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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如何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叙事模式？

原文作者｜王靖宇

摘编｜徐悦东
《中国叙事》，浦安迪编，吴文权译，行思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左传》书影

《左传》的三种亚情节类型，对后世的叙事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国大夫子产

《左传》中包含旅程的情节仅有一例，但非常有名，即鲁僖公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前637—前636）间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的流亡之路。该情节与传记颇有类似之处，也仅涉及一个主人公。当然，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此处主人公不得不颠沛流离，浪迹诸国。因此，令人感兴趣的不仅是主人公本人，还有他流亡中的所见所遇。由此可见，行动与冒险的因素亦成为关注的重点。再者，各类事件似乎不再是随意地摆放一处，即使显得松散，也是由流亡过程串联起来的。

《东周列国·春秋篇》吴王夫差剧照

人物刻画指的是作者对人物的塑造或描写。《左传》常常通过对话、行为及其他人物的评价来刻画人物，后世大多数作品也沿袭了这些技法。《左传》的作者极少直言人物类型。而且，虽然间或描绘人物服饰，却从不直接描述他们的体貌特征，这与后世作品有所不同。

再者，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在西方司空见惯，后世中国叙事作品中也常有应用，但在《左传》中，几乎看不到这种方式的任何踪迹，其原因将于下节讨论。我所见的唯一例外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方式。暴君晋灵公对忠臣赵盾的反复劝谏忍无可忍，便差遣鉏麑于某日清晨前去行刺。然而，鉏麑到得赵府，看到赵盾规矩而恭敬地做着上朝伴君的准备，心中颇感触动，于是如来时一般悄然退出，感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言罢，以头触槐树而死。可即便如此，我们也可推断，此番言辞鉏麑是朗声道出的，因此给旁人听了去。

《左传》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视角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

故事是讲述出来的。作者选择叙述者，通过他的眼睛与意识来讲述故事。然而，叙述者的选择，对作者希望传达给听众或读者的意义或文学效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引出了叙事艺术中的视角问题。该叙事元素在现代小说批评、尤其是英美小说批评中备受关注。某些批评家甚至断言，叙事方法的全部，就是对视角的操控。帕西· 卢博克说，“小说技艺中，整个复杂精细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受制于视角问题，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问题。”同样地， 罗伯特· 斯科尔斯与罗伯特·凯洛格认为，视角不仅是叙事艺术的精髓，也是其独特之处，“诗歌及戏剧文学不具备这个元素”。

广义上讲，在叙事文学中，我们可以区分两种视角。方便起见，可简单地称为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第一人称的“我”又可分为目击者“我”（纯粹观察或报道其所见、所闻、所读者）与全程参与情节的“我”。与此类似，第三人称叙述者既可以只传递其所知的情况，又可以是真正上帝般的存在，对故事中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与至为私密的情感了如指掌。

作为中国文学最早的叙事文本之一，《左传》为仅是记录者的叙述者提供了最佳例证。全书中他无所不在，摆出第三人称目击者的姿态，向读者汇报所见所闻，而自身却置于所报道的事件之外。即便是主动提出自己的判断，多番点评人物或事件，其局外人的姿态亦未有所改变。（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将那些以“君子曰”开头的段落视作后人的添写，那么《左传》叙述者的这类介入相对而言是比较罕见的。）

至于唯有全知叙述者才可获知的信息，他极少涉及。我们在前文中已注意到，《左传》没有对人物心理的直接刻画，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们听得到看得见他人的言行，可缺乏全知之能的我们，又如何能窥得他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呢？这一总体上客观冷静的方式，进一步反映在该书直白、客观、不动声色的写作风格当中。例如，周襄王使宰孔赐齐桓公祭祀之肉（胙），后者领赏时四个前后相继的不同动作，即下得台来、向使者行礼、再次登台、接收祭祀之肉， 原文仅用下、拜、登、受四个汉字来表达。作者在叙述中去除非必要语汇的能力令人钦服。纵观全书，形容词极为少见，副词更是寥寥无几，由此形成冷峻、不事雕琢的原始活力于一体的总体效果，在中国文学中独树一帜。

《东周列国·春秋篇》郑庄公剧照

在《左传》其他围绕郑庄公的篇章里，可以进一步看到，很可能就作者本意而言，他不是个邪恶的人物。在那些篇章里，他为人正派，明辨是非，为成为一位开明君主做出了坚定的努力。例如，鲁隐公十年（前713），鲁、齐、郑联合攻打违抗周天子的宋国。郑庄公攻取宋国城池两座，但并未据为己有，而是移交给鲁国，因为鲁隐公的地位要高于自己。这样的大度行为显然令作者大为震动，他用“君子谓”的方式发出了如下的赞美：“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即便这段评论为后人所添加，一个“阴险、毒辣、虚伪”的暴君也根本做不出郑庄公这等义举。

《左传》对春秋时代给出自己的版本和理解

对作者而言，情节之设计、人物之刻画、视角之运用只有一个目的：有效地将他的意思，或者任何想表达的东西，传达给读者。因此，于读者而言，讨论情节、人物、视角也只有一个目的：尽力挖掘作者试图传达的东西。所以，对于作者，意义总的来说是艺术创作问题，而对于读者，它首先是阐释问题。我在此处将“意义”简单地定义为文本中切实实现的作品的整体意图。

当然，要获得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意义，常常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论到叙事作品，即便是最简单的故事，至少也涉及四组关系：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与之相比，诗歌中仅有两组关系，即作者与说话者，作者与读者；戏剧中有三组，即作者与演员，演员与演员，作者与观众。）为了弄清楚作者试图用作品表达什么，就必须小心翼翼地游走于这些有时颇为复杂的关系中，这会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

上文中提到的赵盾与晋灵公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善恶冲突的情形。一边是邪恶的暴君，喜立于高台之上，以弹弓射人取乐——厨师熊掌未炖烂，则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另一边是善良、忠诚、极具良知的大臣，为使恶主重归正途，甘冒生命危险。晋灵公两次派人刺杀赵盾，但依仗他人援手，后者两次得以逃脱，皆因施救之人曾受惠于他，或感佩他为人正直。最后，晋灵公为刺客所杀，而赵盾虽因未阻止弑君行为而饱受指责，却依然继续在母国为官。

巴顿·华滋生曾有这样的结论：“（《左传》）是一本道德因果论手册，一套预言体系，它所基于的，不是数字或预兆，而是人类历史中真实可辨的各种道德模式，它们更为复杂，但又极为可信。”我虽然同意华滋生的看法，认为该书绝不仅是诸多故事与逸闻的合集，而是有某个总体原则贯穿始终，但我不会不假思索地据此认定，它是一部道德“手册”或一个预测“体系”。若是那样，作者极有可能被当作道德家，而这违背了他的本意。这也意味着，他不过是借历史来阐明某些先入的道德概念，这实际上将他变成了寓言家。

然而，《左传》肯定不是什么精心编织的寓言。上文谈到的模式并未完美到没有例外。虽然大多数阴谋家和杀人犯似乎都不得善终，但书中亦有众多无辜之人无端地惨遭迫害与杀戮，有几个颇为著名的例子，比如卫公子急和公子寿、晋公子申生、楚国大夫郤宛。再者，这本书中有大量内容纯粹可视为直截了当的历史叙事。因此，将《左传》依旧视为历史著作，很可能更接近真相，即便其是一部具有鲜明道德倾向的史书。这个模式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作者在其所讲述的事件中发现的。换言之，它代表着作者本人对历史事件意义的阐释。

“现代历史写作的突出标志是对事实的强调，这个观点已是老生常谈。其实，与之相反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只有当对事实的过分强调不再重要时，真正的历史关怀才会体现。因为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而不是草率地认为，一连串事件的排列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只有当历史不再是对政治事实的简单复述，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才可能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历史必须构建一个叙事，从而将一度孤立、却又呈现出某种关系的事件关联起来。”

很大程度上， 这似乎也是《左传》作者在书中力图做到的。坎普接着说：“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历史，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左传》作者所做的，不过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给出自己的版本和理解。

由此看来，虽然作者在书中呈现历史素材的方式似乎不够“科学”，逸闻趣事偏多， 这样似乎也并无不当。话又说回来，历史不也是在讲故事吗？ W.B.贾力在《哲学与历史理解》中写道：

在《小说元素》中，罗伯特·斯科尔斯以相近的思路提出所谓的虚构作品种类范围，分列两端的是“历史”与“幻想小说”；接下来他总结道：“如今，唯有不歪曲、不删减地记下人们一切行为的记录天使，才配叫作‘纯粹’的历史家。唯有那类以一己之想象创造一个世界的神祇，才配称为‘纯粹’的幻想家。凡人之目无法看到这范围的两端。人类记录的所有历史都成为虚构。人类的一切幻想不论如何牵强，都与真实生活有相似之处。”

情节、人物、视角、意义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有机的艺术整体

为了便于分析，我区分了四种叙事基本元素，并借《左传》逐一讨论。当然，现实情况下我们并不总能轻易区分这些元素。亨利· 詹姆斯有句话常为人引用：“除了决定情节以外，人物还能做什么？ 除了刻画人物以外， 情节还能做什么？”同样的，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可如此表述。甚至在此前的讨论中，我们便已看到这些元素之间紧密关联，若仅专注于其一，必会费些功夫。在更为成功的叙事作品，比如《左传》对许多战争场景的描写中，这些元素往往完美融合，构成动态的艺术整体。为了阐明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分析前文提到的城濮之战。

晋楚两国间发生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各封建领主间无数军事冲突中规模最大、意义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两国争端的焦点，是中国北方核心地域的实际控制权。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春秋事务的中心，但其战略地形得天独厚，加之土地肥沃，所以其数代君主皆致力于对华夏中心区域的重要事务施加更为积极的影响。

公元前643年，周皇室宗亲各诸侯国之强大盟主齐桓公去世，楚国施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其后数年中，其野心似乎即将实现。在楚国的威逼下，较小的国家如陈、蔡、许、郑一个接一个表示效忠。然而，城濮之战的失败令楚国向中原地区扩展势力范围的努力受挫，而晋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北方诸侯的新霸主，由此晋楚间形成某种力量平衡。直到春秋末期南方出现吴越两个新兴强国后，这平衡才被打破。
城濮之战

《左传》作者对此战事的重要意义自然了然于胸。因此，他使出讲故事者的浑身解数，创作出傲视同期类似作品的杰出篇章。作者处理这一复杂而重大的战事时条理清晰、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颇能代表《左传》的整体叙事风格。

与之相反，子玉的对手晋文公极为理智，乐于随时倾听部属的中肯意见，总是谨言慎行、不失法度。然而，虽然愿意征询他人意见，做事循规蹈矩，他却不是一个愚蠢软弱的统帅。当两位勇士颠颉、魏犨抗命不遵时，他将前者处斩，后者降级，清楚地展现了他的铁腕。

正因如此，他手下的将领与谋臣总的来说形成了非常和谐的群体，贤能之士皆能得到他人的衷心拥戴。此外，晋文公为人极其谨慎，对战事的结果不抱一丝乐观。在没有获得外交及道德优势之前，他不愿主动发起攻击。即便战事打响，他依旧焦虑不安，书中生动地刻画了他听到军士唱歌时的忧虑，以及临战前夜梦见楚王啃咬他脑髓的情形。因此，战斗打响后，看到晋军计划周详、有条不紊地击溃对手，我们毫无惊讶之感。

情节与人物相应地生成意义。既然晋文公为开明贤主，那场战事也以他的胜利而告终，那么读者从中汲取的道德教益便再明白不过。然而，读者未能领会该事件的重大意义也不打紧，还有作者本人呢，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放下此前客观报道者的姿态，在故事开始前阐明了晋文公必胜的原因：“出毂戎，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情节、人物、视角、意义在一篇叙事作品中融合，相互支持，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有机的艺术整体。

作者｜王靖宇

摘编｜徐悦东

编辑｜安也

导语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