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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城市家庭生活中，如下这些对动物的拟人化称呼是常见的：“猫星人”“宝贝”“毛孩子”。在称呼之外，各位“铲屎官”对与其共同居住的猫猫狗狗一般都会取一个名字，早些年有“大黄”“小白”“汤姆”，近些来则有“雪糕”“可乐”等。因此，它们其实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家庭成员。而当我们提到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时，首先想到的也自然是像这样的萌宠动物。

另一类动物则是被忽略的。这就是经济动物。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动物是远离城市生活的。它们生活在郊区或农村的农场、养殖场，再或者农家的院子，一般情况下，当它们被宰杀，从身体变为“肉”以后，才会由运输车送到城市，出现在菜市场，进入人们的冰箱，被摆上餐桌。它们没有拟人化的称呼。这也不难理解，有了名字，就容易被视为是有感知、有感情的动物。为了警惕由拟人化称呼唤起的同情共鸣之心、怜悯之心，养殖者、烹饪者，以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那样做。

当然，经济动物被当作萌宠动物带进家庭也是有的，譬如养小猪、小鸡，可这毕竟并不普遍。在关于动物的话题中，经济动物几乎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吃素还是吃荤。吃素比吃荤更道德吗？吃素是做作吗？不吃素就是没有爱心，是伪善吗？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服另一方，若是执着于某种极端观点，双方都无法展开一场理性的对话。甚至可以说，这都无关乎于逻辑和推理。

以动物书写见长的作家黄宗洁在《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中也专文探讨了经济动物。他的方法是从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出发，重现经济动物的生命处境、人们面对经济动物的道德伦理处境，持续不断地试着接近“饮食伦理”。很多事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摘编有删减，完整的论述见原书。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黄宗洁

《鲨鱼黑帮》（Shark Tale 2004）画面。

英国艺术家苏·柯伊（Sue Coe），就曾以一系列的画作表达屠宰场中的动物处境，并出版为《死肉》（Dead Meat）一书揭露屠宰场的面貌，在她的作品中，彩绘着可爱农场动物的围墙内部，是一幕幕令人不忍卒睹的画面。柯伊表示，她企图借此思考“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屠杀动物？还有更重要的，为什么这种现象被忽略，被当成常态”？“常态”二字并非夸大，若综观所有以工业化农场为主题的作品，会发现内容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最早揭开屠宰场内骇人景观的作品，应推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屠场》（The Jungle）一书，虽然辛克莱的动机主要是唤起大众对于屠宰厂内工人处境的正视，但员工的困境与动物的困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小说中如此描绘屠宰场内的状况：

人们用电击棒把牛只从那条走道赶进来。……等牛儿站在里面吼叫跟跳动时，畜栏上头会有位拿大铁锤的“敲头工”，找机会把锤子砸下去。……动物一倒下，畜栏的侧面就会抬起来，然后仍在踢脚挣扎的牛便会滑进“屠床”。……工人们活动的方式教人看了毕生难忘；他们发了狂似的拼命干活，真的像在全力狂奔一样，此种步调只有美式足球赛才能相提并论。这是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人人各司其职，一个人通常只需切下特定的两三刀，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五或二十条屠宰线，对面前的牛重复同样的动作。

由于小说中那血淋淋又污秽可怖的屠宰场景如此写实，出版后迅速唤起了读者们对黑心食品的恐慌。更惊人的事实可能是，在《屠场》出版已逾百年的此刻，该书中的若干场景非但不是历史陈迹，相反地，它们仍是世界各地屠宰场中的某种“日常”。

乔纳森·萨弗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在《吃动物》（Eating Animals）一书中，就列举了若干非营利组织暗中搜证时拍摄的影片，包括养猪场员工如何每天殴打凌虐猪只，并在其意识清楚的情况下，锯断它们的腿、剥除它们身上的皮。索尼娅·法乐琪（Sonia Faruqi）足迹遍及印尼到墨西哥各地的《农场》（Project Animal Farm）一书中，就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蛋鸡场的农夫布瑞克一面轻松地捡拾笼架间的死鸡，一面解释蛋鸡的几大死因，包括：因为无聊所以把头伸出笼外不慎卡住而吊死、工作人员把鸡放进笼子时太快放手造成翅膀或腿折断，以及生了太多蛋之后内脏外露并被其他蛋鸡啄食。愉快的语调“仿佛我们正漫步在苹果园里”。

《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 2006）剧照。

事实上，经济动物临终前“最后一里路”的对待方式，是考量经济动物福利时不可或缺的一环。除了运输途中没有水与食物的运载时间需进行规范，近年也有人道屠宰的例子，针对进入屠宰场时的曲槽走道等设施进行勘查，确保其中没有任何会惊吓到农场动物的细节。以推广人道屠宰知名的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in），就曾以她身为自闭患者的感受，同理动物与自闭患者之间在“看见细节”上的类似性。包括地上的阴影、摇晃的铁链、金属碰撞的声音、空气的嘶嘶声，都可能使动物受到惊吓而却步。过去处理这些“不听话”动物的典型方式就是拿出电击棒、殴打与吼叫，但如果能确实改善屠宰场中的细节环境，这些暴力行径根本是完全不必要的。

丹·巴柏《第三餐盘》中也有个看似相当“不切实际”的例子：结合农场、餐厅与教育中心的“石谷仓中心”里的蓝丘餐厅开幕时，某日家畜禽经理克雷格带了一只巴克夏猪（Berkshire Pig）到屠宰场，结果宰杀之后非常难吃。克雷格认为应该是因为这只猪“单独前往屠宰场的途中承受过大压力”，于是他采取了一种“迈向死亡的伙伴支持法”，让两只猪结伴同行，并且在运送的货车里放上充足的饲料以及放大的农场树林照，抵达之后宰杀其中一只，另一只则运回农场，隔周，上次那只被运回来的猪迈向自己的最后一程时，也有另一只同伴陪着它。采用这种方式之后，干涩的口感消失了。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当你在意动物的身体和生命，下一个两难的处境，就会重新回到那个无法回避的，关于吃动物本身就是动物利用的不安事实。换言之，这里所讨论的那些罪恶感、想要逃离与防卫的心理机制，必然会再次扰乱我们，“道德”背后隐含的指责意味仿佛又要进入前述的循环中：一切的道德都要推到吃素吗？不吃素的道德实践者就是伪善吗？

《小鸡快跑》（Chicken Run 2000）画面。

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吃的美德》（The Virtues of the Table）这本书，就挑战了我们对于饮食道德的简化观点。他在书中以三份虚拟的英国菜单，让读者体会到道德选择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在一月的“自由放养鸡做成的鸡肉蘑菇派。红萝卜丝。大蒜泥。加了有机凝脂奶油的反转苹果派。食材全部来自英国本土，产地多半不超过二十五英里远”、三月的“M S C（海洋管理委员会）永续认证的野生鲑鱼。公平贸易认证的有机豌豆。公平贸易认证的有机印度香米做的番红花炖饭。加了公平贸易认证的有机无花果和马斯卡朋起司的杏仁蛋糕”和九月的“剑鱼。烤奶油瓜。奶油韭葱。莓果奶酥。所有食材都来自英国本土及英国海域”这几个选择之中，哪个“最道德”呢？书中固然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佳的选择，但他的重点其实是借此强调被视为黄金三律的“当季、有机、在地”原则，有时彼此之间是会相互抵触、难以兼顾的。在各种道德价值之间，我们必须做出哪个更重要的优先决定。

换言之，所谓道德没有标准答案，并非以惫懒的“多元性”取代沟通，而是充分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价值时，几乎不存在单一、绝对的标准，如同巴吉尼的提醒：“道德立场本来就是介于全心相信和漠不关心的无止境探问。最重要的是有道德自觉，同时对我们采取的道德立场保持怀疑。”保持怀疑，才有松动的弹性与让改变发生的缝隙，也才能避免落入道德多元主义或二元对立的迷思。

因此，对于巴吉尼来说，他认为善待动物和吃动物的确可以是不矛盾的，而他选择的道德底线，是区隔痛苦和折磨（pain/suffering）的差别：“所有具备基本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都感觉得到痛苦，这一点毋庸置疑，甚至某些甲壳类动物也是。而折磨则是一段时间的痛苦，是累积加深的痛苦，需要某种程度的记忆。”他认为某些动物例如虾可能无法体会自己受到折磨，但猪可以，因此显然我们不应在饲养过程中让猪受苦，而不是不该杀猪。

无论基于动物会感受到痛苦、不应让动物承受折磨，甚至纯粹想减轻动物死前的压力，这些不同的道德底线还是指向了相同的方向，那就是，我们永远可以从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中，找到改变现状的理由。

持续不断地试着接近“饮食伦理”

沃伦·贝拉史柯（Warren Belasco）在《食物》（Food）这本书中，曾提出过一个相当简要的模型，说明食物选择的三个面向：认同（社会与个人）、便利（价格、技能以及可取得性）、责任感（对我们吃什么会有何后果的觉察），我们的每一餐，都是在这三个因素相互竞争与复杂协商影响下的结果。只是过去我们的眼光更常放在饮食如何联系情感、延续文化，以及如何以更快速、便利、平价的方式进行消费，毕竟这两个部分，都比责任更能带来食物的正面、愉悦的能量。但今时今日，或许到了应将更多注意力投注在饮食伦理的时刻了，因为那些我们熟悉的饮食与生活方式，已让环境遭受了几乎无法逆转的变化。

当气候异变与资源匮乏将成为新的日常，天空、土地、海洋以及置身其中的所有生物，都在释放着同样的讯息，那就是，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饮食是一个系统与循环，我们的任何作为都将为环境带来影响并且需要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生连锁效应。

纪录片《海豚湾》（The Cove 2009）画面。

《第三餐盘》中就举出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有些厨师有感于混获（误捕）现象的严重性（平均每一千公斤的渔获中约有四百公斤是被舍弃的），因此精心烹调这些原本将会被舍弃、卖相不佳的食材，却也非常吊诡地创造出新的需求，让原本误捕的鱼类成为大家争相食用的对象。最初期待透过推广替代性海鲜来维系海洋永续的目的，最后是否反而因此危害了这些替代性海鲜的未来？这是丹·巴柏抛出的、在真实世界中发生过的道德两难情境。类似的难题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当前述那些价值与条件相互冲突时，它们就会不断地挑战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思考经济动物的议题，从来不会是轻松的事，尤其当我们越是努力想要寻求道德上的理想，就越可能给过去熟悉的信念系统与认知模式带来新的冲击。许多以“人道经济”出发的思维，乍听之下更可能像是科幻小说中的狂想—例如只要在猪或牛身上抽取针挑般的肌肉细胞，就可以在实验室中“养”出肉来。这些产品如果让我们感到抗拒，究竟是因为它们“不自然”（但工业化农场中饲养动物的方式并没有“更自然”），还是因为我们所习惯的旧世界被颠覆了？而类似“实验室生成肉品”这样的产物毫无疑问地，也会在未来持续冲撞我们的道德观。但是无论如何，不要选择别过头去。如同巴吉尼在《吃的美德》中指出的，试着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饮食伦理的模糊地带和复杂程度，将会发现自己对知识的认知有多禁不起考验。很多事不是二选一，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道德没有绝对真理，我们只能持续不断地，试着往比较好的方向迈进。

原文/黄宗洁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