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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伍尔夫故居客厅里的松石绿,与室外花园的绿连在一起,人好像站在湖中的软沙之上,被浅浪推移。 (郭俏/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

伍尔夫靠敏感的神经和丰富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期最优质的清谈,与自己的时代建立了广阔的联系。去寻访伍尔夫的足迹,她性格中明艳、犀利、充满力量的一面,也许可以扶稳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

路口

搬来瑞士的乡间已有9年,诗与远方早被时间风干。远方从一个点,变成了有长度的直线。又掐指一算,已然中年,真够吓人。中年是个节点,意义和存在感的问题凸显。这里的人警告你说:要是女的情绪阴晴不定,要是男的老琢磨买他年轻时喜欢的跑车,那可能是因为:中年危机了。

我也来到了一个奇怪的路口。身体里的城市细胞开始疯狂反扑。我想念大城市的夜店、车流、新鲜八卦。总之,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我现在需要另外一种打开方式了。

那天想到这个的时候,屏幕正放着电影《时时刻刻》。狂躁发作的伍尔夫再次从小镇出走,来到火车站。伦纳德随后追来。伍尔夫茫然地对他说:“我们回伦敦去吧,待在这里我快死了。”伦纳德这次没有让步:“我没记错的话,原本是伦敦把你逼得情绪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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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时时刻刻》里,由妮可·基德曼饰演伍尔夫,并因此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被伍尔夫真正抓住,还因为前不久在网上认识的设计师安吉拉。她一发出伍尔夫在乡间住所的照片,我就马上开始查机票了。会客厅整面墙迷人的松石绿;家具、壁炉都画上了自由自在的颜色;暖黄色的灯罩上画着轻盈的羽毛,处处提示着伍尔夫敏感性格的另一面:明艳、犀利、充满力量。

她和布鲁斯伯里团体曾经在伦敦开了一扇奇异的窗。谁也不能定义她们。她们混乱,她们抽烟,她们拆掉了婚姻的规则而选择“重置”关系,她们点着蜡烛讨论人类和社会,直到半夜还在桌椅间不紧不慢地奉上茶点。

她靠敏感的神经和丰富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期最优质的清谈,与自己的时代建立了广阔的联系。她不停地失去,又不停地重建。而抵抗背后,随便一个注脚都使人摧毁:战争、躁郁症、衰老、关系实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年轻到年老的很多张照片上,却看不出迷茫,反而放射出一种“英国女子所具有的平稳的光束”。

是的,我要去看她。

故居

到伦敦的第二天,我就出城前往南部的Monk’s House。坐火车到了雷威斯车站后,时间尚早,于是决定放弃一小时一趟的公车,走另一条徒步路线。地图上说,只要从小镇中心走到乌斯河边,就可以沿河向下游方向,一直走到村旁的桥下。

桥下遇上一个叫苏珊的大婶,她说她家就住在Monk’s House的下一个路口,可以载我。在车上,她一边安抚狂吠的狗,一边说:“那栋房子听说很漂亮,你值得去看看。”我惊奇苏珊大婶竟然没去过,她说街坊住着,反而没有特别的兴趣。我问她了解伍尔夫和布鲁斯伯里团体吗,她如是说:“哦,他们那些人,关系好复杂。但那的确是挺有意思的生活,当然,前提是你也得来自伍尔夫那样的上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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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乌斯河徒步去Monks House, 顶着旷野上的阴云,风很大,作者称“简直是我一个人的荒原”。 (郭俏/图)

我很快就站在有绿墙的客厅里了。客厅低矮,棕色的地砖,木条屋顶几乎就在眼睛上方。伍尔夫夫妇最初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原本非常简陋,没热水,没浴室,就算按照布鲁斯伯里主张质朴随意的标准,也是极不舒服的。E.M.福斯特曾来此留宿,因为难敌寒冷,他干脆点火烧着了一条裤子,以便在“舒适的炉子”旁取暖。屋子后来经过了多次整修,比如《普通读者》和《达洛维夫人》的版税,就分别支付了两个新式抽水马桶。

让人挪不开眼睛的,是四面墙壁的绿。它几乎时髦得过分,像少女的裙子舒展在风里,就算在阴沉的天气,也分外明媚。那绿还一直奔涌到室外,与草坪和树叶相连,人站在流动的绿中,就好像站在湖中的软沙之上,被浅浪推移。屋子里到处是姐姐瓦妮萨的影子,她画的花瓶和杯子,水罐和灯罩。在卧室壁炉的瓷砖上,她还画上了戈德雷维海岸的灯塔和帆船,以便伍尔夫随时会想起,童年时全家在圣艾夫斯海滩度假时宁静的夏天。

童年时的伍尔夫,已经遭遇了大家庭幽深处的恐惧。同父异母哥哥的性侵和语言暴力,把她不断推向姐姐身边。她的一生,需要太多来自姐姐的亲吻和拥抱,“她们有着姐妹之间所能拥有的最大程度的亲近”。在客厅的桌子和椅背上作画的,是姐姐的伴侣——画家邓肯。客厅不算大,随处都有跳跃的色块和线条,洋溢着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之后的坦荡和无畏。椅子的扶手在色彩间努力伸出,弯了个迷人的弧度。雨伞和球具都放在门后,好像这家人刚刚出了门,傍晚就会回来一样。

这间屋子很快成了布鲁斯伯里团体离开伦敦之后的中心。客厅的椅子上,曾经坐着她们姐妹永远的座上客——举止风雅的艺术评论家弗莱。与弗莱的智识对谈以及结伴出游,是伍尔夫生活中快乐的源泉。椅子上还有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诗人艾略特,他曾偕同他那偏执狂的妻子薇薇安到访一次。他们站在草地上的那张合影实在入戏:艾略特与伍尔夫站在一起谈笑风生,穿着白色塔夫绸连衣裙的薇薇安,像个警惕的孩子,低头与他们分开站着,绷紧的脸埋在帽子的阴影里。照片呈现的正是他们那可怕而闹剧般的婚姻。

伍尔夫作品里不少人物的原型,就在访客当中。比如《达洛维夫人》就被认为是以莫瑞尔夫人为原型而写。这位美艳出众的贵族夫人,被伍尔夫称作“布鲁斯伯里的妖妇”,她不但有过多位知名的恋人,如哲学家罗素,同时也是伍尔夫交往多年的密友。后来布鲁斯伯里团体的很多生活场景,也通过她的日记重现。

伦纳德的肖像则挂在餐厅窗边,瘦削而暗淡,一如他沉默的存在,但“他是她生活的锚”。伦纳德专心园艺,他确保屋子里始终有开花的盆栽——双海棠、大岩桐和百合,是花开得正艳时,从加热的暖房买来的。伦纳德和邓肯一样,都是个谜。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透过松石绿的客厅窗户凝望繁花盛开的花园。 (郭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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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除了鲜花,还有雕塑,带着秩序的美。 (郭俏/图)

繁花

安吉拉在网上说得没错。伍尔夫的花园实在美得超出了想象。一踏进园中,就有千百种芬芳迎面而来,花叶的搭配舒缓而淡雅,带着秩序的美。我临时查到了欧石南、接骨木花、大叶菊,但这一院子的花,简直需要一本花木大全才能应付。伍尔夫常常在苹果树下散步,抬头就看见教堂灰色的尖顶。这里如今由“国民信托”照管,我猜这个组织里肯定有不少优秀的园艺师。

园中另有一栋独立的方形屋子,窗玻璃反着光,那就是伍尔夫的写作间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屋子”,“随时有关上锁上的自由”。她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可以看到窗外流动的四季,“自然这种荒凉和野蛮的状态仿佛直接出自中世纪”,正因为“所有英格兰的元素全都凑在一起了”,所以买下屋子那天,她就说“这里要作为我们永远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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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的写作间——“一个人的屋子”。 (郭俏/图)

有记载,1929年前后,伍尔夫因为太喜爱法国南部的阳光和Cassis小镇的景色,而打算过搬离阴沉的英国。在从英国运来了部分家具之后,还是搁浅了这个计划。原因是她始终说不惯法语,这对于病态般强调语言精准的她,是绕不过去的困窘。而她住在Monk’s House的早晨,则一边洗澡,一边大声读出昨夜新写的句子,借着浴室里的回声,甄别每一个字句是否组合恰当。

没有访客的时候,她会傍晚去敲伦纳德那小小的办公间,问一句:老兄你在吗?他们一起花很多时间在草地上玩板球。在伍尔夫病情加重的时候,伦纳德要一次次送她到楼上的卧室,监督她喝完镇定用的牛奶药方。

安吉拉一直在网上跟进我的行程。她说过去两年间,她朝圣般地去过Monk’s House至少五次,每次站在那里都灵感迸发,“谁都无法拒绝那片绿墙,还有园中的色彩搭配,你想不出有那么多天造地设的可能性。”这使她不断在室内设计时进行大胆的尝试。她最喜欢黄昏时从伦敦开车过来,那时游人离去,她可以坐在园中的椅子上,看人走之后的冷清,看院子慢慢恢复自己的体温,“我今年新买了相机,几乎拍下了每一种花的特写。”我嫉妒她!

就在不远处的乌斯河,我要小心翼翼按住想注视它的愿望。直到后来我读到一本书,一个叫奥莉维亚的英国姑娘写了一本《沿河行》。迷恋水流的她,偶然来到这个河段,想探索伍尔夫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于水和河岸的意象。她沿河独自步行42英里,从气象、土层甚至水草世界的变迁中,找到它沉入河底的历史。迷失的意义一段段浮现,人与时间被放回到历史的暗潮中悄悄地归位。此后她反复来此地漫步,游泳,再回到现实中,一次次扶稳摇摇欲坠的生活。

雾都

从乡间回伦敦,一路在头脑里编织着伍尔夫的小电影。很奇特,一下火车,街上刺耳的警笛声和疾走的人群都蒸发了,伦敦的另一层里衬神秘地打开。伍尔夫成了引路者,带你去找她认识的伦敦。

海德公园门22号,就是伍尔夫家的原址。白色楼身,房屋高瘦,小小的门廊里铺着黑白相间的地砖,外墙的蓝色圆板上写着这家的三个名人:父亲史蒂芬和两个女儿的名字。伍尔夫就降生在这个拥挤的大家庭中。家中有父母,以及他们各自从前一段婚姻带来的小孩,加上伍尔夫姐弟,共有8个孩子以及7个仆人。

这里和圣艾夫斯海滩一起,是伍尔夫的童年和一切故事的开端。13岁那年,在这里,母亲去世,她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崩溃。从此生活里就穿插着一次次不可控制的崩溃。圣艾夫斯后来被她长久定格在《到灯塔去》里。而这里,父亲去世那年,她们姐弟搬走,没再回来。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伍尔夫童年时常与姐弟们去家门口的海德公园玩耍。从公园南门进来一路散步,就会看见这个镀金的纪念碑,是维多利亚女王为纪念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而建。 (郭俏/图)

不得不说,真正要读懂伍尔夫是举步维艰的。她的父亲莱斯里·史蒂芬爵士,是出身于剑桥的学者和传记家。童年的伍尔夫就在大书房里开始了阅读。她的阅读系统而广泛,她还以希腊语阅读古希腊罗马文学原著。以《奥兰多》举例,要想弄明白她作品里遍布的词条、隐喻和意象,几乎要倒逼你回读一遍英国文学史。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她的短篇和书信日记,那里有她四下伸出的敏感的触角。

伍尔夫的大量作品发表在35岁以后。那是一战前后,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被推到眼前。工业发展迅猛,街上塞满了汽车,飞机出现在城市上空,淑女们能独自出门了。新鲜的嗅觉和感知让她迅速摸到了城市的骨骼。她去看牛津街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她去看码头上卸货的船只,她绕着路去买铅笔,她遥望现代办公楼里“父兄们谋生的地方”,她仔细听傍晚街道上房门相继落锁的声音。与艾略特看到工业化带来使人惊悚的同质化面孔不同,伍尔夫表现的是有点儿张爱玲式的接纳: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

胡兰成表达过对张爱玲作品的一种小景仰:爱玲与阳台外的全上海即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叫一声都会来到房里似的。读伍尔夫的短文,就有这样喜见了伦敦真身的乐趣。她于1931年给《好管家》杂志写过《伦敦风景》系列随笔。里面写她探访名人故居,尤其俏皮。她来到历史学家卡莱尔夫妇居住过的切恩街5号,一眼看穿这对神仙佳偶的真实生活有多艰辛——这里没有自来水。想要在他们的锡制浴缸里洗个热水澡,女仆就得吃尽苦头,从井里打水,烧开,再从地下室提着水桶爬上三段楼梯。伺候这对最刺儿头的夫妇,女仆的双脚早把楼梯踩得面目全非。神经质的卡莱尔太太,除了咳嗽,就是起来后不停地擦拭、清洗、捉臭虫,与女仆大打口水战。伍尔夫写道:“与其说这里是个寓所,不如说是个战场。”有趣的是,后来的房产经纪人说:只要这栋寓所能装上浴盆、自来水等现代设施,他们的争吵就能减少一半。而伍尔夫认为,如果卡莱尔有热水可用,如果他太太没有臭虫可捉,他们的故事就不会那么不拘一格了。

在《达洛维夫人》里,伍尔夫毫不客气地把伦敦当成了舞台剧的背景,让达洛维夫人不慌不忙地在里面转场:女人从年轻来到了中年,颓然发觉自己得“在中午脱去华丽的衣服”;地面有汽车和不看路乱闯的行人;晚宴仍需要鲜花、金银器、丝绸礼服。伍尔夫说自己是局外人,而她的眼神随便一撩,就把失落中年的本质看个透,“人类既没有善心,也没有信念,有的只能是增加眼前快乐的东西”。

2019年对伦敦来说,最“腥风血雨”的事件当然是脱欧大战。顶着谜一样金发的鲍里斯,操伦敦高知口音登场,正在厮杀英伦三岛的未来。在考文特花园的Balthazar餐厅,一对爱尔兰夫妇在餐桌边飞快地讨论时局。仰头看着屏幕,我忽然想,若布鲁斯伯里团体仍在,直播一场他们的辩论秀,那肯定是人仰马翻的交手。

历史的天气曾经坏得更离谱。1940年间,站在坍塌街头的伍尔夫,眼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炮弹炸毁,来不及辩论,内心已堆满了倾城的瓦砾。

我后来看了下时间表。Monk’s House购于1919年,但起初那些年是用来过节和消暑的。后来战事紧张,她才在最后几年滞留乡间。从时间维度上,她不但没有真正离开过伦敦,反而是与这座城市一起走到了尽量远。事实上,战争期间,每个伦敦人都没法拥有自己的城市吧。

香气

我住的是西区一间公寓酒店。我猜屋子的女主人是个对香氛极敏感的人。洗浴间里的毛巾、香皂、浴液都有各自细致的香味,能让人想到亚马逊雨林、希腊小岛上的橄榄树、烈日下的鼠尾草。在这游丝般的香气里,我读完了伍尔夫文字极讲究的《奥兰多》。

维塔,是伍尔夫故事里另一个主角。她留胡须、穿男装、喜欢牵狗,来自声名显赫的贵族之家。这部想象力驰骋到天际的《奥兰多》正是为她而写。里面大量的宫廷花园的细节,在位于肯特郡的诺尔城堡都能找到,那曾是维塔家族的领地。伍尔夫在书里探讨了男女在同一身体里的对立和模糊,也探讨了文学和时代精神的相爱相杀。她将此书的手稿赠予维塔。维塔的后人说:这本书,是他见过的世上最长最美的情书。

屋子的香气实在太配《奥兰多》。某个时刻,它和《奥兰多》中的天色缠绕在一起,在空气里搭出一条小径。那小径带你在焦虑的年龄折返,穿过沙沙作响的小树林,来到一个宽敞的地方。你忽然认出你童年时的秋千,和夕阳里邻居小孩们的笑声。你能感觉到,肌肉和骨骼正从身体里一寸一寸地长出。

时至今日,诗歌已经不是伟大时代秘密的交流,文学也被敲成碎片,在手指头划过电子屏幕时,见缝插针地闪过。“阅读”都成了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如果伍尔夫隔窗看到了今天,恐怕也不会惊奇,她可能镇定地翻到《奥兰多》那一页:就在我们对人类的交流失去信心之时,谷仓与大树、粮垛与马车的随意搭配,会给我们一个如此完美的象征,象征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追求。

重返

我的英语老师卡米拉,在苏黎世教了几年书以后回到了英国,“原来的工作是好的,但那里时刻提醒你是个外来者”。

到她家时,书架上摆着大开本的《荒原》,我笑出声来。马上想到艾略特这个古怪的小青年,先是获得伍尔夫的赏识,在她的霍加斯出版社推出了这部使他声名鹊起的大作。随后竟然没打招呼,他就把再版权交给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费伯与费伯出版社,伍尔夫忍不住在日记中揶揄他“卑鄙”。

“你担心脱欧以后的情形吗?”我问卡米拉。

“每个人都看到了经济危机的乌云。可毕竟我回到了家乡。生活反正要重建。”

我最后去了Daunt Books书店,墙上的拱形彩釉大窗美得惊心。店主听我说完伍尔夫,抽身上了二楼,取下一本《波西米亚者》。他说书的作者弗吉尼亚“拥有这个家庭及团体的大量一手资料”,她是瓦妮萨的孙女,也做过BBC的研究员。书里以词条的方式详细梳理了1900年到1930间波西米亚者们的观念和生活,是了解那个时期生活体验的极好补充。

中年的出走:到伦敦去寻伍尔夫

伦敦的DauntBooks旅行书店,位于一座爱德华时期的老建筑内,被称为伦敦最美的书店之一。 (郭俏/图)

我在回家路上就预订了明年6月的行程。我要在伍尔夫最津津乐道的季节,回到河边的堤坝上,重新吹一次原野上的风。《沿河行》的作者在书中引用波兰诗人琴斯洛·米沃什的句子:伤心欲绝时,我们就重返某处河岸。是的,重返,是我认为中年旅行最稳重而诗意的形式。

郭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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