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大跃进时期人口数量）

1958-1978年，新中国经济经历了第二、三、四、五次波动，贯穿其中的是要“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要“经济发展优先”，本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进行回顾（共3855字，阅读需15分钟）。

1958-1978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先后经历“大跃进”（1958-1960）、国民经济调整（1961-1965）、“文化大革命”（1966-1876）、国民经济前进和徘徊（1976-1978）几个阶段，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充满了曲折。

在这曲折20年中，经济总量和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防工业、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多是靠高投入、牺牲消费换来的，存在不少的问题。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不同阶段不同年份起伏非常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波动背后是政策延续性不够，这个给整体经济平稳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958到1978，我国经济制度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虽然能够推进经济建设发展，加快工业化步伐，但造成了微观经济活力不够和经济低效运行。

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国家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和1970年国家进行了两次调整改革，用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一刀切现象严重，地方和企业僵化严重，活力不够的问题。

但由于权力下放过快，加上当时高素质经营人才队伍缺乏，造成了经济混乱，之后又不得不对下放的权力进行上收，重新走上管理过于死板的僵化道路，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

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平衡中稳步前进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三个主体与补充，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

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

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上述提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是一个突破。

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

但在前期“发展快速”“制度优势”的鼓舞下，加上当时领导人迫切希望实现工业强国的民族情绪下，发动群众运动，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促进经济跃进发展，解决当时沿海内地、城市乡村、工人农民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工业上全民“大办钢铁”、农业上“浮夸风”、各行业“共产风”为标志，“大跃进”将中国直接带入了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财政金融上加强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等；商业上恢复多种成分的商业渠道，调整购销政策，重新建立集中统一的物资流通管理体制等。这是一次集中与下放经济管理权力相结合，明晰各级责权利的有限度的调整。

这次调整很快取得成效。1966年，农业在总产值中比重由1960年的21.8％提高到35.9％，粮食、棉花总产量分别比1960年增长49.1％和119.8％，主要农产品的全国人均消费量分别恢复或超过了1958年水平。

轻、重工业产值比重，由1960年的33.4∶66.6变为1966年的49∶51，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状况有所改善，效益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

1962年国家财政开始实现结余，随后在这期间还清了苏联债务，到1966年，财政结余达到17.1亿元，实现了财政收支状况的根本好转。

通货膨胀基本得到制止，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从1963年开始，分别以5.9％、3.7％、2.7％和0.3％的比例下降。

以原子弹试验成功、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等为标志，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就在人们希望能进一步大干一场的时候，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摧毁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结构，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1967、1968两年，很能说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是多么可怕。

1967年的经济效益是：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为39元，1968年再跌22元。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直线下滑。1968年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未能编制出来。

1969年，从中共九大开始了恢复经济的努力，但随着政策的几度起落，经济发展处于极不稳定的波动状态。

1972年，中国改变了以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修复和**关系，并从西方引入大量的成套设备，这就是“四三计划”。

伴随着政治经济波动的是，当时人口高速增长。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在1960年和1961年底，出现了负增长。1962年以后，中国出现空前的补偿性生育高潮，1963年达到峰顶，全国人口生育率高达43.6%，其后一直居高不下。

1973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到1978年人口生育率下降到13.53%。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1957年的64653万，增加到了96259万，2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近50%。

人民收入增长放缓，生活水平改善不够。由于人口增加，同时国家资源向重工业倾斜，人均消费增长不大，许多生活消费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1975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大抓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经济形势一度改观，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达11.9％但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风波再起，中国经济再次跌落。

1976年，“四人帮”被捕，纠正了部分极左错误，中国经济有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环境，有了1977年和1978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性增长。

1978这一年，国民收入总额比1976年增长19.4％；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相抵略有盈余，扭转了1974—1976年连续3年赤字。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平均工资由1976年的605元增加到644元；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由1976年的人均63元增加到74元；商店货架上的商品也日渐多了起来。

这两年的经济高增长率，实际上是“十年动乱”恢复性增长，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低下的经济效益并没有改变。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创造的利润，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企业管理和流通领域的混乱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1958到1978年间，新中国经济走过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波动周期，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发展优先”的争论。

而从1978年到1990年，进入改革开放前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共识，但怎么发展、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成为了新的争论焦点，在这个过程中，讨论最多的成为“姓资姓社”。在这个期间，中国经济将经历第六、第七、第八次波动周期。

预告：下一篇章，1978-1990年看改革开放前期经济的发展，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一起重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