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海乐府幼儿园怎么样，欧阳生哀辞原文及翻译

叶隽

欧阳翥，生物学家，1898年生，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至1934年间在柏林威廉皇家神经学研究所任研究助理。1934年秋回到中国，任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49年任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4年自杀。

在欧阳翥的一生之中，或许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他身后的诗稿编印了。作为同事和同行的陈义（1900-1974）一体承担，为欧阳翥编辑《欧阳翥诗草》，并油印了200册，这是一个初始的数字，但实际上因为当局的干预，实际上被保留下来的只有15册。所以能得到者甚少，这也就显得如今留存的本子益发得可贵了。

此书由段熙仲（1897-1987）作序，他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柳诒徵弟子，所以国学造诣颇深，有《礼经十论》、《公羊春秋三世说探源》、《鲍照五题》、《水经注》等著作。他的学生称：“段师治学范围极广，上自先秦，下迄晚清，举凡《诗经》、《楚辞》、诸子、汉赋、乐府民歌、唐宋诗词、戏剧小说等等，他均发表过见解精到的论文。而其自青年时代即用力最勤者，实为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与《仪礼》。”陈义之所以会邀请段熙仲，恐怕无非是这几个原因，一则他们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彼此熟悉；二则段氏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是懂行的专家；三则段氏亦为诗人，其诗风也自具一格，可能更易于理解作者，诗心总是相通的。果然，段熙仲为《欧阳翥诗草》作序不仅就诗论诗，而且知人论诗：“临湘欧阳铁翘，振奇人也。民十二，余来南雍始从季弟识其人。高睨大谈，类世所谓伉爽大夫者。其年，南雍不戒于火，科学馆被焚，诸弟子齿录较高，与秉农山、柳翼谋、陆志韦诸老师相向而哭，皆失声。火方炽，有冒烈焰抱图书而出入者，火光赫照中见此巨汉，则吾铁翘也，余心敬之。”

能这样论人，不仅是因为段熙仲的敏锐眼光和道德修养，其实这和学者仿佛高深的学术研究背后的内在关怀是分不开的，即便以段氏专治的专门之学而论，“《公羊传》本来就是一本与现实政治联系非常紧密的著作，段师亦非一只知钻故纸堆而于国计民生漠不关心的学究，而且段师以此稿教授于中央大学之时，正是抗日战争烽火正炽之日。段师凭着一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直良心，对汪精卫之流的媚外卖国深恶痛绝，故书中屡有借占讽今之语。”

当然，更重要的是，段熙仲本身也是一个诗人，他自己的诗词创作也是有水平的，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的作品《点绛唇》：“裂石穿云，一空依傍长松起；托根无地，不改干霄志。革命艰辛，星火燎原始。成功必，树犹如此，寸土争千里。”前面的题记是：“琅琊山松，挺生石上，亭亭耸秀，有会余心。”虽然不乏跟进的应时语言，但总体来说，还是有好诗句在内的，立意也颇佳。

陈义也是南大生物系教授，他在为欧阳翥编纂的《诗草》序文中说：“铁兄（指欧阳翥，笔者注）在科学方面，成就卓越。在柏林大学时，从名师福格脱学，对于人脑研究，论著颇多，在岛区发现叉形细胞，在横纹区发现特殊细胞结构，造诣极深，为国内有数之专家，在国际上亦负盛誉。一九三一年出席瑞士第一届国际神经学大会，初识巴甫洛夫教授。铁兄对黄种人被人轻视，最为痛恨。当时欧洲学者谓黄种人脑有猴沟，曲如新月，近乎猩猩，进化不若白人高等。铁兄为辩其诬蔑，乃遍游英、法、德、荷诸国，搜集证据，从其研究，得出结论：所谓猴沟不仅黄种人有，白种人亦不例外。一九三四年夏，第一届国际神经学会在伦敦开会，铁兄闻帝国主义学者香港大学人类学教授施尔石将出席论黄种人脑，藉以贬损中国人，不由义愤填膺，置母绝症于不顾，争先参加该会，为祖国学术辩白，以其证据确凿而驳倒对方谬论。其爱国热情之高，以至于此，实可称具有热血之中华健儿也。”相比较段熙仲以文学手笔凸显欧阳翥高大威猛的“英雄豪气”，陈义则更在意用科学笔法陈述欧阳翥的学术贡献，当然这其中都不乏对欧阳翥人品高贵的欣赏之情。

1965年9月3日，胡先骕致函戴蕃瑶，谈及欧阳翥诗集，请为写《忏庵丛话》而搜集一些川人材料。同时他也致函给了吴宓，根据吴宓1965年10月10日日记：“晚8：00访瑨，出示骕九月三日函，述生物学家陈义，编印亡友《欧阳翥诗集》成，当局有令，悉予焚毁，仅许留十五部云。瑨谓，欧阳君，解放前后，任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1951阴历元旦投胭脂井自杀。骕现著《忏庵笔谈》（实即诗话），托瑨代搜蜀中赵熙、李思纯、庞俊、郭延（并其名亦不知）、黄稚荃之诗及其生平事迹，而不求之于《学衡》与《吴宓诗集》。吁，怪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义为欧阳翥诗集的编印可谓是费尽心力，而且是承担了很大的后果和责任，在那样风雨欲来的大环境下，他可以说是为友尽义的有古仁人君子之风骨者。

陈义不过一生物学者，作为一个科学家，但他却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些诗稿的编印对于纪念亡友的极为重要的文化史价值。或许，对于那代人来说，肉身以殉和精神不灭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民国时代梁济、王国维的自戕，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例子。根据朱元春提供的信息，朱偰曾应陈义之邀为欧阳翥的诗集作校勘，但为了方便起见却不作序留下文字痕迹。陈义在“文革”中因此事受到冲击，“为此挨整了”，但我想陈义应该并不为此感到愧悔，因为他所做的，绝不仅是为一个老朋友收集遗稿而已，更是为中国现代知识精英之花果飘零留下一份精神史上的见证！对于陈义其人，有这么一段评价：

陈义由于出身贫寒，培养了他艰苦奋斗、助人为乐、事业至上的良好品德。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刻苦。常说：“只要老时衣食无忧，即无他求”，“人救我，我救人”、当他有所积蓄后，即把许多钱都用在捐赠、资助他人上学、兴办奖学金等事业上。抗日战争前夕，他在家乡举办过以纪念其母周氏夫人的“清贫奖学金”。先后资助过16位青年就学，他还将当时的法币100万元捐献给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作为基金。凡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只要有困难向他求助，他都乐意解囊。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常说：“处处要节约，节约是美德，不能过于讲究吃穿，即使条件许可，也不可铺张浪费。”人们都十分敬佩他助人为乐而又严于律己的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见出陈义其人的品格和风骨，这也正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就是为什么在欧阳翥身后他可以挺身而出，所谓“孤怀卓荦殉道真”，在那个时代，本就是需要殉道者的。对于一个知识人来说，他最可宝贵的可能就是其“文字遗产”了，陈义所做的事情，乃是为欧阳翥“精神续命”，大凡一种文化衰颓之际，必有精英个体作为此文化载体而殉之，然身虽亡而其精神可以不灭，思想可以传承，这是文化承续可以代代相继的原因。但其精神思想的传承又不是空洞的，必须借助文字载体而行之，所以像陈义这样的助推手意义就极为重要了。

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是那代人的教育和知识背景，譬如陈义就曾留学**，1932年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学系研究院学习，1933年又转林穴（Woodshole）海滨生物研究所学无脊椎动物学与胚胎学，1935年获博士学位。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外语知识，陈义通英、德、法、日、拉丁等语种（1952年开始学俄语）。在这里，我们发现欧阳翥、朱偰、陈义等有一个共同的交集，就是德语和德系知识，当然欧阳翥和朱偰更是留德挚友，欧阳翥为朱偰的《杜少陵评传》撰序：“吾友朱子伯商，多才好学士也。早岁游柏林，治经济学，举博士有声。以其余学为诗，力求近古，往往超拔有奇致。……与余过从论诗，往往契合若符节。”可以知道，在他们的相交生涯中，“论诗”应是一个常态的情形，这一点也得到朱偰的印证：“‘九一八’事变作，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占东北，柏林留学生激于义愤，组织抗日救国后援会，从事国际宣传，欧阳亦当选为委员，与余共同奔走，撰文告宣言，作演讲报告，余之识铁翘自此始。”两位异国结交之朋，此后就成了终生的挚友，“归国以后，余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铁翘则任生物系主任，常相过从。然所谈皆非所学本行，而多论文艺诗词，每谈汉魏六朝以迄唐宋诗家流派，若合符节。抗战入蜀，过从更密，余撰《杜少陵评传》，铁翘为作序；每论时局，则激昂慷慨，热泪盈眶。”

朱偰则确实为死后的欧阳翥发声并因此（还有其他原因）被打成右派，他这样回忆道：“欧阳翥先生虽已死了三年，今天谈起这件事仍令人非常痛心，他的死，南大某党员副校长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五年中，经常采取‘依靠学生，团结助教，中立讲师，打击教授，斗争系主任’的办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时为了震动某人的思想采取这一种办法是可以的，但经常以斗争地主的方法对待教授，这难道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吗？”我们可以说朱偰这番话确实是不识时务，但他确实是一个正直诚实的纯粹学人，有这种人的存在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光荣。但历史赐予他的，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在与欧阳翥相交的以上三君子中，朱偰命运最惨，因为保护城墙等绝对固执的选择，而最终被迫害致死；陈义也受到被冲击的命运，被靠边站；同样，段熙仲自然也不得免，“十年动乱期间，段师以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打入牛棚，学术研究自不必提。”这些或许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的常态，我们看看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看看杨绛的《洗澡》，就大致能体会那个时代的肃杀之气。

或许，朱偰不能忘记的，是朋友们之间的珍贵友情，譬如当初的出游。1943年，仍在抗战时代，朱偰与徐梵澄、欧阳翥、陈康同游磐溪，朱偰1943年5月8日日记：“午后渡江游磐溪，登最高峰，四面青山拥翠耸黛，嘉陵江似一温柔女子款款西来，风光之佳，超乎文辞之外。小憩亭中，凉风习习而来，分韵得‘游’、‘庄’二字。”5月16日日记：“梵澄来访，铁翘（欧阳翥）、忠寰（陈康）随至，各出分韵诗，梵澄系古风二首，铁翘系五言律六首，皆甚有工力。余七律二首。”这两首诗如下：

剑南为客动经秋，又作嘉陵烂漫游。蔼蔼春山回望合，依依江水向人流。烽烟乔木归无计，瘴疠炎方未可留。最是子规啼不住，一声归去一声愁。

春归何事濯沧浪，一涧潺滠到草堂。匹练悬空千仞瀑，落英满地百花庄。啼残杜宇声何切，劫后铜驼意转长。寂寂河山归未得，白云深处且徜徉。

欧阳翥、徐梵澄古文修养的底子都是很好的，想来都有佳作，陈康则修习古希腊哲学，国学根基略弱，所以此处朱偰未提及。但无论如何，那代人在家国患难的情境下仍如常生活、出游、吟诗，表现出中华文化身当忧患之际的从容与淡定，以及凤凰涅槃之后的浴血而重生，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各阶层的共同勠力之下，乃有文化建国与民族战争的胜利。此处子规啼血的意象再次出现，可见朱偰对此心念甚深，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是也。而这种日常诗意是需要与报国豪情联系在一起才更能体会那代精英的风骨和气度的，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朱偰与父亲朱希祖合作的那首《万里长城歌》：

君不见，长城万里气吞胡，秦皇汉武逞雄图。但使长城名不灭，大汉天声终不绝。横大漠，凌海隅，天马西来大宛诛，乐浪为郡匈奴墟。只今辽海头，黑水澌急流，荒城照落日，白骨无人收。胡马南来牧，饮马黄河曲。长城不能限马足，黄河难洗燕云辱。朱旗殷北斗，齐向长城口，高唱出塞歌，痛饮黄龙酒。曾见秦时月，曾见汉时关，曾见上将宣威鸡鹿塞，曾见前军踏破贺兰山。大汉之魂归乎来，万里长城安在哉！大汉之魂归乎来，万里长城安在哉！

此诗在电台里配乐播送，豪情万丈，对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很有激励作用。欧阳翥在抗战时也写诗，有一首很有名的《夜雨》：“夜气冥冥翳太青，清窗听雨独伤情。梦痕带泪回童辇，歌调凝弦断玉筝。咽到中宵应有恨，敲残旧苑已无声。离离原上多禾麦，都为苍生望太平。”应该说，无论是描绘长城万里、秦皇汉武，还是呼唤大汉之魂，为苍生祈诉太平，都表现出那代知识精英的胸襟和情怀，是文化心魄的最佳呈现！先贤已矣，但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却是中国文化通向复兴之途的必经之途，无论是忧患、艰巨还是苦难，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而一部区区的油印本《欧阳翥诗草》的编印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朋友们的君子之交，在陈义、段熙仲和朱偰的身上，表现出对欧阳翥的殷殷之情，绝非今人的虚与委蛇所能比，这种在困境下显示出的友谊，真地堪比高山流水之音！当然，我要说，还不仅是“患难平生有高谊”，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历五千载，生生不息而存立于世的一个重要原由，那就是仁人君子重“高义”的品格，或谓“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杜甫《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或称“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曹植《美女篇》）。这种高义不仅存在于“疾风知劲草”的忧患时刻，其实也更深种于平凡岁月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欧阳翥诗草》固然铭刻着“患难平生有高谊”的诚挚，更意味着中国文化与精神命脉的薪尽火传！

文中照片承朱元春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