百事可乐”，还有一块小牌子，像是一个生产纯**口味菜饼公司的商标。两只小狗正在石板旁转悠。其中一只狗向列车的方向转过头来，无声地叫着。另一只狗摇着尾巴，从嘴里伸出一条又长又蓝的东西。

“世界文化”，安德烈想，“我们能够理解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天黑了，窗外的树墙中断了。一开始树木变少，树木之间出现了缝隙，后来突然出现一片田野，一条路横亘在田野上。路边有几座砖房，护窗板大敞四开，窗口黑洞洞的。远处渐渐浮现出一座美得叹为观止的白色教堂，像一只伸向天空的手臂。教堂顶上有一个斜着的十字架，但是只看得见教堂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被森林挡住了。

之后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空无一人的站台。安德烈发现站台上有个地方有一副假牙，孤零零地摞在光秃秃的混凝土地面上。假牙旁边立着一根竿子，竿子上有一个长方形空白钢板，以前这里是一块站名牌。接着，几块混凝土石板墙飞快闪过，板墙后面是一些用上了锈的铁板做成的镂空框架。随后，这一切都隐在了再次出现的茂密的树墙之后。那些相信雪人存在的人认为这些树是他们种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乘客的目光和思想窥探到他们的世界深处。

有人敲门，安德烈从桌子上跳下来。

“谁？”他问。

“阿维尔。”门后一个男低音说道，“在吗？出来吧，发床单了。”

当安德烈终于决定拆开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树墙还在窗外游动。他背对着窗口，从口袋里拿出信封，撕开封边。里面是一张有方格图案的纸，撕口很整齐，纸上用黑色钢笔工工整整地写道：

“过去，人们常常就是否存在拉着我们奔向未来的火车头而争论不休，他们总是把过去分成自己的和别人的。可是这一切都过去了。生活还在继续，而他们，你也看到了，早已消失。高处有什么呢？窗外，没有出口的建筑在汹涌的岁月中渐渐隐去。得有钥匙才行，而它就在你的手中。因为你会找到它，可是要交给谁？我们在车轮声中前进，又及，我们要走到门口。”

没有署名。安德烈又读了一遍，把信在手指间把玩了一会儿，折起来放回信封。然后他躺在自己的沙发上，熄灭枕头上方的小灯，翻身冲着墙壁。

0

窗外发生了一件怪事，是安德烈以前从未见过的怪事。火车行驶在一座低矮的栈桥上，从夜幕笼罩的城市穿过。栈桥和街道之间有一道铁栅栏。窗外有无数灯光，有街上的信号灯、楼房窗户的灯，还有汽车的探照灯。但最奇怪的是下面有人，有很多的人，都站在栈桥的栅栏旁边。当安德烈所在的窗口从旁边经过时，他们开始挥手，还高兴地喊着什么。城里似乎在过节，因为他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很高兴。

那么多目光看着自己，安德烈终于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到走廊。火车另一边的窗外还像往常一样绵延着漆黑的树链，安德烈觉得轻松了许多。走廊看起来怪怪的。地板上落着厚厚一层灰，所有包厢的门都大敞四开，可以看见里面光秃秃的沙发铁架子。安德烈先是觉得奇怪，继而又害怕起来，不过他想起来，火车上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便放了心。他还想再看一遍那封信，就从口袋里掏出对折的信封。信的内容当然还跟以前一样：

过去是一只火车头，

拉着我们奔向未来。

事实上，这过去同时也是别人的。

你背过身子前进，

看到的只是已经消失了的东西。

为了从火车上下去，

需要车票。

它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可是要把它交给谁？

安德烈一边看着这些工整的字句，一边朝自己包厢的门转过身去，把手放在门锁的手柄上。突然，他发现信纸的最下面有一条简短的附言，是用细笔写的，此前他没看见，也许正是因为这条附言写在了信纸的弯折处才没有注意到。

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他并没有站在空无一人的火车的走廊里，而是躺在自己包厢的沙发上，做着梦。他正在醒过来，但是在这刚刚清醒的飘忽不定的时刻，他刚好读到并记住了一条附言，确切地说，是记住了他梦见的那些话。在梦里，这些话另有一番意义，完全不能牵扯到日常世界中，但是他却及时读懂了它们的含义。

又及：一切问题就在于，我们总是踏上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已经结束的旅程。

安德烈打开枕头上方的小灯，拿出信又读了一遍。根本没有附言。他在梦中看到附言的地方只有几道不易觉察的划痕，好像有人用没水的钢笔使劲在上面划过似的。

有点不对劲儿，他睡觉的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安德烈从沙发上站起来，摇了摇头，突然发现周围一片死寂。车轮不响了。他向窗外望去。在从窗口射进来的一个正方形的亮点中，一根长着硕大的黑树叶的树枝一动也不动。火车停了。

安德烈来到走廊，这里一切照旧。灯亮着，有股烟味，可是脚下的地板完全不动。安德烈发现自己在地上走的时候，身子有点儿摇晃。列车室包厢的门开着，安德烈向里面看了看，跟列车员的目光相遇了。只见后者拿着一杯茶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旁。安德烈张开嘴，正想问问他出了什么事，可是他知道列车员看不见他。安德烈想，他正在睡觉或者陷入了某种休眠状态。这时，他的目光落在列车员手里的杯子上。杯子里悬着一块一动不动的方糖，方糖上面升起一串同样静止不动的水花。

他已经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他向列车员走去，小心地把手伸进他制服侧面的口袋中，掏出钥匙。

他来到连廊，朝门口走去，把钥匙插进圆圆的锁孔。他没用插得太深，因为多年来锁孔里早已塞满垃圾。他转了转钥匙，门吱吱嘎嘎地开了，已经硬化的烟头纷纷从门缝中掉落。安德烈本想回到包厢里取自己的东西，但是他知道沙发下面那只箱子里的东西，他已经不需要了。他踏上凸纹铁台阶的边缘，朝黑暗中看去。黑暗无边无际，悄无声息。一股暖风从黑暗中吹来，夹杂着无数陌生的气息。

安德烈跳到了路基上。他的双脚刚碰到枕木上的沙砾，身后紧缩着的空气就发出一阵咝咝的声音。又过了一秒钟，车厢连接处延伸拉长、丁当作响。火车动了，正在慢慢地启程。安德烈往旁边退了几米，看着“黄箭”。

从旁边看，它的确像一支闪着电光的箭，不知由谁开动，也不知去向何方。安德烈朝车厢出现的地方看去，又看了看它消失的方向。两边都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空无一物的黑暗。

他转过身子走开。他并未认真地想过要去哪里，但是很快，他的脚下就出现了一条柏油马路。这条路横穿过一片宽阔的田野，地平线上的天空现出一条光带，身后的车轮声渐渐地听不见了。很快，他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以前从未听见过的声音：草丛里的虫鸣声、风声和自己那静静的脚步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