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白”（右）和“大五星”的比较

走上四川省米易县草场镇龙华村的观景台，我一眼就看到长廊上挂着“三月白”等枇杷新品种的介绍。我和祝毅娟（四川省攀枝花市农业科学院枇杷专家）就是因这个品种而相识的。4年前，我和她都受邀参加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少泉研究员主持的“特早熟优质大果白肉杂交枇杷新品种”评审会。在那场会议上，我知道了比“早钟6号”早熟半个月的“三月白”，也知道了在四川攀枝花有一个叫“米易”的早熟枇杷产区。

“这些新品种在这里表现怎么样？”我问祝毅娟。在评审会上，她就表现出强烈的引种欲望。对上市期仅次于云南蒙自的攀枝花枇杷产区来说，早熟品种更有优势。

“我觉得‘三月白’在这里的表现还可以。”跟我平常接触比较多的新品种推广者不同，祝毅娟还是秉承科技人员严谨的作风，引种、试种、谨慎推广，目前的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亩，但品质明显优于眼下正在大量上市的“大五星”。

米易枇杷的主栽品种——“大五星”

“这个品种有什么缺点？”我指着桌子上摆放的一盆果形硕大、外观端庄的“大五星”问道。

“‘大五星’的风味口感要稍微差一点，肉质也稍微粗一点，而‘早钟6号’的抗病性很差，容易发生紫斑病，还有皱果病。”祝毅娟介绍了当地两大主栽品种的缺点。

她心目中最理想的品种是耐热性好，早熟，能在圣诞节到春节期间大量上市。

“现在枇杷种植的整体效益怎么样？”一番寒暄之后，我问龙华村党总支书记杨利贵。龙华村是米易枇杷的示范村，辖区中1万亩的土地枇杷占了7成。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花花绿绿的枇杷树。

杨利贵在查看枇杷质量

“跟其它经济作物比起来，枇杷的效益应该说是最好的。”杨利贵很健谈，从本村最早的经济作物——糖蔗讲起，到1999年开始有人试种枇杷，再到政府鼓励种植，一直到2014年进入发展高峰，全村981户中枇杷种植户占了80%。“平均下来，一户人家一年能卖5万元左右，好的能卖20多万元。”

“你们家能卖30多万元？”在上观景台的路上，我看到路旁竖了一块“龙华村枇杷种植返乡优秀农民工示范户”的牌子，上面写着，示范对象：杨利贵，2004年从外务工返乡，担任村书记，种植面积8亩，产量8000公斤，年收入32万元。

“我家的牌子上写着8亩，实际上只有5亩，而且我很忙，家里只有我老婆一个人在管理，所以我的枇杷种得是最差的。”杨利贵尴尬地笑了笑，指着一旁的一位种植户说：“像他家里有五六亩枇杷，正常年份都能卖十八九万元。”

钟国成（右）和祝毅娟在田间交流枇杷种植技术

杨利贵介绍的种植户叫钟国成，1975年出生，种了十几年的枇杷，除了2013年遭遇大冻只卖了2万元之外，其他年份的收入都基本稳定，一亩地的农资成本在两三千元左右，在不计家里3个劳动力的人工成本的前提下，10万元的产值中只需要1万~2万元的生产成本。一家人一年的开支在10万元左右，买了社保，农闲的时候也会开车出门旅游，每年还能余下几万元。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

“在收入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吗？”我问钟国成。这位40多岁的农民朴实地笑了笑，“只要每年能风调雨顺、卖个十多二十万元就行了。”

“他已经很满足了。”祝毅娟说。

我不死心，继续问道：“有没有考虑过再扩大点面积？”

漫山遍野的枇杷园

“没有！如果再扩大面积成本就太大了。”钟国成举了本村一位有10亩面积的枇杷种植户，“面积一大就要请人工，卖10万元只有5万元的利润，最后的收入还是差不多。”

“50%的成本。”我若有所思，转身问杨利贵：“龙华村种枇杷规模最大的是多少面积？”

“就是10亩，那个人叫易成斌（音），最高的一年卖到32万元多，但是除去请人的成本，利润大概就18万元。”杨利贵说。

“已经不错了。其实1个人只能管2亩枇杷。”钟国成说。

农户在采摘枇杷

“那销售怎么做呢？”我再问道。既然扩大面积这条路走不通，那只能在销售上再找空间。

“今年家里的枇杷差不多都是我自己卖完的。”钟国成说：“最好的时候卖18~20元/斤，比市场价高个1~2元/斤，比如电商收购价18元/斤的时候，那我就报价20元/斤……”

杨利贵补充道：“这两年电商做得相当好，我们全村搞电商销售的有257户，成规模的、每天要发几百上千件的有30多人，这部分人除了卖自己的枇杷之外，也收购其他农户的枇杷发全国各地。所以现在年轻人都很少外出打工了，都留在村里做电商。”

正在包装发电商的农户

“现在通过电商走的量能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多少？”我好奇地问道。

“百分之七八十。”杨利贵应道。

这个占比不仅让我觉得意外，连祝毅娟也心有感叹：“前年之前还是走批发的多。”

“从你们科技人员的角度看，现在产业的瓶颈在哪里？”我问祝毅娟。

“我觉得从生产端的角度，在品质上还需要再加以提升。”祝毅娟提到她刚才与张飞宇（杰士农科云南负责人）交流中提到的土壤问题，尤其是水稻田改造而成的枇杷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板结和盐碱化问题，她希望能通过土壤改良来达到品质提升的目的。

张飞宇（左）在查看枇杷长势

不过在我眼里，在一家一户的管理模式下，能把整个园区打理成眼前这幅景象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他们也用有机肥，虽然量用得比较少，像钟国成的标准是一株3~5斤的商品有机肥，隔年再用3~4斤的油枯（菜籽饼）。考虑到成本控制的因素，站在他们的角度，我觉得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所以我问钟国成：“消费者给你们的反馈中，他们在品质方面有什么抱怨吗？”

钟国成实事求是地说：“有人反馈采生了，口感偏酸。”

杨利贵解释道：“采摘枇杷难度其实挺高了，有时候你看上去感觉这个颜色可以摘了，但是摘下来发现还是有点生，包括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施肥，消费者喜欢大果，想种大果就需要多施氮肥，氮肥施多了枇杷就不甜。”

杨利贵（左）、祝毅娟（中）和钟国成在田间交流

“我经常在想一个事情，为什么枇杷不能成为一个大众水果？现在全国枇杷种植面积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像攀枝花和蒙自这些早熟产区加起来的面积不过十几万亩，有时候还会出现销售上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枇杷比较难剥皮、可食率比较低的原因？”祝毅娟问我。

我愣了一下，作为生活在枇杷原产区的浙江人似乎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确实很少吃，嫌麻烦，不像其他水果可以大快朵颐。倒是出生在广东的张飞宇颇爱枇杷，认为枇杷全身是宝，如果能再甜一点、更容易剥皮会更受广东人喜欢。

“所以在营销方面我觉得还是欠缺的，而且也没有品牌……”祝毅娟差不多从品种到品质，再到品牌都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和期待。

碗厂村的枇杷园

“攀枝花目前最大的枇杷企业有多少面积？”我顺着她的话题想先找到品牌的载体。

“没有枇杷企业，全是一家一户的。”祝毅娟沮丧地说：“现在最大的产业瓶颈还是劳动力的问题，因为枇杷套袋和采果都很费工，所以很难大规模经营。反倒是芒果对技术的要求没这么高，也省劳动力，所以攀枝花的芒果产业要比枇杷产业做得大。”

“你们村种芒果和种枇杷哪个效益高？”我问杨利贵。

“芒果的效益干不过枇杷的。”杨利贵毫无迟疑地应道。我也刚从华坪过来，在那里了解到的芒果种植效益确实比不过眼前的枇杷。

枇杷园中的美丽民居

“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很难改变，也不需要改变。”我指着矗立在枇杷园中一幢幢类似别墅的民居对他们说：“站在农民增收的角度，枇杷这种不能做大做强的属性说不定是一种利好，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资本不敢入场，所以产业很平稳，不像这几年的柑橘和葡萄产业大起大落。”

这两年我看过很多以企业为龙头的乡村振兴案例，相比之下，我更看好眼前这种模式：一个敢担当的领导班子，一个效益稳定的龙头产业，中年人不用外出谋生，年轻人乐意守护家乡，这不正是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但是，一旦脱离了优势产区，这种模式还有复制的可能吗？

2021年3月11日